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报告在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说构建层面，强调结合世界与中国的实践，于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思主义学术进展和政策主张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供给经济学”的研讨与发展，并主张在中国至关重要的转轨、发展的下一阶段上，以改革为核心贯彻“两创两化两减”为重点的更为侧重供给端机制创新的政策要领。
关键词：改革 新供给经济学 机制创新 理论支撑
一、引言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在世界各国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2011年人均GDP达到543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达8430美元)，列世界第84位(按PPP排世界第82位)，约为世界均值的一半(按PPP为世界的3/4)。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堪称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总供给管理方面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但是我国未来10至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它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很可能已经开始(刘世锦等，2011)。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五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步入穷途末路，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需求驱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发展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能再现。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叠加。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在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充分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经济总供给的质量上升，同时促进总供需平衡，建设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按照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以改革统领全局，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
在当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对策乏善可陈(欧美日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方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欧美等国可以考虑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机制，进而发展实体经济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而不能再寄希望于回避实施有难度的必要改革而仅依赖于无限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二、西方传统供给管理学派的核心观点及运用成效
(一)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主义曾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传统凯恩斯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为追求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中扩大需求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和失业率同步逐年递增，1980年，即里根上台前，美国通胀率达到13.5%，GDP实际增速则为-0.3%。经济学者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得以实践。
供给学派强调的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一般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期有过一段“供给学派”引人注目的实践经历，其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也并非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创需求”——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正如李嘉图所言，“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因此，从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并不在于需求，而是在于政策错误等导致供给出现了问题。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而在我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和经济追赶(即实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客观需要之下，解读和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一点，即有必要再加上政府以经济手段为主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为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或抑制因素，其中财政政策在结构导向上最为重要，同时操作工具、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成为关键，因此应该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支出的重点安排来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并掌握好社会福利提升的“度”。
(二)供给学派的影响
虽然供给学派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而言，实际上是秉承了源自以“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性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1776年《国富论》发表后亚当·斯密的智慧已深植于经济学人理念中，但随着19世纪后期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特别是“大萧条”后“凯恩斯革命”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达到了空前程度。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发展中国家“结构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的破产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长期僵化停滞，包括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才再次使“看不见的手”较充分地成为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前后，除受供给学派影响的里根经济学外，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德国科尔政府，共同创造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较辉煌时期。然而，螺旋式“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在“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再现：危机局面下“国家干预”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思路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或侧重点。
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曾经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为其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上的“区别对待”便可完全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机一来，美国调控当局却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如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和“通用”为代表的汽车行业的直接注资与救助。应当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与其实践仍是缺乏对称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中，对此当然不可不察。
(三)供给学派得失
可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并且，这一时期亦成为19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13382亿美元，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
此外，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在欧洲和日本的教训也多于经验。从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的“长期引致期”来看，也说明我们在检讨新自由主义的偏颇的同时，亦十分需要认真吸取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教训。
四、中国供给管理应以推动机制创新及结构优化作为切入点
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三十多年已在客观的孕育过程之中，主要内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命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阶段性推进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三个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富有远见地断言，“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其间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需要强调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伴随着“黄金发展”而来的“矛盾凸显”，已使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制度供给的所谓“后发劣势”有所暴露，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既得利益阻碍明显的胶着期，亦成为难度明显加大而又时不我待的改革攻坚期。
在以转轨为主题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中，必然需要有精细化的思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与政府产业政策实现机制优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可以说，这体现的已经是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中国特色”了。
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的同时，渐进改革的难度已明显上升，尚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有待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明晰，形成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在目前阶段，一系列的“两难”和“多难”式问题，以及结构优化、方式转变已被多年重视而又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等问题，固然有客观原因，但在缺乏理论指导方面的因素不容回避。没有一个以改革为核心的充分注重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就难以达成清晰、理性的配套推进思路，并凝聚社会共识。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改革能否得到真正推进，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命运。
五、从供给方入手推进改革，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风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新环境、新局面及新挑战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技术方面自我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而如今作为技术领头羊的美国通过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技术进步继续引领潮流的努力伴随着严酷的国际竞争手段，未来中国技术进步的空间仍会受到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亟需达到预期效果。人力资本方面，经过高校扩招的教育大跃进，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地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虽有积极努力，但仍任重道远。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更面临着日益老龄化的长期问题。因此，中国面临的总供给冲击将非常迫切。
同时，我们正面临“滞涨式”的潜在威胁。目前，中国可能很快迎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逐步转向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要素跨部门流动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导致非贸易品价格即服务业价格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成本推动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特征。
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刘易斯拐点”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下降。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等，2011)对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作了预测。其主要依据是其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并假定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为接近。由此得到的预测结果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目前国内的共识是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7%左右。按照这一假设，根据姚余栋、谭海鸣(2011)测算，未来要将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通货膨胀稳定在4%，初步估计，我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指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不引发显著和加速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在8%左右。
面对上述新的局面和挑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当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逐渐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升值。新的背景下，虽然通常的反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二)传统意义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我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交通通讯及服务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小幅下降。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除考虑货币因素外，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货币政策调整，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可能会和其它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胀”风险——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很明显“泡沫化”的前车之鉴。
2.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财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论”式的制约，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贾康、苏京春；2012)。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我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在完善税制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这并不一定会产生长期视野内限制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与此同时，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不突破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及早做出安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财政政策不重要，在总需求突然下降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短期措施与中长期结构优化、改革深化的衔接与协调也需要财政政策发挥“区别对待”的特定调节功能。但由于刺激政策、区别对待政策功能与作用空间具有局限性，易与政府的不适当强势干预及改革难题形成交织与纠结。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但其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财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我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借鉴拉美陷阱和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合理把握“度”，积极稳妥地掌控好可持续的渐进过程，财政政策的客观局限性在此是不可忽视的。
(三)加大调结构力度，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化解潜在“滞胀式”威胁，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
上述从中长期可预见的通胀的因素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某种“滞胀式”的潜在威胁，调控当局的操作空间正明显收窄。
由于我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宏观决策者应当适度降低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并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经济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李斌(2011)、伍戈(2011)的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仍想实现过去较高的经济增速，最终只能带来物价更高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对产出拉动的作用不大。因此，总需求刺激政策并不明智，很可能仅是出现比以往更高的物价上涨，但经济增长仍未见起色，甚至还要低于已经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6%)。一旦在某个临界点上(如7-8%)，增长率居于下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上方，中国的运行和调控将变得极其“两难”和棘手。此即中国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滞胀式”威胁。所以，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在以可持续的上行因素对冲各种下行因素之后，保持增长率居于上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下方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固，才能化解这种“滞胀式”威胁；而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势必要求以实质性的改革克服种种既得利益的可能阻碍，化解深层矛盾制约。
六、中国未来宏观经济调控需坚持以改革为依托，更多侧重于从供给端的机制创新入手
30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其制度优化进程还存在不对称的地方。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正是如此，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顺利实现向较高水平的常规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变。
根据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稳健审慎且能预调微调，避免在稳增长努力下通胀轻易抬头；但更重要的是，应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虽然在中长期内，我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老龄化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如新一轮价税财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的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为提升全面改革的可操作性，从土地制度、人口流动、公共资源配置、改善民生等重大现实问题入手，需要理论的烛照与指导，呼唤着把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融于一炉的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
七、基本政策主张：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化解“滞胀式”威胁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
如前所述，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才能化解潜在“滞胀式”威胁。而这些又需要实质性地推动配套改革。由此考虑，我们基本的政策主张可表述为：“双创双化双减”。
1.创新
面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现时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我们可以强调地说：“制度高于技术”。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今后还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并带动市场主体于2020年后保持研发投入占GDP3%左右的水平。
2.创业
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以我国人口规模，企业数量可能比现在多几倍。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升级换代的进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鼓励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3.城市化
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为51.3%，考虑到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还相当大，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所在。由于城市化意味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进城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城市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城市化也意味着强烈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但引导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发挥城市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市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各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以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化而同时推进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但在城市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
4.产业优化
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不能简单将现有传统产业淘汰到国外，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渐次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要在成为创新大国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和以股权投资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来加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成长步伐，争取弯道超车后来居上。要加快在资源能源、广电、文化、医疗、教育等垄断行业或过度垄断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引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力量，加快形成健康产业、老年护理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新兴产业群，释放出巨大的产业能量和活力。要通过
同时必须看到，政府扶植产业的效果已经在逐渐递减。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和压力分别来自收入提高后的需求结构多样化和需求结构升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全球化环境下开放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等等。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限制，使我们传统的通过政府扶持和优惠为主的产业政策手段，越来越多地受到贸易对手的关注和制约。因此，新时期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措施，应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围绕需求结构变动展开创新和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应该重点转向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体系、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结构升级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资服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品和品牌创新，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并引导教育结构更好地满足结构升级的需要；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不同产业领域的行政管制和垄断，推动产业投资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和全过程的公平竞争。
5.减税
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发展具体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6.减少行政审批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进而以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我国各级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各类寻租腐败行为，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可能再指望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而这类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个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花大力气改进企业的营商环境。国务院最近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的改革，以及广东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开展以“三打两建”为主要内容的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营商环境的努力，是一个有远见的开端，需要进一步深入。
我们认为应坚持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并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层面，以改革统领全局，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着重从供给方入手，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在上述基本考虑中，“两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两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两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试以“两创两化两减”来粗线条地、突出重点地来表达我们在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思路上所强调的基本政策主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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