福建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城镇化的建设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福建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如何，将成为本文要考察的要点。本文以福建省2000-2012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进行实证考察，在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建设福建城镇化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  经济增长  互动效应

 

一、引言

所谓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

福建省的城镇化建设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徘徊不前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福建省经济迅猛增长，城镇化进程也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和各种产业逐渐向大中小城镇聚集，城镇化规模扩大，城镇集聚和辐射作用日益增强。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年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规律提出“诺瑟姆曲线”理论，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期，城市化率低于30%，城市化发展速度较慢；第二阶段为中期，城市化率为30%-70%，城市化快速发展；第三阶段为后期，城市化超过70%，发展放慢。而福建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建省城镇水平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1.99%，从2000-2012年，福建省的城镇化水平从41.99%上升到59.61%，俨然福建省早已进入了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使我国出口严重萎缩，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重创。因此在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城镇化战略，提高城镇化质量，将城镇化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关键。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建省也将城镇化作为重要的议题提上日程。2012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十二条措施》的文件中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并举，“产业群、港口群、城市群”联动，走出福建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努力实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超过62.5%，可见省政府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与决心，而这都源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密切联系。然而，福建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具体存在怎样的量化关系，两者的互动关系如何，目前还鲜有文章做出相关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运用计量模型，对福建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的有关城镇化建设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

二、福建省城镇发展状况分析

（一）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

福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推进和农村的非农化发展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从2000年到2012年，福建省年末常住人口从3410万人增加到3748万人，增加了338万人，涨幅9.91%。而城镇化人口也从2000年的143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2234万人，涨幅56%，可见城镇化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200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41.99%，而2012相比2000年提高了17.61个百分点，达到59.61%，并高于52.6%的同期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同时，表1也反映了从2000年到2012年，福建省的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并且差距趋于拉大。

表1  2000-2012年福建省及全国城镇化水平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2000-2012）》，2012年福建省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二）各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均衡

全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各区域城镇化进程演进的结果，但全省各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图一可看出，福建省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2012年厦门以88.70%的城镇化水平位居最高，而城镇化水平最低的龙岩仅为49.4%，两者相差39.3个点。纵观全局，闽东南的城镇密集度较高，除了漳州市和莆田市以外，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均在60%以上，而闽西北的城镇密集度较低，城镇化水平均分别在50%左右。因此，福建省的城镇化水平虽然逐步提高并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三）城市规模偏小，辐射和集聚力偏弱

从2011年城市人口规模来看，在288个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福建省仅9个，占全国的3.1%。而且从人口的分布来看，福建省的城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在全国14个人口400万以上的城市中，福建省却无一席之地。而人口在200-400万间的特大城市中，福建仅有一个，占全国的3.2%。人口在100-200万的城市也仅仅3个，占全国的3.6%；而9个地级市中，人口在50万人以下的占了4个，[①]可见福建省的大城市偏少，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其综合经济实力不强，集聚力弱，无法充分发挥城市该有的辐射作用和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

三、福建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的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12年福建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人口、年末常住总人口等数据来考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由于人均GDP能够排除人口规模的影响，比GDP总量更能够说明经济增长状况，故选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状况。鉴于福建省城镇化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仅选取2000-2012年福建省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总人口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局网站、2000-2012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2.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借鉴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AG）和城镇化率（UR）这两个指标来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而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的问题，本文分别对人均GDP（AG）和城镇化率（UR）进行对数化处理，故以LNAG代表经济增长状况，以LNUR代表城镇化水平。为此，以LNAG为因变量，LNUR为自变量，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以便进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基于Eviews6.0软件，采用ADF检验对LNAG、LNUR这两个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若ADF值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则说明该变量是平稳的，若大于5%水平的临界值，则说明变量是不平稳的，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ADF 检验结果

注: 第一列的字符D表示一阶差分；第二列的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n表示滞后项，滞后期用AIC 标准和SC标准确定。

 

由表1各变量的相伴概率可以看出，LNAG、LNUR这两变量的ADF值都大于5%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接受无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D(LnAG)、D(LNUR)的ADF值都是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说明这两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LNAG与LNU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为: LNAG～I(1)、LNUR～I(1)。鉴于人均GDP与城镇化水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故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其他的检验。

（三）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

1.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福建省人均GDP与城镇化水平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将对LNAG和LNUR这两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从检验的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平稳性的协整检验。本文主要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说明LNAG与LNUR之间的关系，若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值和最大特征值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则说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若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值和最大特征值大于5%水平的临界值，则说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表( 最优滞后期为2)

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LNAG与LNUR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

                      LNAG = 5.464758LNUR

                      标准差   (0.23636)

以上方程的回归系数5.464758表明了LNAC与LNUR的长期稳定关系，弹性系数说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经济增长将增长5.46%左右。可见，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非常显著。

2.Granger因果检验

在协整检验分析后，为进一步判定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是否互为短期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了Granger因果检验对两变量进行检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和最优的滞后期内，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具有单向因果关系，LNUR是导致LNAG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LNAG不是导致LNUR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福建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原因。

（四）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是VAR模型的重要应用，用来刻画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原理是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个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稳定过程等信息。

以上各种分析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了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受到冲击的反应状况，本文运用脉冲响应对LNUR与LNAG这两变量做进一步分析，计量分析结果如表4和图1所示。

表4  LNAG对LNUR的脉冲响应值

 

从表4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从1到第10期，城镇化的冲击对经济增长都是呈现正向的作用，而且正向冲击持续并且稳定，从第1的脉冲响应值0持续上升到第10期的0.036135，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与上述的各种检验结果一致。

同时，图1也明确表明，LNAG对自身受到冲击的反应较小且平稳，而对LNUR受冲击的反应一直上升并超过其对自身冲击的反应。也说明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正面作用。

（五）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对LNAG与LNUR两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LNAC的方差分解分析结果（%）

 

从表5可以看出，从第1期到第10期，LNAC自身的贡献率一直下降，从第1期的100%持续下降到第10期的42.98%左右；而城镇化对其影响持续上升，从第1期的0持续上升到第10期的57.02%左右。说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其本身累积效应逐渐下降，这进一步验证了以上各种检验分析的结果。

四、结论分析与对策思考

（一）结论分析

从以上各种对福建省人均GDP与城镇化水平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存在唯一的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福建省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协整方程来看，福建省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作用，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将推动经济增长5.46%左右，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显著。由此可见，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可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福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城镇化建设。

2.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福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不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存在着短期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福建省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城镇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福建经济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结果，城镇化的发展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福建农村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户籍制度、劳动力资源流动受限等原因使得经济增长对推动城镇化的拉动效应不明显。

3.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城镇化水平的正向冲击对经济增长不产生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化水平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而且这种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稳定增强，其脉冲响应值从第一期的0持续上升到第10期的0.036135，可见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将推动经济增长，且其推动力持续增强。可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成为推动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持续力量。

4.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主要来自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其对自身的反应较小。经济增长的自身累积效应持续减弱，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从第1期的0持续上升到第10期的57.02%左右，即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超过了经济增长的自身累积效应，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弱到强，最终成为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通过上述分析，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有着一定的拉动作用，但目前福建省的城镇化率依旧不高，使得城镇化的规模效应、辐射效应以及创新溢出效应等未能充分发挥，这就要求福建省继续支持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扩大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对策建议

鉴于上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我省应该走依靠优先发展城镇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将城镇化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此，本文以下将提出发展福建省城镇化的几点对策建议。

1.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提高小城镇层次。在发展福州和厦漳泉两大都市区的同时，也应积极推动小城镇向小城市发展，支持中心城市将周边密切的市、县和乡镇纳入规划管理，有序引导产业、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巩固福州、厦门、泉州这三个特大城市的经济，使之成为辐射带动力强大的城市群；发展壮大漳州、莆田、龙岩等大中城市，使其扮演好上承大城市下接小城镇的角色；加快小城镇发展，使其成为特大城市、大中城市的重要卫星城。不仅要扩大小城镇的数量，还应提高小城镇层次，培育发展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旅游名镇、工业强镇、商贸重镇等。

2.“三化”并举，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福建经济增长，必须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这“三化”并举，走出福建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依靠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推动城镇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培育地区优势的龙头产业，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形成产业集群，扩大地区产业群辐射效应。加强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融合，通过信息化调整城镇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整合和提升城镇功能，从而实现信息城镇化。坚持走福建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结合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信息化与城镇化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最终走向新型城镇化。

3.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而要实现农村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则必须深化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流转等制度的改革。一则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根据人口的变化规律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探索户籍登记制度的实行，对有稳定职业、固定住所或者具有稳定收入的农村居民准予落户城市；二则建立健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进城农民，实行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好进城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三则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动农村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规范农地流转程序，加强农地流转的监督，提高透明度。政府服务于建立科学的农地估价指标体系，合理确定流转农地的价格，保障农户的农地流转收益，推动农民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参考文献：

〔1〕蒋南平，王向南，朱琛.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启动—基于地级城市分城乡的数据[J].当代经济研究,2011(3).

〔2〕吴宏雄.我省十二条措施给力城镇化发展.福建日报.2012-10-18.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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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小刚,陈东有.江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8(8).

〔6〕刘峰.加快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的思路[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