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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如何应对危机?——基于辽宁省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
时间:2020/9/16 10:17:27    来源:地方财政研究2020年04期      作者:李芊霖 王世权

李芊霖  王世权/东北大学


内容提要:针对辽宁省中小企业复工困境与政策诉求仍未明晰的现实问题,以中小企业所有者及实际负责人为调研对象,以企业复工情况、损失评估、困难类型、政策诉求等问题为调研内容,对辽宁省中小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情况及政策诉求进行深入调研。调研发现,仍有部分中小企业由于担心疫情扩散、地方政府要求延迟复工以及员工无法按时返岗等原因尚未复工。不同类型企业受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面临困境与政策诉求大体相近。面向未来,一方面,政府有必要持续推进企业降本减负,出台“行业定制化”政策,充分发挥各类协会和载体的扶持作用,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企业坚持积极自救,增强企业“免疫力”,厘清业务定位,以适应未来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  问卷调查


一、引言

作为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性、危险性在短期内对中小企业发展产生巨大消极影响(朱武祥等,2020;张志元等,2020)。与自然灾害相比,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更持续、广泛(Ambrus et al.,2020),外部突发事件引起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形成外在冲击(白长虹,2020),造成物质损失(Dietch and Corey,2011;Hiramatsu and Marshall,2018)、信用缺失(Brown et al.,2015)以及其他隐性成本问题(Panousi and Papanikolaou,2012)。受疫情影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关门倒闭风险,复工、复产、复业问题成为困扰企业家与从业人员的难题(朱武祥等,2020;肖土盛等,2020;高福进,2020;Henry,2020;John,2020)。在正常经营环境下,中小企业治理欠规范、资金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已面临各种经营问题(刘畅等,2017),疫情防控期间停工停产以及市场需求的下降,使中小企业经营雪上加霜(李维安,2020)。贸然复工不利于疫情防控,长期停工又会造成经济困难,中小企业生存危机加剧(李维安等,2020;朱武祥等,2020)。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近日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及对策建议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全国近67.69%的中小企业反应营业收入减少;21.61%的企业无法及时偿还贷款等债务,经营资金压力加大;86.22%的企业账上资金无法支撑3个月以上;33.73%的企业资金支撑不到1个月;只有9.89%的企业反映可以支撑半年以上;27.09%的企业反映市场订单减少,并且伴有客户流失。面对疫情,辽宁省快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也是较早统筹规划企业复工复产的省份之一。但是,复工期间仍存在防护物资不足、生产成本较高、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困难。在不放松疫情防控、不影响防疫成果的前提下,政府如何“输血”扶持,中小企业如何“止血”自救,仍是辽宁省对中小企业精准施策的重点难题。

然而,概观已有研究,实践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虽然理论上关于企业复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调查并总结了不同行业复工复产的障碍因素与政府扶持政策(渠慎宁和杨丹辉,2020;李成威和傅志华,2020;朱武祥等,2020),提出疫情期间企业管理建议(李成威,2020;李明,2020;白长虹,2020;朱武祥等,2020)。但是,既有文献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政策缺乏系统研讨,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理论缺口。有鉴于此,为深入了解当前疫情影响下辽宁省中小企业有何困境与需求,后疫情时期企业如何自救,以及政府该出台哪些政策帮扶企业应对潜在风险,本文以辽宁省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问卷、电话访谈等方式对中小企业复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了解决辽宁省中小企业后疫情时期发展的主要考虑,为复工复产政策进一步落实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参考。通过科学精准施策,做到松紧适度、疏密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其细化为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有力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具体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发放定向问卷、电话访谈等方式,对辽宁省232家中小企业所有者及实际负责人进行深入调研。本次调研定向收集中小企业所有者及实际负责人的观点,确保数据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小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和政策诉求。调研时间为2020年2月15日至3月5日,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复工情况、损失评估、困难类型、政策诉求等24个问题。

(二)样本构成

企业性质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两者合计占比为71.33%,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占比分别为8.82%和6.62%。其中,62.5%为非上市公司,其余企业为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及其他上市公司。在调研的企业中,38.24%企业成立年限在20年以上,12.5%企业成立年限不超过3年。26.47%企业的员工人数不超过50人,50-100人的企业占11.76%,100-300人的企业占15.44%,员工人数在300人以上的企业占46.33%。同时,41.18%的企业2019年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以下,11.02%的企业营业收入在5000-9999万元,13.24%的企业营业收入在1-5亿元,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的企业占34.56%。行业分布上,涉及工业企业(22.0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5.44%)及零售业(13.24%)等行业,被调查中小企业描述性统计见表1。

1  中小企业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行业分布

企业性质

员工规模

营业收入(2019年)

行业分布

比例

行业分布

比例

企业性质

比例

员工人数

比例

营业收入(元)

比例

农、林、牧、渔业

2.94%

餐饮业

1.47%

国有企业

27.21%

50人以下

26.47%

5000万以下

41.18%

工业

22.06%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44%

民营企业

44.12%

50-100

11.76%

5000-9999

11.02%

建筑业

2.94%

房地产开发

1.47%

合资企业

6.62%

100-300

15.44%

1亿-5亿

13.24%

批发与零售

13.24%

租赁和商务

7.35%

外资企业

8.82%

300人以上

46.33%

5亿以上

34.56%

交通运输

2.21%

其他行业

30.88%

其他

13.23%


三、疫情下中小企业运营现状及政策诉求


辽宁省是疫情控制较好的省份之一,为企业早日复工赢得了宝贵时间。调研对象中已经复工企业占比达到50.74%。对于尚不能复工或全面复工原因,去除广泛的“担心疫情扩散”占比61.76%外,对企业全面复工存在较大影响的原因还包括“地方政府要求延迟复工”占比38.97%,“员工无法按时返岗”占比24.26%,具体如图1所示。

1  尚不能复工或全面复工的主要原因

注:调查问卷中该题项为多选题。

(一)面对复工:不同类型企业表现不同


工业企业复工情况相对较好。辽宁省工业制造业占比较高,其复工情况对经济运行起着关键作用。从调研数据来看,中小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66.67%,仅次于农林牧渔的75%和信息传输行业的80%。已复工企业尽快复工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产品订单需要尽快完成,占比达到63.33%。调研发现,这些复工的中小工业企业,呈现出成立时间较长,员工人数较多,销售额较高的特点。国有企业复工情况好于民营企业。样本中国有企业的复工率(62.16%)要好于民营企业(43.33%),值得一提的是合资企业复工率达到77.78%,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具体如图2所示。

2  企业类型与复工时间比较分析



在必须复工的原因调查中,国有企业首选履行社会责任(70.27%);民营企业更为直接表达是为了完成订单(48.33%)和履行社会责任(46.67%);外资企业则较大程度倾向于尽快完成订单(75%)。这也体现了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应有担当,具体如图3所示。

企业类型与尽快复工原因比较分析

注:调查问卷中该题项为多选题。


(二)面对困境:各种类型企业大同小异


调研表明,辽宁省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深受本次疫情的影响,生存压力巨大,企业经营存在一定困难。订单履行与延续存在难题,订单不能按期交付,许多企业存在客户订单转移风险与违约风险,甚至面临巨大金额索赔风险。同时经营成本上升,上游企业停工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原料成本增加导致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资金周转困难。具体如图4所示。

4  企业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压力

注:调查问卷中该题项为多选题。


市场面临“拓展与保留”两难。55.88%的中小企业表示,获取新的订单压力较大,当问题延伸至未来一年的最大压力时,该选项占比上升至66.67%。说明市场拓展困难,将成为当前疫情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辽宁省中小企业的最大挑战。进一步调研发现,长时间的停减产将导致诸多中小企业的客户和订单流失。46.32%的中小企业认为,如果不能恢复正常运营,公司会因履约问题引致外部客户流失风险。特别是辽宁省中小企业客户粘性比较差,超过一半客户对企业产品的依存度不高,具体如图5所示。


5  客户对企业的依存度分布


现金流面临“融资和创收”两难。44.12%的中小企业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现金流压力,致使一直以来受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的中小企业运营资金愈发紧缺。约半数公司在现有现金流下运转难以超过4个月。资金支付主要是租金及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对于这两项有压力的公司分别占比59.13%和45.5%。在酒店餐饮、文化旅游、商业零售、交通运输、汽车与零配件等领域上述问题更为突出。不但难以获得融资,在自身创收方面,面向2020年九成中小企业普遍悲观。仅有12.5%的企业认为营业收入能够超过去年,87.5%的企业则认为疫情对营业额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将会导致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不同程度降低,部分企业可能面临严峻挑战,近九成企业认为企业利润会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50%以上的占比达到4.41%,具体如图6所示。

6  预计疫情对2020年营业收入的影响


供应链面临“采购和销售”两难。疫情防控下辽宁省中小企业还面临严峻的供应链困难,45.59%的企业表示出现供应链中断情况,无法开展正常生产工作,生产型与流通型企业尤为明显。其中,有超四成(43.8%)的中小企业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流通运转受到阻碍,出现原材料短缺问题,且当前尚无较好的应对措施;有近半数(49.6%)企业受物流停运影响,产品积压,无法正常发货与销售,出现合同履约问题,导致外地合作方重新寻求周边生产商,流失长期客户,货物积压无法变现,又进一步加重资金链问题,具体如图7所示。

7  企业外部短期内最大压力


(三)面向未来,中小企业有何期待

2020年2月6日,辽宁省印发《辽宁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辽政发〔2020〕6号)出台了财政贴息、税收减免、返还社保费、减免房租等25条举措,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随着疫情控制取得阶段性进展,企业复工率不断提升,对政策的需求也在随之发生变化。调研发现,面向未来一段时间,中小企业有四大期待。

第一,期待政府在税费支持方面持续发力。调研显示,面对疫情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关注最多的五项内容依次为:阶段性减免企业增值税及附加(58.82%);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51.47%);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47.06%);提供稳岗补贴(29.41%);提供房租、水电费补贴(22.06%),具体如图8所示。

8  希望政府出台哪方面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企业需要哪些支持


第二,期待政府给予分类指导。除却对政府直接支持政策需求外,中小企业还对疫情前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42.65%)、政府税收政策指导(41.18%)、企业应急管理(30.15%)、企业经营方向指导(28.68%)、网络办公指导(27.21%)等有加强指导的需求,说明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疫情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战略性影响,需要政府从市场角度进行指导,帮助企业走出当前困境。具体如图9所示。

第三,
期待政府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本次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对企业影响大于以往,也让企业开始思考内部需要调整和改进的方向。有25%的企业可能尝试新业态与新模式;19.12%的企业选择提升研发与创新能力,寻求进行可能的产业升级;17.65%的企业选择提升智能化与信息化管理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访谈发现,企业尽管有意愿,但是在转型能力上尚有待提高,期待政府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具体如图10所示。

10  未来企业在哪些方面需要政府帮助予以调整


第四,期待后疫情时期政策的持续性与精准性。针对疫情期已出台帮扶政策,70.42%的企业对政策内容和申报流程不甚了解,超过八成的企业并未申请各类政策支持,且不知道如何申请,说明政策宣传不到位,落实不充分。同时,部分中小企业认为,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长期性,现有政府的支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延长适用周期,同时对不同的行业政策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此可使政策更为精准。

四、应对疫情下企业复工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一)后疫情时期,政府如何精准施策

1.持续推进企业降本减负相关政策

首先,持续推进降低中小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着力降低中小企业生产要素成本,最大程度降低企业成本和资金链断裂风险。在原政策“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不能按期缴纳水费、电费、燃气费的中小企业,由企业向主管单位申请,经批准后延期缴纳,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基础上,可借鉴深圳、重庆、浙江等经验,酌情调整为:“工业用水价格、用天然气价格均下调10%,期限为3个月”。其次,深入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享受税收优惠小企业范围等政策,对中小企业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可依法申请延期缴纳。减免中小企业租金,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用房或产权为行政事业性单位房产的中小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在原政策“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1个月房租免收、2个月房租减半”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调整为:“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1个月房租免收、6个月房租减半”。再次,借鉴北京、深圳、江苏等做法,增加减免中小企业行政事业收费项目有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停征特种设备检验费、污水处理费、占道费;减免中小企业委托检验检测收费,减免相关特种设备检验收费,并开展价费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和涉企收费检查,确保各项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最后,扩大中小企业就业岗位,对在疫情防控期间新增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制定相关标准并给予相应补贴。例如大连市支持企业对新招或待工职工开展学徒制培训或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培训前向企业预支补贴资金由30%提高到50%,值得辽宁省其他城市借鉴。

2.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实质上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实体企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以数据为驱动要素的新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规律(李海舰等,2014;何帆和刘红霞,2019)。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数据报送、通知传达、事项沟通、物资配送、人员管理、网络办公、远程会议、线上教育、远程医疗、政策发布、线上消费等大量借助数字化手段,数字经济凸显独特的优势。政府要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现实与长远需要出发,积极构建以提供服务创造环境强化外部驱动。要大力推广面向中小企业的互联网平台服务,积极推行财务、人事、质量等管理实现数字化管理。鼓励流通企业开展线上订购等个性化服务,大力发展不见面销售、无接触配送。帮助提供线下服务的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拓展线上服务。支持中小企业以网络化协作弥补单个企业资源和能力不足,通过协同制造平台整合分散的制造能力,实现技术、产能与订单共享,提高抗风险能力。将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融入到组织变革与管理中去,加速线下业务线上化。强化数字化生存与发展能力,构建符合未来趋势和业务与战略需要的,具有更强抗风险能力和灵活性的新产业、新组织与新模式。

3.出台“行业定制化”政策

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企业对政策的诉求也存在差别(朱武祥等,2020;李维安,2020)。有必要针对不同行业政策需求进行深度调研,有针对性予以政策供给。由于不同企业的“政策感受”不同,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要提升其针对性,避免一刀切,切忌完全按照同一个尺度。例如,针对受影响较大行业的企业,可以出台诸如企业不裁员,给予一定的用工补贴,同时银行应给予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等政策。在短期内建议全额减免其应承担税费或者通过延长税费期限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等方法解决企业短期困扰,对于其他受疫情影响较弱而主要受供应链冲击的中小企业,适当降低该财年税率和费率。同时也要适度,谨防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企业管控应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化行为,切忌矫枉过正。

4.充分发挥各类协会和载体的扶持作用

当前各类扶持政策依赖的是政府和国企资源,使得政策扶持的深度和宽度都有待加强。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调动行业协会、高新科技园区、孵化器等机构的作用。这些机构平时得到政府各类支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理应发挥其职能。一是加强与企业沟通交流,提供在线培训、视频会议等服务,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二是全面收集协会会员企业的困难信息与意见建议,及时传达给政府主管部门,尽力争取政府支持,做好会员单位与政府间沟通桥梁;三是认真研究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及早准备应对预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联动产业园、孵化器给予创业者员工、办公场所的配套支持,降低创业门槛。引导院校科技人才与中小企业结对帮扶,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鼓励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营造最佳创业环境,支持有条件人群创业,并给予项目引导和相关政策支持。鉴于各类孵化器等也可能受疫情影响,政府可以出台政策根据各机构或载体对各类中小企业成长的扶持力度进行补贴,甚至在将来申报各类项目时予以优先考虑。

5.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落地不实,政策效力就会打折扣(吴陆牧,2020)。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才能真正让政策惠及广大中小企业,彰显政策效果,提高政策效能,逐一化解中小企业在复工复产中的难点、痛点,确保企业纾困政策在第一时间落地和兑现。应加快落实“放管服”,加大信息服务力度和中小企业的在线支持。压缩审批时限,努力做到“不出门、不见面”的一网通办,既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又能让政策红利在最短时间内落实。对于疫情期间政府部门对涉企事项办理不重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行为加大执纪问责力度,从严从快查处,确保企业纾困政策快速落实。针对政策宣传不到位问题,政策制定部门除却下发红头文件外,要更加积极主动的通过各类网络(如视频会议)对政策予以宣讲。同时,要建立扶持政策的落地机制,可考虑设计一个疫情期扶持政策申报的统一申报渠道,然后由该通道对涉及到的部门予以协调,确保政策高质量落地。

6.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

企业作为一个融“契约性”与“生产性”的利益相关者网络集合体,其价值创造过程正是不断履约的过程。然而,疫情冲击下可能导致企业契约迟延履行或无法履行,引致履约风险。例如,无法清偿债权人欠款、无法支付员工工资、无法向上游供应商付款、无法向下游企业提供产品等都可能产生法律纠纷,影响企业已经建立的良好信用。已有政策中主要针对已成为失信主体的疫情防控领域企业,开辟信用修复绿色通道。借鉴上海、江苏、浙江等政策,建议将企业信用修复机制的应用范围扩大至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并支持有关部门开具不可抗力证明,降低企业失信风险。“网上办、事后查”,实行企业信用修复网上办理,简化流程,快办快结,为信用受损企业正常开工经营提供贴心的“清障”服务,对还款困难的企业,给予展期、续贷、减免逾期利息等帮扶,妥善安排还款方案。同时特殊时期慎用“失信人”和“被执行人”,阶段性放宽中小企业信用条款。

(二)突发危机后,中小企业如何应对危机

1.坚持积极自救

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是“扶上马送一程”,企业最终还得靠自身竞争力去发展。长期来看,企业过多依靠外来救助渡过难关的路径是不可持续的,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是非常不利。企业要积极筹划、主动作为,多方面寻求渡过难关的可行之策和有效突破。通常情况下,在重大危机背景下渡过难关的企业,自身也将发生一次蜕变,竞争能力将得到加强甚至获得质的飞跃。面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企业应积极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协商,努力争取更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可就企业经营现状、企业未来计划等与员工进行积极沟通,必要时可以和员工协商延迟工资发放或调整部分薪酬。与供应商和销售商协商订单交付时间、新订单合同、产品交付周期等;与租赁方协商减免租金等、与投资方协商新的投资或兑付条件、与债权方协商债务延期、利息减免、给予新的贷款等。

2.推进转型升级

面对疫情的冲击,所有的外部环境和现实条件已无法变更,需要自己去面对。中小企业更要利用自身优势,将人工智能、互联网等融入到组织变革与管理中去。创新工作流程、业务模式及用工方式,转变生产与合作机制,构建面向未来趋势的、面向业务和战略需要的、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灵活性的新产业、新组织与新模式。此次疫情倒逼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顾客购买力涌到线上,已开展线上业务的企业其在线销售额大幅提升;具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也快速和第三方社会平台对接,在“危”中挖掘潜在的机遇,调整和改变企业自身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增强企业“免疫力”,更好地适应未来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

3.厘清业务定位

国内外实践表明,中小企业因其规模小、资源有限,往往无法涉猎多种经营来分散风险,但可以通过选择能使自身优势发挥的市场来进行专业化的经营,据此获取竞争优势。此次暴露出企业在供应链的共性弊端,缺乏有效地供应链支撑,造成原材料缺乏或库存积压等问题,企业亟需厘清业务定位。对于那些业务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要通过此次疫情,认真审视所处产业链情况,调整业务结构,为业务做减法,减少大资金投入业务和投入高、产出低业务。不要执著于“闯大市场、干大事业、创高效益”,要深耕细分市场,做好专精文章,实现小而专、专而精、精而强。

4.树立危机意识

此次疫情中很多中小企业表现出进退无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应对各类危机的经验与预案。疫情不常有,且仅是企业运营中诸多危机中的一种,企业将面临各类市场和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在危机时期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关键是要将自身发展与抗击疫情主要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韧性”被看作是一种有效处理突发危机事件、避免受损并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只有具有韧性的企业才能够在危机中保持自身生存与发展(Somers,2009;Williams et al.,2017)。短期来看,危机带来了不确定性,也暴露了企业存在能力不足问题,对于危机治理体系不健全的企业,企业家们要时刻保持“如何活下去”的生存危机意识,切身体会“居安思危”与“未雨绸缪”的重要性,设计好遇到致命危机时的预案管理机制,做到公司“治理”和“管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升应对各种危机的治理能力。

5.发扬企业家精神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培育与激发中小企业企业家精神,必须要实现企业家理念转变,这是根植企业家精神原动力。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宋志平,2017)。部分企业存在企业家精神严重匮乏现象,企业家精神重塑面临“职业”、“文化”、“个体”、“共创”四大惰性,求稳、危机意识淡薄等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在疫情市场环境下未实现根本转变。由此导致企业领导普遍缺乏主动参与决策管理的民主氛围,领导风险责任承担意愿不强。越是困难时期,越是呼唤企业家精神。无论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企业家的胆识、魄力与担当。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更需要发扬敢为人先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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