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峁、王青/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言

    为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扩大地方政府财权、提高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我国于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81年的45%稳步攀升到1996年的近73%，财政制度安排上体现出较明显的分权化趋势（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而分权式的财政体制也确实提高了省级人均GDP增长率，带动了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与此同时，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总需求长期表现不足，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递减，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运用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虽然使社会投资需求得到一定的增长，但社会消费需求依旧低迷不振（陈强和叶阿忠，2009）。由此可见，我国的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具有很强的时间上的先后性和相关性。那么，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提高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低迷，其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消费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重要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被普遍公认的，而作为居民消费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更是偏低，这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健康发展，而且也会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社会的进步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研究财政分权与农村居民消费间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影响程度，不仅是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内需的关键措施，同时也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文中除一年期存款利率数据出自历年《中国统计月报》外，其它经济指标均出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1998年经国家批准，重庆市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因此，重庆和四川两地1998年前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最后整理的数据为29个省市自治区1995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的样本期之所以选择1995年后，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我国财政分权的正式形成是从1994年推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二是在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才开始持续下降，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注：表中数据均经过四舍五入处理并取小数点后四位。

    二、实证模型设立及指标说明

    笔者在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凯恩斯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如下面板分析模型：

                           （1）

                                （2）

    其中： 表示被解释变量。即我国农村人均居民消费（Consumption，Con）的对数，这里以1998年为基年进行平减， 表示个体效应， 表示时间效应， 表示残差项。 表示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FD）的解释变量。对财政分权指标的建立主要有两种：一种指标是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份额反映财政分权程度，而另一种是自有收入的边际或平均增量指标。本文沿用财政分权指标，即FD=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 表示其它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为了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确保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其它的控制变量。

    1.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Income，Inc）。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因此，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当收入增加时居民消费水平将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是其消费水平仍处于上升趋势。数据经过平减并取自然对数处理。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正。

    2.通货膨胀（Inflation，Inf）。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以1998年为基期进行处理后并取自然对数。从理论上讲，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使名义利率升高，进而使居民的储蓄倾向升高，消费倾向下降。因此，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

    3.居民收入差距（Income Gap，IG）。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降低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居民的消费。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5]和林毅夫1998年的相关研究均指出城乡收入差距能解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大半部分。因此，本文使用城乡收入差距度量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即IG=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乡村居民人均收入，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

    4.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根据生命周期假说，高的经济增长率由于可以提高居民的总收入水平，因此将提高我国居民的储蓄率，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预期此项系数为负。

    5.人口结构（Demographic，Dem）。它表示我国各年龄段人口所占的份额。本文采用各地区人口抚养比来表征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14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14-65岁人口数。儿童和老年人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其占劳动人数的比例越大，家庭承受的负担越大，整体消费水平将越低，相反越高。因此，预计此项系数为负。

    6．利息率（Interest Rate，IR）。利率对居民消费具有两方面作用，即正的收入效应和负的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居民消费将下降，相反，居民消费将上升。本文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作为指标。由于利率对消费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因此，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很难确定。

    三、模型处理结果及分析

    为了对前面提到的模型进行面板模型估计，本文采用GMM估计，相比于传统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GMM估计方法的优势在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都有其局限性，其参数估计量必须在模型满足某些假设时才具有良好的性质，而广义矩估计（GMM）是一个稳健估计量，因为它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它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高铁梅，2006）。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笔者为了捕捉财政分权对各地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在对财政分权对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也对各地区进行了分析，笔者参考相关文献，按照经济带划分，将我国划分为3个部分，即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2给出了所有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给出了以全国29个省（自治区）作为样本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模型2、3、4分别给出了以东、中、西三部为样本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表征财政分权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所有回归均为two-way SYS-GMM两步估计结果，Z估计值则根据有限样本标准差进行了调整，因而是稳健的（Windemijer,2000）。且从各方程的R²上看，模型解释消费变异程度较大，拟合效果较好。

表1  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影响的GMM估计结果

    注：（）中为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表示5%显著性水平，**表示1%显著性水平；表中数据均经过四舍五入处理并取小数点后四位。

    1.全国整体分析。财政分权与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从影响程度上看，财政分权每增加1%，将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0.01个百分点，说明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从其它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来看，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上升1.0888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差距每增加1%，将使农村居民消费下降0.2314个百分点；人口结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农村居民消费下降0.1899个百分点，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增加1%，将使居民消费增加0.2314个百分点，利息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要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能靠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农民自身消费观念的改变。而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期不足可能是由于其它原因所致。

    2.区域分析。从东、中、西三个地区来看，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上升0.12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西部地区财政分权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其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224个百分点，并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影响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方向也不同。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及政府部门的支出，只能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进步，但却挤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而中部地区生活水平相对差些，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使当地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使当地居民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降低了当地居民的预防性消费倾向，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而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而且财政分权的提高对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对农村居民消费更是产生正向影响作用。

    在其它控制变量中，除利率水平和人口结构外，其它变量对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一致。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结构的增加，将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上升，而对西部地区农村距今消费水平却产生负的影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完善，社会福利也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人口的抚养压力相对较大，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了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方向上的不同。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地区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显著，而且影响程度也较大，表明各地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当前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首要任务。

    四、简要结论与相关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5年-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从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角度对财政分权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方面，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分权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各地区方面，由于各地生活水平、自然条件以及居民消费偏好的不同，财政分权对各地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其与中部、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都呈正相关，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为负。

    针对以上分析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继续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完善政府竞争机制以及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财政分权虽然带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扭曲了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这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因此，我国政府应在继续推动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同时，引导地方政府向民生性财政支出倾斜。

    2.不断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要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教育改革，完善九年义务教育，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不仅有利于减轻农村居民生活负担，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而且对社会稳定、居民安居乐业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3.不断深化和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尽快让“省管县”的财政政策得到落实，让经济、人口、社会达到一定规模的县（镇）变为市，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付文林.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1）.

〔2〕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3〕陈强、叶阿忠.股市收益、收益波动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学（季刊）,2009(3).

〔4〕Zhang Tao,Heng-fu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of Public Economics, 67.

〔5〕 World Bank.sharing Risking Incomes:Dispartties in China[M].Washington D.C,1997.

〔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方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