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航敏/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下行压力相叠加，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冲击，短期内遭遇断崖式下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发展局面，中央果断决策，相继出台“六稳”和“六保”宏观政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责任也有能力应对疫情冲击之“危”。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外贸大省，疫情冲击影响更为严重，广东财政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聚焦“六稳”“六保”，找准矛盾关键点，激发政策叠加效应，通过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化疫情冲击之“危”为经济发展之“机”，进而促进广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六稳” “六保” 财政政策 提质增效 “危”与“机”
一、引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处于下行通道的经济发展态势相叠加，在深度全球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经济大变局。尽管我国在率先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条件下，积极组织复工复产，进一步巩固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在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关系的条件下，经济发展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局面。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降6.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低的季度增长，也是唯一的负增长。由于疫情在全球持续发酵，我国二、三季度乃至全年外贸增长压力较大，未来经济增长形势难言乐观。
新冠疫情爆发前，我国经济就已进入了下行通道。针对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和一些新问题新挑战，2018年7月中央首次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简称“六稳”）。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六稳”为2019年的重点工作，在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下，“六稳”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全球爆发并迅速传播，给世界造成巨大冲击。大部分学者、机构越来越倾向于认为2020年经济衰退会变为现实。面对严峻形势，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统称“六保”），并且将“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政策工具与体制手段，有责任也有能力落实“六稳”“六保”来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之“危”，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但“六稳”“六保”面对的是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六稳”之间，“六保”之间，以及“六稳”与“六保”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系统联系，如何认识“六稳”“六保”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找准主要矛盾和关键点，发挥财政政策的定海神针作用，至关重要。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同样受到冲击产生极大的下行压力，在自身压力加大的同时，却要加大力度对冲经济风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关系，财政如何化“危”为“机”，这是落实“六稳”“六保”过程中需要重点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东部发达省份财政在过去的财政改革发展中，往往是先行探索走在前列，同样，财政在落实“六稳”“六保”中的实践及探索经验，对其他地方而言亦具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意义。
二、从“六稳”到“六保”：内外形势变化下的财政“危”与“机”
“六稳”“六保”的相继提出并施之以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加以支撑，都有着深刻的背景，这种背景源于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化，并且对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发展之“危”，传递为财政之“危”，进而转化为财政改革发展之“机”，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六稳”的提出：应对变局中的经济发展之“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的前进过程。经济发展同样如此，整体上经济发展会呈现出上升的过程，但受到经济发展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也会出现发展变慢甚至出现短时间受到极大冲击的现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整体上实力明显增强，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随着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大，增速下降明显，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但是因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因素成长为支撑力量需要时间，在这个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危”的态势开始显现并逐渐累积。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外需和外部环境方面，世界经济整体上呈现出不景气，国际经贸摩擦对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在这种情况，我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偏离了原先正常发展的健康轨道，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进行调控，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作用会逐步扩大，危及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六稳”的决策，其目的是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并抓住与问题相关的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等经济系统要素，通过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其主要矛盾，进而抑制经济发展中“危”的因素，拉动经济系统各要素产生向好的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因此，实施“六稳”的实质就是应对经济发展显现的“危”，是瞄准经济增长稳的结果，立足于稳住经济系统各要素的增长变量实现经济稳中求进。
（二）“六稳”到“六保”：经济之“危”传递形成财政之“危”
针对经济下行态势，实施一年多的“六稳”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因素逐步得到抑制，经济系统趋稳向好。但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冲击及持续，经济下行叠加新冠疫情，经济社会发展受影响程度加深，疫情给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生产、消费、交换等经济活动大范围停滞，投资、消费、进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经济增速出现较为严重的负增长。第二，市场主体陷入生存危机。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政府部门、不少家庭尤其是大多数企业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因生产销售双降，陷入现金流危机，面临较大的破产风险。政府部门收入下降，支出上升，为保证支出导致债务增加、赤字扩大。 三是经济社会风险急剧上升。疫情的冲击使各种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极大，投资主体的预期悲观导致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企业、居民收入下降也极易传导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金融风险上升迅速。而疫情冲击下导致金融机构资产损失，并进而威胁金融稳定。疫情冲击导致进出口活动暂停，进出口均呈负增长，与国内各种影响因素叠加，加剧风险程度。此外，疫情在世界蔓延，短时间内看不到好转的趋势，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罕见的负增长、负利率、负油价、负收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在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存中，经济的“危”加深乃至恶化，严重的风险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安全和可持续性，并且这种风险靠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自身作用已经无法化解，必须由政府采取措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才能帮助市场主体度过难关。
针对经济形势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局面，为应对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巨大风险，中央及时提出了“六保”的新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于经济主体实现稳中求进，形成了“六稳”加“六保”的宏观政策框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财政，以及政府重要调控政策手段的财政政策，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但这个时候的财政状况难言乐观，与经济发展态势一样，也是正面临从收入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收支矛盾尖锐，支出结构固化，调整难度极大，而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需要增加补贴，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需要财政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需要财政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落实“六稳”“六保”所需要的财力保障和财政需要发挥的作用都是空前的，需要充分发挥财政作用对冲经济风险，但这让本就堪紧的财政压力更大，经济的“危”不可避免传递转化为财政的“危”，财政风险呈现上升态势。
（三）落实“六稳”“六保”：财政化“危”为“机”促开经济发展之新局
财政促“六稳”“六保”的实质是以财政职能作用发挥对冲经济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创新局，但落实“六稳”“六保”必然扩大财政自身风险，如果没有财政手段的创新和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财政风险过大，财政可持续发展必然出现问题，最终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需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化疫情冲击的“危”为经济发展的“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如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既能带动短期居民消费，又能提高长期消费能力；通过财政既支持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传统行业加快促进新旧动能转化，培育壮大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培育和夯实疫情后的经济增长动力；财政聚焦“新基建”等重点投资领域，加快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积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支持攻克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及充分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能等都有赖于财政政策和资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开新局需要财政的积极有为对冲经济发展之“危”，在财政本身压力较大情况下，财政政策必须提质增效，这样才能化财政之“危”为经济发展之“机”，在变局中开新局。面对多重约束条件，财政化危为机核心在政策质量上下功夫，关键在政策精准度、发力点上“提质”：一是在存量资金上做文章，加大节约力度，压缩行政运行成本，腾出资金空间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在增量财源上想办法，统筹各项资源，着力统筹资金资产资源，拓宽财力来源；三是在优化支出结构上挖潜力，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与货币政策、就业、产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政策适配度，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目标完成，以“质”换“量”，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四是在风险管理上抓重点，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依法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确保专项债融资资金的期限与项目的资金需求结构相匹配，有效防控财政金融风险；五是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向改革要动力，深化预算改革，探索零基预算，依托“数字财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财政制度效能提升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
三、地方财政落实“六稳”“六保”的实践及成效
地方政府是宏观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和落实者，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决定了地方财政在促“六稳”“六保”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
（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广东经济财政化危为机刻不容缓
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受疫情影响，抗疫期间广东各级经济财政指标下降幅度较大，形势较为严峻。从2020年一季度数据看，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GDP增速-6.7%，经济断崖式下跌，列全国倒数第五，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增速。从部分经济指标看，1-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10.1%，位列全国倒数第四；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9%，位列倒数第九。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9%，位列倒数第十五。虽然在出台的各项宏观政策作用下，各项经济指标的降幅自4月份开始收窄，但未来依然难言乐观。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综合影响，财政运行压力极大。从整体情况看，财政收入形势严峻。1-2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7.8%，同比下降15.3个百分点。1-4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3.8%，降幅有所缩小，但实现正增长依然有很大的难度；财政增支压力大。1-4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4.1%，同比下降11.9个百分点。其中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5.3%，同比下降26.9个百分点；保民生、保工资和保基层运转兜底任务重。如珠三角某市“三保”支出预算月均约17亿元，但1-2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32亿元，仅能勉强覆盖“三保”支出需求；粤西某市“三保”支出预算月均约30亿元，但1-2月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17.71亿元。截至目前，尽管各地复工复产已取得明显成效，但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和断点，未来财政收入增收难度依然较大，支出却呈刚性增长态势，经济财政形势严峻态势持续，化危为机刻不容缓。
（二）财政落实“六稳”“六保”的广东实践
“六稳”“六保”是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系统工程，落实好“六稳”“六保”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关键举措。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广东财政立足现实基础，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施策，聚焦“六稳”“六保”，推动广东经济在大变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稳就业、保就业作为财政落实“六稳”“六保”的头等大事。广东财政坚持人民至上，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支持企业吸纳就业。实施“六稳”以来，省财政每年安排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19.88亿元，重点支持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技工教育发展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为应对疫情影响，2020年省财政优化调整省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结构，对实施效果较好的政策扩围、提标。同时，发挥专项奖补资金激励作用，安排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12.42亿元，对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工资待遇补贴以及对全省盲人按摩机构予以补助，支持企业充分发挥吸纳就业主阵地作用。2020年，省财政安排9.87亿元，积极推动“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就业工程在提升劳动技能、稳岗扩就业上发挥重要作用。针对困难就业群众，广东各级财政部门加大兜底力度，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加强失业人员保障，进一步织牢就业保障网。
2.秉持均等、公平的发展理念，将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作为财政落实“六稳”“六保”的重要职责。广东财政按照均等、公平、底线原则，在疫情冲击财政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全力支持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筑牢基层“三保”保障防线。一是建立省市县“三保”工作协同机制，省级财政加大对保障压力大的困难县区转移支付力度，市级财政全面掌握所辖县区“三保”落实情况，县级财政确保及时足额落实“三保”支出；二是“全领域”夯实基层“三保”财力基础。通过财力分析、数据对比、实地核查等途径，全面摸清各地“三保”底数，通过预算安排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加大财力投入，夯实基层财力基础；三是建立“三保”库款保障机制，形成以预防为主、应对为辅、特事特办的库款应急保障机制，有效应对疫情对市县财政收支的影响；四是加强资金保障，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省财政联合民政部门及时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差水平，强化资金保障。如农村低保对象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水平今年增长10%，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提高8%。截止2020年4月底，全省临时救助支出3.32亿元，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资金7.4元，及时缓解了困难群众因疫情影响和物价上涨造成的生活困难。
3.以纾困减负、转型提质为重点，将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财政落实“六稳”“六保”的核心任务。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的“细胞”，保市场主体关系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只有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顺畅，企业才能稳定复工达产取得发展效益，经济基本盘才能稳住，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广东财政紧盯企业的纾困减负、转型提质，降税费、扩融资、促转型，全力支持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多措并举保1290.16万户市场主体”，激发经济内生活力。一是简政减税降费并举，迅速出台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最大限度争取有利于企业的地方执行口径，通过免征、延缴、缓缴、减征、降费率等多种措施，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实实在在为企业降压减负，预计2020年将为全省企业减负2578亿元。二是降低企业用能成本超82亿元。支持出台“中小企业26条”“个体工商户23条”“中小企业金融18条”等惠企措施，从降低经营成本、加大资金纾困、优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为千万市场主体加快复工复产复市提供有力支撑。如佛山市供电供水燃气部门减免费用约7亿元，惠及40多万户市场主体。三是支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短期盯住重点企业疏通产业链供应链，切实保障企业持续稳定生产；长期支持培育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稳链补链强链延链控链，计划到2025年，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年均增速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增速基本同步，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年均增速10%以上，形成更加强大、更加坚韧的产业链供应链，全面提升广东产业竞争力。
4.四联并举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与稳投资稳金融，确保粮食能源安全稳住全盘预期，支撑广东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定。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也是全国第一外贸大省，实现广东经济稳定增长就需要稳投资、稳外资和稳外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和核心，金融是否稳定高效对于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预期经济，经济主体的预期又离不开外贸、外资、投资和金融的发展态势，前者与后四者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因此稳定的预期有助于促进外贸、外资、投资和金融稳定。广东财政紧紧把握经济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规律，四联并举支持稳外贸外资、稳投资、稳金融。
一是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在稳外贸方面，抓好各项资金落实，优化支持方式用好现有财政资金，并利用好国家的各项降费、减税财政政策，推动外贸稳定发展，为广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供支撑；如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进出口稳定增长，用于落实“外贸九条”政策，对重点领域贸易推广、外贸新业态、出口信保、进口贴息、服务贸易发展、茧丝绸产业发展、国际贸易摩擦应对、广东省外经贸运行监测系统建设；落实好外资十条、实体经济十条等政策，推动广东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广东产品开拓“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和企业“走出去”。在稳外资方面，落实“外资十条”财政奖励政策，对外资新项目、增资项目和跨国总部落户给予奖励，并在研发资助、人才支持和园区建设等多个方面支持外资企业，大力促进一批高质量先进制造业项目加快注资。二是支持稳投资。按照“坚持资金跟着好项目走，兼顾各地负债情况”的总体原则分配新增债券1634亿元，突出保障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利用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积极争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1亿元人民币贷款，支持各地市应急医院建设及配套医疗设施完善、应急科研攻关、应急系统建设、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三是支持稳金融。支持以防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深化金融改革为根本目的而构建的全省性、综合性重点金融平台、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累计规模7.4亿元），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落实中央和省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加强国有金融企业基础管理工作，健全和完善出资人职责，建立省属金融企业经营考核制度。四是全力支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与藏能于地、藏能于市，确保粮食能源安全。抓好耕地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稳定粮食产能。支持科技兴农，发展智能农业，依靠现代科技应对疫情、病虫及气象灾害。落实中央关于藏能于地、藏能于市的部署安排，双管齐下保能源安全。在外贸、外资、投资和金融各项支持措施的综合作用下，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向好，经济活动的意愿明显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得到了初步巩固。
（三）广东财政落实“六稳”“六保”的初步成效
从政策实践情况看，落实“六稳”“六保”对于广东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经济活跃度提升等发挥了有力的支撑作用。经济方面，从主要经济指标看[①]，一是工业生产由减转增。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3月份为下降4.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8658.97亿元，同比下降10.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0个百分点；其中，4月当月增长3.6%，增幅比3月回升8.3个百分点，实现由负转正。1-4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292.47亿元，同比下降11.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9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1708.77亿元，下降24.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7个百分点。分行业看，1-4月份，全省有生产经营活动的39个大类行业中，1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有33个行业增速比一季度加快或降幅收窄。4月当月，有26个大类行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好转。1-4月，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9.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6.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恢复，1-4月下降2.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8.6个百分点。疫情推动相关物资制造领域投资加快，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9.4%和10.9%，增幅比一季度分别提高24.8个和27.9个百分点。先进制造业中，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12.7%，这些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货物进出口总额降幅缩小。4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5491.0亿元，同比下降4.9%，降幅比3月收窄1.0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235.7亿元，下降5.0%，降幅收窄4.4个百分点。四是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较好。分行业看，4月当月有26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其中：食品制造业增长11.3%；纺织业增长9.2%；医药制造业增长5.9%；金属制品业增长11.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5.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9.5%；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8.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6%。财政方面，收入降幅逐月收窄。1-4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8.5%，但4月份收入降幅比3月份收窄1.5个百分点，相比2月份收窄18.4个百分点。稳住经济基本盘、保民生重点支出力度大措施到位。1-4月份全省民生类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2%，基本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全省共向112万多家参保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惠及2212万人，稳就业有效落实。
四、地方财政有效落实“六稳”“六保”的经验思考
面对疫情冲击下经济财政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尽管广东财政落实“六稳”“六保”只是取得初步成效，但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广东财政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了探索创新，展现出了财政的治理智慧，总结起来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注重强化政策衔接联动，提高财政政策的协同性
在落实“六稳”“六保”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衔接联动，形成合力，避免政策之间相互掣肘，发挥好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和新基建项目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促进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适应和匹配。
（二）注重加强统筹谋划，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
注重提前研判经济财政发展态势，分析未来有利和不利条件，建立健全宏观经济和财政收支预测，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动态更新预测结果，为财政政策的出台、实施和调整提供支撑。根据预判的财政收支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量入而出”，从预算资源状况出发筹划发展规划和实施项目，要考虑预算资源约束，使需要与可能实现有机平衡，使财政政策的供给更贴近实际的需要。
（三）注重强化绩效导向，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面对财力供给紧张而财力需求旺盛的两难局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以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为手段，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重点关注疫情防控资金的使用，强化支出责任，优化支付流程，推动疫情防控资金发挥即期效益；关注市县因疫情影响导致库款保障水平偏低的问题，加强库款调度管理，制定库款应急预案，防范基层财政可能出现的财政运行风险。加强财政支出计划的指导管理，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及早发挥财政资金在支撑加快重大项目投资、促进消费方面的推动作用。
（四）注重防范财政风险，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
落实“六稳”“六保”是以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对冲经济发展风险，控制不好容易增大财政风险。对此，广东财政有着充分清醒的认识与预判，在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注重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隐患。严格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督促指导市县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对于专项债券的使用，着力在加强项目储备、优化投向结构、扩大使用范围、加快发行使用等方面不断提质增效，应坚持项目融资与收益相平衡的基本原则，确保专项债融资资金的期限与项目的资金需求结构相匹配，确保形成专项债资金借用还一体化的闭环管理，防范潜在风险。
（五）注重深化财政改革，提高政策的整体性
加快推动预算管理改革向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发展，实现预算管理的科学性、法治性和民主性，发挥财政治理效能；创新政府投融资机制，强化财政资金政策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调动资源形成合力，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继续推动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高市县财力与支出责任的匹配度，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保障能力评估机制、精准支持机制和资金使用约束机制，夯实县级“三保”基础，兜牢保障底线，从而使得上下联动，共同发力，为各项政策发挥预定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论与展望
疫情爆发以来，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按照中央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框架，地方政府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细化的落实措施，在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且这种成效还在不断累积、不断扩张。但综观世界情况，在境外，疫情仍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国内的疫情输入压力并没有减少，经济发展步入疫情爆发前的正常轨道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要全面恢复还面临着不少新挑战。因此，在落实“六稳”“六保”中，需要持续锚定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根据实践推进过程中的新形势新问题，动态微调政策，发挥“六保”的着力点作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经济实现各方面的“稳”。面对当前财政运行态势和特点，未来应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三方面的矛盾关系，更加精准施策，推动经济财政持续健康运行。
（一）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夯实财政平稳健康运行的经济基础
经济增长是财政增收的基础。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背景下，应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以稳促进，以进固稳。一方面，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促进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把有限的财政政策空间用足用好，把稳投资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兼顾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另一方面，有效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推动经济发展“质”的提升。在稳的基础上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加大创新驱动发展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民生改善奠定坚实的财源基础。
（二）处理好减与增的关系，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大规模降税降费政策在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财政减收压力。因此，要处理好减与增的关系，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最终转化为财政收入的“增”。一方面，要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措施，使政策的“减”落到实处，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提高盈利能力，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转化为未来财政收入的“增”。另一方面，从财政收支两端同时发力，通过增“收”和减“支”缓解财政紧平衡压力。在收入方面，更多挖掘国有资产资源有偿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潜力。在支出方面，落实好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各项部署，界定支出的合理保障范围、按轻重缓急原则控制支出总量的增长，以支出效果的“增”缓解收入总量的“减”之间的矛盾。
（三）处理好降与升的关系，实现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经济财政会步入速度下降而质量效益上升的发展通道，但速度下降并不必然伴随质量效益的上升。因此，应处理好“降”与“升”的关系，在速度下降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和效益。一方面，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落实好新发展理念，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确定好民生改善的合理速度。另一方面，在财政支出规模和增速受限情况下，突出“好钢用在刀刃上”，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继续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使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三者统一又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刘昆 .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EB/OL].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200216/51950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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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尚希.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要有新思维[N].中国财经报，2020-5-26.
〔4〕嘉佑.从“六稳”“六保，深化改革要有底线思维[J].决策探索，2020(5).
〔5〕广东省财政厅.2020年1-4月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EB/OL].广东省财政厅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