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1978年—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扩张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减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但是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仍具有很大的改善潜力。政府部门有必要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农业生产投入，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同时确保农村经济社会实现稳步发展。

    关键词：财政支出  经济发展  收入差距

    一、引言

    北京市的“三农”问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围绕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北京市政府部门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入，至2005以来政府公共开支中投向农村的比例连续超过城市[①]。北京市政府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开支力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民增收，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而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农业产值实现了逐年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却不断扩大。1978年—2007年，北京市城乡居民人均支配(纯)收入比差距扩大了0.68倍，各区县之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正不断扩大(齐福全，2010)。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绩效应如何准确认识以及合理评价？本文则试图对此问题加以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绩效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财政支农支出能否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二是财政支农支出能否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表明，1978年—2001年中国农业财政支出呈递增趋势，但是对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增长进行的Granger和Sims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它不是农业GDP增长的原因，因此农业公共支出对促进农业GDP增长是无效的(姚耀军、和丕禅，2004)。在农村公共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林光彬(2004)指出中国公共支出和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而且也低于农村地区上缴税收在国家总税收中的比例，这种不平等是财富分配等级格局的表现之一，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基础之一。宋洪远等(2003)提出财政资金流出额的逐年扩大和财政支农比重的逐年降低是造成城乡差距别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王朝才等(2004)认为，中国过去走建立在牺牲农业基础上的工业化道路导致财政资金流动出现“二元结构”，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自觉形成的城乡分割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减负。沈坤荣等(2008)围绕农村公共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财政对农业的公共支出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公共支出监督管理的体制不完善，公共支出运用效率低下，公共支出结构存在一定扭曲，农村公共支出投入规模小，生产性支出和基础设施占比过高，科研和社会福利支出占比过小，从而影响了农村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降低贫困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整体绩效。

    本文将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对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农村发展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农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情况加以简要描述；第三部分利用1978年—2008年的数据，对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生产要素投入的效果；第四部分对财政支农支出、农民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讨论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发展及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

    1978年—2008年，北京市地方财政支出中对农村的公共支出呈逐年上升趋势，农业生产和农业事业费支出规模由0.84亿元上升至102.51亿元；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其中存在三个周期波动：(1)1978年—1986年，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4.1%增加至5%的高点后逐步降至3%；(2)1987年—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在持续6年保持5%以上高位水平后，开始下降，长期维持在3.5%左右；(3)2001年至今，财政支农支出比重逐年递增，2008年达到5%左右。

    同一时期，北京市农业产值总体保持增加趋势，由1978年的5.6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112.8亿元，年均增加3.46亿元；农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初期达到9%的高点后开始逐年下降，2008年农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左右。

    农村居民收入整体水平不断提高。1978-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由224.8元上升至10747元，年均增加约340元。在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的生产性收入为主，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增长迅速，比重最大，来自农业收入的份额也正不断增加。

    三、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绩效的回归分析

    为深入探讨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的关系，本文利用1978年—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OLS多变量回归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

    现有研究多单一地考虑了利用人均GDP指标来衡量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绩效，但是这种方式明显与政府职能不匹配，对于财政支出绩效分析的指标更应包括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反映社会福利变化的指标(沈坤荣等，2008)。而坦奇等人(2005)提出，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的经济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失业、通货膨胀、公债利息和储蓄；相关的社会指标可以包括健康指标、教育和收入分配等。因此，本文选择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指标进行分析。

    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模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包括第一产值/第一产业就业人数(AGDP)、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INCP)、农村居民一产收入(INCA)，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产值(MI)、农用化肥施放量/第一产业产值(HI)、有效灌溉面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WL)、农作物播种面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CL)、农村用电量/第一产业产值(EI)、公共财政用于农村支出/第一产业产值(GOV)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PR)。

    各变量的基本含义是：人均产值比(AGDP)反映了农业总体水平；人均纯收入(INCP)代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考虑到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特点，本文又引入了农村居民一产收入值(INCA)；农业机械总动力(MI)、农用化肥施放量(HI)和农村用电量(EI)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水平，这些变量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例基本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同时，农村用电量指标(EI)还能反映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程度；人均有效灌溉面积(WL)和农作物播种面积(CL)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政府用于农业的总支出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GOV)反映了政府的规模和支农力度；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PR)反映了价格、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各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表2列出了财政支出等变量对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的估计结果。表中第(1)-(3)栏是根据基础回归方程得出的结果，表明部分解释变量(如WL、CL)回归结果不显著。在剔出不显著变量后得到的结果见第(4)-(6)栏，回归结果较前次结果有所提高，但是方程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存在自相关。为了消除自相关影响，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变量加以校正，结果见第(7)-(9)栏。最终结果表明，方程拟合效果较好，D-W统计量接近2，基本消除残差项的自相关。因此，本文将第(7)-(9)栏的数值作为最终拟合结果。

表2  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

注：(1)括号内数据为t值。(2)“***”、“**”、“*”分别代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农村机械总动力与化肥施用量的影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鉴于农业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生产存在显著差距，需要借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产出化肥施用量两个农业生产投入指标来衡量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状况(沈坤荣等，2008)。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单位产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村家庭一产收入的影响均为负，并且影响显著；而单位产出化肥施用量、单位产出用电量对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村家庭一产收入的影响均为正，并且影响显著。这种结果说明北京市农业生产的资本效率仍存在一定的短板现象，在农业机械资本投入方面具有较大的提高潜力。

    2.灌溉面积和播种面积。土地投入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投入。本文选择人均灌溉面积和人均播种面积两种指标来反映北京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情况。结果表明，人均灌溉面积对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村家庭一产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人均播种面积仅对农农村家庭一产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这种结果意味着，适度实行农村土地规模化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3.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本文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农业经济活动中政府的参与程度和对农业的支援力度。结果表明，政府支持规模对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村家庭一产收入的影响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4.农村社会的变动性。将被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能够反映农村社会的变动性(沈坤荣等，2008)。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受滞后期影响显著，滞后一期影响为正，但是滞后三期的影响为负。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社会的变动性较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待提高。而从农村居民一产收入归回结果看，仅有滞后三期值影响显著。由此说明，农村居民来自一产的收入具有一定的稳定和持续性，但是从影响方向上看，单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并不能有助农民提高收入。

    四、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绩效的因果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与农民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相关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②]。在Granger因果检验中，从数据可比较角度以及研究惯例，本文仅采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INCP)指标来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例(GAP)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了分析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在选用回归模型中已采用的农村公共支出占第一产业产值比例(GOV)的同时，进一步计算农村公共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GOV1)进行检验，以此来更好的反映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支持力度。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财政支农支出、农民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因果检验

    注：滞后期选择标准为AIC准则。

    本文选择以5%作为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性水平。表3中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1)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的INCP指标是反映农村公共支出规模的GOV指标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2)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AP指标是反映农村公共支出规模的GOV指标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3)反映农村公共支出规模的GOV1指标与农村居民收入INCP指标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P指标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对此结果的解释是：(1)农民收入水平是农村公共支出规模的原因反映了公共支出状况的结构性转变过程，表明了政府以往“重工轻农”思想发生转变，政府试图改变以前公共支出资金倾向城市和工业的做法，转而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是，反过来政府支援农村支出规模不是农民收入水平的原因也说明了公共支出的运用效率还有待提高，农村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绩效潜力还有待深入挖掘。(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公共支出规模的Granger原因表明了政府在进行公共支出配置决策时考虑社会福利。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政府有必要继续全面考虑社会福利状况，以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公共支出规模并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表明，公共支出在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效率低下。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过程中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北京市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农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反映出了政府对社会福利问题的关注，但是财政支农支出的运用效率有待提高。针对分析中发现的不足，本文认为今后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财政支农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借鉴已有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合作方式，在确保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积极引导私人资金和金融机构资金进入农业生产性支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建立相关的信用机构，为农村居民提供小额信贷或信贷信用担保和利息补贴，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降低其资产负债管理风险，采取官商合办(BOT)方式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综合开发项目等。同时，鉴于人均播种面积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正面影响，政府部门还应考虑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以此提高农民居民收入。

参考文献：

〔1〕沈坤荣等.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1978-2008年的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陶然，刘明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开支与财政自主.世界经济文汇，2007(2).

〔3〕姚辉军，和丕禅.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1978-2001)：一个实证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4〕维托×坦奇，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商务印书馆，2005.

〔5〕庄子银，邹薇.公共支出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2003(7).

〔6〕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管理世界，2004(4).

〔7〕宋洪远，庞丽华，赵长保.统筹城乡，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的农村问题和未来的政策选择.管理世界，2003(11).

〔8〕王朝才，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