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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税降费、经济增长与财政优化——基于日本都道府县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测算
时间:2020/4/14 17:22:32    来源:地方财政研究2020年01期      作者:李晓乐

李晓乐/中国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基于2007-2015年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日本法人税减税的产出增长效应与收入回馈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法人税率的下降可显著提升日本地方经济增长率,即减税的产出增长效应明显;但同时也造成地方政府的地方税收入流失,减税的收入回馈效应效果欠佳。尽管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保障下现阶段日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状况良好,但基于未形成收入回馈机制的减税政策及未来可预见的财政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依然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日本财政健全化任重而道远。鉴于此,中国政府制定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同时注重地方财政结构的优化,促成减税“双效应”机制的发挥。

    关键词:法人税减税  经济增长  财政收支  动态差分GMM

 

    一、引言

税率作为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减税的经济效应无论在理论还是以往各国减税实践中均得到普遍认同。迫于世界性减税竞争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财政压力,日本政府近年来实施了阶段性的减税措施。其中法人税减税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减税政策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减税降低法人企业的税收负担、拉动企业投资与生产积极性以及工人工薪水平,即从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刺激经济增长,进而扩大税基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此外,在消费税增税举步维艰及以社会保障费为首的政府财政开支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日本法人税减税进程与预期影响更受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对日本法人税减税的实际效果存在普遍质疑:国家层面上总体法人税减税政策可以多大程度上振兴日本地方经济?减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实际财政负担的综合影响效果如何?有待实证分析予以考证。故本文立足于日本都道府县层面的数据,在测算地方法人企业所面临的实际法人税率的基础上、量化法人税减税对地方自治体经济增长与财政压力状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减税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本文的分析与结论有助于从财税角度侧面透视日本经济发展现状,并为我国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框架与思路

    (一)减税的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

    减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手段、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被大多经济学流派所广泛研究,观点各异:以供给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的支持派分别从边际税率理论、有效需求理论及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李戎2018[1];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则建立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基准原则上对减税等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持相反观点。

    总体来看,政府提出的减税政策主要欲从长短期改变低水平经济均衡点以实现产出的增加,鉴于减税作用于经济的传导路径有所不同,主要形成两种效应:(1)产出增长效应。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减税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可刺激有效需求的增加、进而增加产出;考虑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尽管给定税制结构下减税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长期都会使产出回到稳态,但短期将直接提升经济主体的投资意愿、进而形成高储蓄和高资本积累率,因此构建有利于储蓄与资本积累的税制与税率水平可以提高产出(Lee and Gordon2005Gareth D. Myles2009[2][3];(2)收入回馈效应。供给学派从边际税率出发围绕拉弗曲线创建减税理论模型,其得出的U型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达到一定临界点后税率与政府税收收入呈反向变动,即减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受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国家所面临的拉弗曲线形态与峰值税率有所不同,但之后很多学者通过对动态拉弗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广泛研究证明出减税带来政府收入的增加是通过减税的产出增长效应来实现的,即尽管减税初期由于不变的税基(应税所得额)税收会随之减少,但中长期减税将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使经济主体收入所得增加,进而税基得以扩大,从而抵消减税最初对税收的反向作用,使政府收入最终得以增加,实现跨期财政预算均衡(Ireland1994[4],也称收入回馈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站在法人企业角度,一方面,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将直接对企业利润与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形成抑制,进而降低企业投资及个人消费的积极性,影响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相反,降税可以通过刺激企业设备投资,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来提升企业储蓄率,进而加速企业资本积累,长期也将形成对国民经济产出增长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尽管法人税(企业所得税)是各国税制体系中的主要税种之一,短期内提升税率将对政府财政收入有较大拉动作用,但长期维持高所得税率对企业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形成的抑制作用最终将抵消其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及政府税收积累均产生不利影响(黄健2018[5]。故此,减税、降费以释放经济活力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财政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但基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各国减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故结合一国的税制实际来实证分析减税政策的经济适应性十分必要。

    (二)日本法人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背景与思路

1.减税背景

日本财政困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构成近年来日本频频税制改革的主要导火索。首先,从财政角度来看:日本政府难以抑制的巨额财政支出需求是其财政困境的根源所在。一方面,当下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现状直逼政府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开支的增加;另一方面,长年经济低迷及连年财政补充预算的恶性循环也不断助长财政支出的扩张。支出侧削减无望,政府进而寻求通过税制改革从收入侧实现增税,将提升消费税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作为扩充政府财源的主要手段。尽管阶段性提高消费税税率计划已引起广大国民的不满情绪,但相比巨大的财政债务余额也仅是杯水车薪。基础财政收支连年赤字,缩小政府债务余额难度大,尽管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多次提出财政健全化目标,但几乎转而推迟时间表而告终,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其次,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受减税的国际竞争影响,日本实际法人税率长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的事实不利于日本国际型大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下国际业务的开展,高赋税促使本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税负低的地区开展业务,进而从国家发展层面上也会造成国内企业的外流及国内雇佣减少、产业空心化问题加重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井立雅之2007[6]。伴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性减税竞争加速,为招揽国际型企业来本国开展业务及本国海外企业回流,促进企业法人税负降低是提升经济活力的敲门砖。

经济增长是实现财政健全化目标的前提,财政健全化亦是实现经济更快发展的保障。为此,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要加快经济财政一体化改革步伐:20156月,日本内阁出台《新经济·财政再生计划》,提出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财政健全化的基本方针、并将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改革财政支出改革作为经济财政一体化改革的三大支柱;20186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基本方针2018》进一步提出2025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且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同时实现稳步下降的财政健全化目标[1]。尽管目标已定,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首先,实际与名义潜在经济增长率若不能达到2%3%以上,则财政健全化的经济基础难以保证;其次,法人税层面上的减税对地方财源的确保也提出挑战,加之伴随总体减税降费的各种优惠减税制度的实施,与地方经济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之间的抵消效果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压力,必须推进以法人税为主体的所得税改革,通过设定合适的法人税率,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财政去赤字化之间相辅相成。

2.法人税减税政策的基本思路

日本法人税减税政策直指实现经济景气循环与基础财政平衡两大目标。首先,从促成景气循环来看、主要欲通过三个路径来实现(参见图1):其一,通过减轻企业法人纳税负担扩大设备投资规模来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从而拉动企业工人工资上涨、提升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与能力;其二,通过减税提高市场开放度来吸引外国对日直接投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4刘红2017[7][8],外部资本介入以提升日本经济活力;其三,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企业税负的降低也将提升其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助推日本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开展,资本回流以助力日本经济增长;其次,从财政角度来看,减税政策短期内虽然很可能直接造成日本地方政府税收减少,但中长期开看,考虑到基于减税对景气循环的作用路径发挥作用后所产生的税基扩大效果会对初期税收减少形成抵消作用,即日本政府也期待减税的综合效果将有助改善基础财政收支平衡。

1  日本法人税减税政策的基本思路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文献综述与模型设定

    在减税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中,国内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利用单个经济体总体时间序列数据及地方行政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以及利用类似OECD等区域内多国长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面板国际比较分析。具体来看,时间序列分析多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VECM)(Arnold,J.,2008;篠原正博,2014&2019[9][10][11];但由于减税与经济增长及财税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设定往往容易存在遗漏变量,因此更多学者倾向于采用工具变量(IV)和广义矩估计(GMM)、固定效应模型(FE)等面板分析方法(Mendoza et al,1997Lee and Jordan2005李戎等2018;Bleaney et al2001Gemmell et al,2011Canavire-Bacarreza et al,2013荒金照大等2015[12][2][1][13][14][15][16]

本文选取日本2007-2015年日本47个都道府县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日本法人税减税对地方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状况的动态效应。在实证技术处理上主要面临三个难点:(1)联立内生性问题。理论上减税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但反过来,减税作为财政政策的一种手段,也存在政府在面临较好的地区经济与财政状况下为达成某一经济目标而减税的情况,即地区经济和财政状况与实际法人税率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需要采取工具变量法来解决:例如,Lee and Jordan2005)利用1970-1997年跨国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运用IVFE的方法得出法人税率与平均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李戎等(2018)在借鉴Lee and Jordan2005)实证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计算中国县级地区实际企业所得税率与增值税数据、构建样本地区邻近地区的权重税率作为外生工具变量也得出了实际法人税率的下降可以促进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在扩展分析中也对减税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的结论;(2)遗漏变量问题。基于减税政策对经济系统影响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实际法人税率的降低会通过影响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如企业设备投资、利率等)间接作用于地区经济与财政,这也为模型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提出挑战。对此,Canavire-Bacarreza等(2013)在采用系统GMM构建动态面板分析模型对19个拉美国家减税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分别从收入平等度、全球化、城市化、失业、通货膨胀、教育、政府腐败与政府支出水平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与多数减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不同,该结论得出拉美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总体正向相关关系;荒金照大等(2015)利用34OECD国家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了市场开放度、小学入学率、通货膨胀率、政府腐败程度等具体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证实了法人税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同时得出不利于日本财政健全化进程的推论;(3)经济增长与政府财政状况存在惯性作用的可能性很高,即上一期经济增长水平及政府的财政收支会一定程度上对当期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产生影响。因此从模型设定的合理性角度,有必要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内生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模型。

综合考虑以上三个方面因素,参考以往研究文献,本文拟选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分析。GMM方法主要有差分GMM、系统GMM两大类,两者成立的前提与优缺点各异。但总的来看,使用系统GMM方法的前提条件更为苛刻:(1)随机扰动项{Ɛit}不存在自相关,即Cov(Ɛit,Ɛis)=0t≠s i;(2{yi,t-1,yi,t-2,…}与地区个体效应ui不相关。第一个前提很容易通过相关检验满足,但第二个条件目前尚无法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只能根据经济常识及经济体的实际经济发展特征判断经济变量是否在稳态附近。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虽总体长期维持低速增长,但近些年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也不断推出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中长期来看日本各经济指标多处于波动状态。故结合日本的实际经济状况、系统GMM要求的第二个前提很可能无法满足。此外在后文分析中通过对比以上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也发现,差分GMM下各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差更小。故结合本研究实际,认为差分GMM优于系统GMM。运用差分GMM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1

如式(1)所示,t为时间维度,i为样本地区, 为被解释变量。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反映地方法人实际法人税率。 代表控制变量组。 为地区异质性, 为误差项。

    本文的研究计划如下:在第一部分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中,主要考察关键系数β是否显著地为负值,即国家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各地区法人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能否有效提升日本地方实际经济增长率;在第二部分减税的收入回馈效应的分析中,分别从对地方政府的地方税收入与总体基础财政收支平衡两方面的作用机制来考察:即(1)考察减税对地方税收入的影响系数,(2)分别考察减税对地方政府基础财政收入与支出两种路径下的影响系数,进而对比分析减税对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的综合影响。

    (二)数据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1)在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中,被解释变量为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考虑到模型可能面临遗漏变量的问题,以及理论上滞后期经济增长率将对本期经济增长构成动态影响,将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实际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

2)在减税的收入反馈效应分析中,被解释变量被分别替换为地方税收入、基础财政收入与支出。首先,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不包含中央财税转移(地方交付金、地方让与税、国库支出金等)的地方税收入以真实反应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收入水平,利于实证分析减税对地方政府实际财政收入能力的影响;其次,分别将被解释变量更改为地方基础财政收入(总财政收入中扣除国债)与支出(总财政支出中扣除公债费)决算额,通过对比减税对地方政府基础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影响系数,来判断对地方政府基础财政平衡状况的后续影响。

2.核心解释变量

为使指标真实反映地方法人的实际纳税负担,本文拟从企业法人所得层面测算日本各都道府县实际法人税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考察日本税制体系,站在单一法人角度,其需缴纳的法人税主要由国税与地方税两部分构成,其中地方税体系下又包括都道府县税与市町村税两部分,各自下设具体地方法人税项目。通过考察,日本法人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法人税(国税)、事业税与地方住民税(县民税+市町村民税)三部分(参见表1)。

1  日本一般法人企业所得课税明细

国税

地方税

 

法人税

都道府县税

市町村税

县民税

(法人税部分)

事业税

(法人税部分)

市町村民税

(法人税部分)

资料来源:总务省・地方税制度「租税体系」http://www.soumu.go.jp/main_ content/000377155.pdf

 

    关于反映企业实际法人所得课税负担指标的选择,日本政府官厅与经济学界长期存在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作为税基的企业应税所得是否事先考虑政策性减税措施的影响。其中,1984年针对日本大藏省提出的实效税率与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提出的实际税负担率两个概念的争论较高(戸谷裕之,1994;武田昌輔,2007[17][18]:双方在课税对象的选择上达成一致,即考虑法人税(国税)、事业税及地方住民税(法人税部分)三个基本税种作为计算对象,不考虑固定资产税、事业所税等税种;但在税基的处理上,日本大藏省采用不考虑政策性减税的现行应税所得,如公式(2)。

                                    2

    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张考虑当期企业应税所得受政策性减税等优惠措施带来的税基缩小与税额扣除等因素,使实际税负担率反应实施政策性减税措施后的法人所得中实际支付的法人税额的比重,如公式(3)。

   3

    两者相比较来看,后者考虑政策性减税使税基变小,实际法人税负担也相应变小。但有学者批实际税负担率的不足之处:类似特别折旧、中小企业设备投资减税等政策性减税措施尽管当期会减轻企业税负、缩减税基,但同时也将通过刺激企业的经济活动使下一期税基增加,即减税的返还效果明显,因此长期来看仅是拖延了课税时间,税基并未改变,而仅考虑单年度的政策性减税容易造成减税额过大进而低估当期真实的法人税负担;此外,政策性减税措施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考虑政策性税制下不利于进行法人税负担的国际比较。但实效税率也因未考虑实际存在的特殊情况而广受非议,因此,两种计算方法均存在一定的相对合理性。

鉴于特别折旧、准备金等政策性减税措施受企业的规模、经营业务所属业种等多种因素影响差别较大,且基于都道府县的统计资料缺失,存在一定计算上的难度。故此,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实效税率算法的相对合理性,本文以法人税、事业税及住民税三个基本税种为对象、采用大藏省提出的现行应税所得作为税基计算可基本反映法人实际税负担的实际法人税率,即公式(2)。地方税的事业税与住民税(法人税部分)数据来自总务省《地方财政统计年报》,法人税及法人应税所得数据来自国税厅。计算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5年日本各地方企业的实际法人税率明显呈下降趋势。从地区差异性来看,首先,与经济较为发达的三大都市圈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地方都市圈的降税比率更大,平均约为13.7%;其次,在地域划分上,东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降税比例高,平均约为13.3%[2]其中,福岛县受震后经济复兴计划的影响,降税比率位列都道府县中最高,达21.1%;而东京、大阪、京都等典型大都市的降税比率均较低。由此可见,日本法人税减税的地区差异性较大,按各地方自治体的实际经济状况释放地方经济活力的意图较为明显。

2  都道府县层面实际法人税率的变动走势

单位:%

 

增减率

 

增减率

2007

2011

2015

2007

2011

2015

 

 

 

 

 

 

 

 

东京

30.7

29.2

23.7

7.0

 

 

 

 

北海道

46.3

39.6

32.7

13.6

大阪

33.3

32.2

25.7

7.6

青森

54.9

43.2

36.7

18.2

京都

36.8

37.2

28.7

8.1

岩手

54.6

43.4

37.1

17.5

茨城

60.6

49.6

43.0

17.6

宫城

48.5

41.4

36.3

12.2

枥木

63.0

51.5

44.0

19

秋田

53.3

46.7

39.0

14.3

群马

43.5

39.3

37.0

6.5

山形

51.4

44.8

38.1

13.3

埼玉

49.5

42.0

36.1

13.4

福岛

58.1

43.0

37.0

21.1

千叶

51.8

43.9

36.0

15.8

新泻

45.2

39.2

34.2

11

神奈川

44.0

39.8

33.1

10.9

静冈

44.5

41.7

35.8

8.7

富山

45.2

40.3

31.4

13.8

鸟取

53.5

48.1

39.0

14.5

石川

46.3

43.3

35.3

11

鸟根

52.2

47.3

37.7

14.5

福井

52.4

46.0

38.5

13.9

冈山

44.8

38.2

32.2

12.6

山梨

43.5

37.6

33.0

10.5

广岛

39.9

38.5

31.7

8.2

长野

46.2

42.2

33.9

12.3

山口

47.3

40.0

31.1

16.2

岐阜

44.9

42.7

33.6

11.3

德岛

49.1

43.9

33.2

15.9

爱知

40.8

35.5

29.2

11.6

香川

45.1

43.7

33.0

12.1

三重

56.9

47.3

40.5

16.4

爱媛

45.2

39.9

34.1

11.1

滋贺

52.4

50.2

43.2

9.2

高知

43.4

42.4

31.1

12.3

兵库

40.8

38.0

32.5

8.3

福冈

41.2

38.3

31.2

10.0

奈良

47.6

45.4

36.9

10.7

佐贺

54.4

46.2

35.3

19.1

和歌山

45.4

43.5

35.1

10.3

长崎

45.3

41.5

34.6

10.7

————分割线————

熊本

52.3

42.9

38.2

14.1

 

鹿儿岛

47.5

41.2

35.0

12.5

大分

49.0

42.1

35.6

13.4

冲绳

46.9

34.1

32.3

14.6

宫崎

48.4

44.6

35.4

13

三大都市圈

46.5

41.7

34.8

-11.7

地方都市圈

48.6

42.1

34.9

-13.7

中东部地区

48.7

42.0

35.4

-13.3

西部地区

46.6

41.9

34.3

-12.3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整理。

 

3.控制变量

1)人均财富拥有量(lnavrgdp),用地区人均实际GDP取对数来衡量。人均财富的增长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同时人均财富的增加也将通过提升地区消费水平作用于经济增长。数据来自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

2)工业化率(industry),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型期会形成短期低经济增长率,转型完成后将不断回升,且经济增长质量也会得到提升(高峰,200619,数据来源于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

3)城市化率(urban),表示为各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高、增长速度放缓。数据来源于总务省《地方财政统计年报》。

4)政府公共支出水平(fiscrate),用政府公共支出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公共支出作为带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一,理论上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数据来自总务省《都道府县财政指数表》。

5)物价水平(lncpi),用CPI取对数来表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景气的形成,但超出一定范围后将扰乱经济秩序进而抑制经济增长。数据来自总务省统计局。

6)人口密度(lnpopden),用各地区总人口数与地区面积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数据来源总务省《地方财政统计年报》。

7)人口老龄化率(aging),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超老龄化的社会结构是限制当今日本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难题(马学礼等,201620,预期老龄人口的持续攀升从供给层面将直接造成人力资本数量减少进而抑制社会总供给能力、需求层面上会导致社会主要消费群体比例下降进而加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即从供需两方面抑制日本产出增长。数据来自内阁府《老龄社会白皮书》。

8)劳动报酬增长率(wagerate),工薪阶层作为社会主要的消费群体,其工资水平直接作用于消费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数据来源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gdprate

实际GDP增长率

423

0.002

0.031

0.103

-0.098

lnincome

地方税收入

423

5.368

0.902

8.612

3.922

lnrevenue

地方财政决算总收入

423

6.754

0.599

8.880

5.842

lnexpnd

地方财政决算总支出

423

6.730

0.602

8.844

5.799

taxrate

实际法人税率

423

0.416

0.073

0.660

0.237

lnavrgdp

人均实际GDP(取对数)

423

7.895

0.162

8.684

7.576

industry

工业化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423

0.282

0.078

0.466

0.120

urban

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总人口

423

0.868

0.071

0.994

0.722

fiscrate

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

423

0.129

0.046

0.338

0.052

lncpi

通货膨胀率(取对数)

423

4.607

0.026

4.700

4.563

lnpopden

人口密度(取对数)

423

5.797

0.991

8.726

4.188

aging

人口老龄化率

423

0.254

0.031

0.338

0.169

wagerate

劳动报酬增长率

423

-0.002

0.023

0.056

-0.086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取差分GMM方法进行实证估计。首先,差分GMM成立的前提是扰动项的差分Ɛit不存在二阶及高阶自相关,故需要通过自相关(AR)检验来保证。其次,基于模型本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才能得到一致估计。有关工具变量的选择,Arellano and Bond(1991)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但如果时间维度t很大,差分GMM在做差分时会有很多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很容易造成弱工具变量问题使系数估计结果有偏,另一方面会弱化Hansen统计量、进而无法准确度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故此本文不指定具体的工具变量个数,而是限制工具变量的数量范围,即分别选取被解释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最多两个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并通过异方差稳健的Hansen统计量对所用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本部分分析结果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考察法人税减税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及不同区域增长程度的差异;其次考察减税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的影响。作为对比,同时报告静态面板的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一)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4给出了日本实际法人税率下降对地方实际GDP增长率的总体回归结果。可见,无论是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下,税率的下降对地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正向的推进作用,且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法人税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动态差分GMM回归结果的相关检验值显示,AR(1)AR(2)Hansen检验的p统计量均大于0.05,故均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满足误差项的差分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前提条件、且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即选择差分GMM估计本文的动态模型是有效的。

具体来看,差分GMM回归系数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法人实际税率每下降1%会带来地区实际GDP增长率0.68%的提高。此外,由于动态模型中考虑了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但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对当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向冲击,这表明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具备连续性,可能的原因有:21世纪以来日本政坛频繁更迭背景下、经济政策的长期连贯性难以确保,而各政权出台的短期经济政策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从而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波动,这一结果与模型设定时提出的经济指标离稳态值较远的预想基本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受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引导的影响,

考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avrgdp)、工业化率(industry)及劳动报酬增长率(wagerate)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关系,即与劳动报酬相关的居民财富的增长及工业化进程构成日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通货膨胀率(lncpi)、人口老龄化率(aging)的提高会显著拉低地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处于异常状态、故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从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比较中可以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率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老龄化率每提高1%将使经济增长率下降3.16%,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重点社会课题;城市化率(urban)、人口密度的对数(lnpopden)均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对的负向作用;最有趣的一点是政府公共支出水平(fiscrate)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政府公共支出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三大马车一并未起到实际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日本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时受多个经济目标的约束而不断调整,致使政府资金的低效利用与资源浪费。

此外,作为对比,静态面板分析中,根据固定效应模型与F检验、Hausman检验的结果,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中F检验结果F46,367=4.35p值为0.0000Hausman检验结果chi29=133.20p值为0.0000,故均强烈拒绝原假设),故认为静态面板回归中固定效应模型最有效率。

4  法人税减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gdprate

静态面板

动态差分GMM

OLS

FE

l.gdprate

-

-

-0.249***

(0.042)

taxrate

-0.118***

(0.019)

-0.409***

(0.048)

-0.677***

(0.069)

lnavrgdp

0.029**

(0.011)

0.225***

(0.056)

0.504***

(0.108)

industry

0.045**

(0.020)

0.375**

(0.116)

0.818***

(0.219)

urban

-0.027

(0.018)

-0.265

(0.162)

-0.577*

(0.342)

fiscrate

0.067

(0.064)

-0.233**

(0.115)

-0.311***

(0.073)

lncpi

-0.179**

(0.058)

-0.630***

(0.172)

-0.768***

(0.245)

lnpopden

-0.004*

(0.002)

0.110

(0.084)

-0.434*

(0.231)

aging

-0.212***

(0.059)

-1.552***

(0.174)

-3.159***

(0.268)

wagerate

0.393***

(0.064)

0.228***

(0.076)

0.180**

(0.081)

常数项

0.730**

(0.249

1.204

(0.978)

3.439*

(1.664)

N

423

423

329

都道府县

47

47

47

Hausman χ2(p)

 

133.20

(0.0000)

 

AR(1)p

 

 

0.281

AR(2)p

 

 

0.441

Hansen test

p值)

 

 

20.44

0.201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注:******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Hausman检验括号内为p值。AR检验的原假设H0是“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Hansen检验的原假设H0是“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

 

基于法人税减税对提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强度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性,故分别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将全样本细分为四个样本组来分析减税增长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分别对比三大都市圈与地方都市圈、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减税增长效应的强度差异,表5给出了分组回归结果,省略有关控制变量。AR检验与Hansen检验结果均显示接受原假设,即所选工具变量性质较好。回归系数结果表明,降低法人实际税率的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性明显,尤其经济发达的三大都市圈与发展水平一般的地方都市圈之间差别显著。具体来看,法人实际税率每降低1%,三大都市圈与地方都市圈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提升0.89%0.60%;中东部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减税的增长效应差别不大,但中东部地区减税的增长效应总体稍高于西部地区。由于结果显示三大都市圈与中东部地区的减税的增长效应更明显,而中东部地区包含了一半以上的三大都市圈地区,故上述两组地区差异性可能主要来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资金等政策导向、经济发展结构与消费需求等创造供需的条件越好,进而可能吸引优质企业流入,法人税减税的地区经济拉动作用则越强。

5  法人税减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性

gdprate

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

按地理区位划分

(1)三大都市圈

(2)地方都市圈

3)中东部地区

(4)西部地区

l.gdprate

-0.121

(0.138)

-0.351***

(0.079)

-0.243**

(0.118)

-0.229*

(0.123)

taxrate

-0.893**

(0.387)

-0.604***

(0.141)

-0.666*

(0.377)

-0.630***

(0.204)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7

182

161

168

AR(1)p

0.956

0.135

0.737

0.501

AR(2)p

0.660

0.538

0.862

0.946

Hansen test

p值)

15.46

(0.491)

18.24

(0.310)

15.56

(0.484)

11.75

(0.761)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注:同表4

 

    (二)减税的收入回馈效应分析

    将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分别调整为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三个指标,控制变量组中除去人口密度与通货膨胀率两个关联度较低的指标以更好地拟合模型。表6给出了实际法人税率下降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结果,AR检验结果证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Hansen检验结果表明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即模型设定合理。为了更好地分析减税对地方财政的作用机制,本部分将地方财政分为地方税收入(lnincomeit)及总基础财政决算收支(lnrevenueitlnexpendit)进行比较分析。前者代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税收入能力,后者反映地方财政总体运行情况。

回归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法人税率下降1%将带来地方政府的地方税收入下降1.46%,即减税直接造成地方政府财税收入能力下降。其次,从减税对地方政府基础财政收支的影响结果来看,减税也会带来地方政府总基础财政收入的下降,但基础财政支出却随之增加,即法人税减税的收入回馈效应不显著,法人税减税政策无益于日本地方政府的基础财政平衡。具体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法人税率降低1%会带来地方政府基础财政收入减少0.22%与财政支出增加0.24%

从对比分析来看,首先,减税带来地方政府地方税收入减少的程度大于基础财政收入,这主要由于地方税在日本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比重较低(2016年仅占38.8%[3],来自中央的大量财税转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减税对地方政府财税收入降低的影响;其次,减税背景下政府基础财政支出需求受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影响更加旺盛,但与此相对应,法人税减税政策不但没有提高地方政府自身财税收入水平,且包括中央财税转移的总基础财政收入也随之减少,地方政府今后仍将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

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对减税带来日本财政状态改善的效果产生质疑。财政支出角度,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4[7]的试算,减税通过释放经济活力带来GDP增长的同时也形成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联动增加,故减税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负担的观点过于乐观。财政收入角度,张季风(201621指出,受日本税收收入结构影响,减税使政府税收收入弹性显著降低,即形成即使减税促进了经济景气的形成、税收也不会增加的困境。因此,未来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依然很重,减税政策对实现政府提出的财政健全化目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6  法人税减税的收入回馈效应

被解释变量

动态差分GMM

地方税收入

lnincome

基础财政收入

lnrevenue

基础财政支出

lnexpend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0.491***

(0.054)

0.156**

0.071

0.077*

0.058

taxrate

1.459***

(0.109)

0.215***

0.082

-0.244**

0.107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29

329

329

都道府县

47

47

47

AR(1)p

0.281

0.156

0.065

AR(2)p

0.441

0.455

0.220

Hansen test

p值)

16.05

0.449

20.37

0.060

33.31

0.076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注:同表4

 

    五、结论

本文基于2007-2015年日本都道府县的面板数据、通过差分GMM的实证方法研究了实际法人税率下降对日本地方经济与财政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可显著地提升日本地区经济增长率,但受日本财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减税也直接造成地方政府的自身财政收入能力下降及总体基础财政收入减少,即减税的收入回馈机制作用不显著,减税并未形成自律性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财税收入减少的同时,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带来的基础财政支出需求却在不断增加,故日本法人税减税政策不能形成对地方政府的基础财政平衡的改善效果,财政健全化目标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在以特朗普新政减税计划为首的世界性减税大形势下,结合当下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也频频推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减税政策。本文结论启示我们,国家层面的减税政策应兼顾对经济增长与财政优化两方面的作用效果,以牺牲财政平衡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并非长久之计。因此,我国必须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依托,使减税释放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形成对政府财政改善的有力传导,进而实现经济与财政之间良性循环。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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