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汉代军事支出占当时财政的比重巨大，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也很大。本文首先按常规性和临时性两类阐述了汉代军事支出内容，接着定量研究了当时军事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最后分析了汉代军事支出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影响，并总结了对现代军事建设的启示。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引入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对汉代军事支出与财政收入作了定量估算分析。

关键词：汉代  军事支出  国民经济

 

汉代财政支出的构成和现代支出构成无可比拟，当时国家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政权机构的存在，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从军士的给养、服装到军备、军器的储备、供应与消耗，从烽障、要塞的建筑与修缮到军马的繁殖与饲养，以及降民、俘虏的赏赐与安排，都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支出。

一、汉代军事支出内容

汉代军事支出数额巨大，种类很多。主要包括常规性的人员费、武器装备费、防御工事费、后勤供应费和临时性的军功赏赐费、善后安排费和归降费诸项。

（一）常规性军事支出内容

1.人员费是用于维持军官俸禄和士兵衣粮副食等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汉代军官是依其秩级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钱为俸禄的。据《桓谭新论·太平御览》记载：“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傣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 这说明汉代政府要给各级官员的发放傣禄是二十余亿，其中包括各级军官。汉代对于国家发给士兵的物质给养主要有月粮、食盐和衣服诸项，文献资料与汉简都有记载。有关汉代士兵月粮和食盐给养的记述，如《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还有汉简证明给军队酒，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有记载：“酒十斤。”这是有关“酒”的会计簿籍。有关汉代士兵衣着供给的记述，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

2.武器装备费是武器、军械和装备的制造、保管和修缮费用，以及马政支出。汉代中央和各郡都有各自的制造武器专款，都有自己的作坊、工匠和武器库。从山东沂南北塞出土的《兵兰图》可以看出，汉代配备的武器种类很多。据《汉书·韩延寿传》记载：“延寿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潭，放效尚方事。……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 可见装备费是汉代军事支出中一个重要部分。汉代马匹是军队主要作战工具之一，马政开支是军事支出中的一个大项目。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代在西北、北部地区“造苑马以广用”，[①]同时鼓励和扶植民养官马。

3.防御工事费是哨所、要塞、漕运河渠、防御工程、通讯系统等的建造、维修和保养费用。汉代对防御工事非常重视。就北部边疆的防御工事而言，西起临洮，东至上谷，烽障亭徼绵延数千里，建筑费用巨大，还需要巨额的维修和保养费用。据《东汉会要·食货》记载：“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也就是说，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升官，都要交助军修宫钱。

4.后勤运输费是指军需的运输费用，汉代运输主要用人力，山地用驴，丘陵、平地用牛马，通水运的地方用船，费用负担很重。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锺致一石。”说明运输上的消耗比边疆戍卒的口粮还要大若干倍。

（二）临时性军事支出内容

在战争时期，除了以上常规性军事支出会大幅度上涨，还会增加一些临时性军事支出。

1.军功赏赐费是指为鼓励将士勇猛作战，对建立军功者物质奖励的费用。汉代对军功将领赏赐钱物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史记·平淮书》记载：“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万余，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说明斩获首虏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更有甚者，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赏赐的黄金达五十万斤之多。

2.善后安排费是指对丧生战场和戍边而亡的边防将士，以棺椟、衣衾等安葬的费用和给其家属的抚恤金。两汉时期战争很多，很多战士战死疆场，如《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两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可见其悲壮，国家要安葬抚恤大批战士者及其家属，费用三亿多。

3.归降费是指对归降的少数民族安抚费用和对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的赏赐费用。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且汉故事[②]，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也就是光、明、章三帝时期每年对南匈奴和西域的安抚费用共一亿七千五百七十余万，那么一百四十年就是二百四十五亿九千八百万。汉代对归降少数民族首领的赏赐数额也很大。如《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县，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诸如此类的文献资料还有很多，赏赐费用之大可想而知。

二、汉代军事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一）汉代财政总收入

汉代财政收入的具体规模无以考证，相关的文献记载目前也只发现以下三条：

“(高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凛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食货志》

“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体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桓谭新论·太平御览》

第一条文献记载的是大概的数字，意为上百亿。第二条文献记述得很清楚，都内钱、水衡钱和少府钱诸项加起来为八十三亿。第三条文献记述得也很清楚，国家财政收入一年为四十亿，用了一半，尚余二十亿，由大司农保管，此外还有皇室财政收入八十三亿，专供皇室之用，这样全部财政规模为一百二十三亿。第二条文献与第三条文献的数据颇有出入，总数相差四十亿。到底哪一个更能代表汉代国家财政收入的总规模呢？汉代主体租税有更赋、算赋、口钱和田租，我们不妨依次作一个简单的推算。

更赋即代役钱，史学界大多数认为汉代有一月役和一年役的规定，一月一更的代役钱是二千，三日戍边的代役钱是三百，这两种代役钱统称为更赋。其中二千钱的代价是受雇服役人的安家费，直接以一定收入抵一定支出，不构成国家的真正收入。据《汉书·昭帝纪》记载：“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宫，宫以给戍者”，即每个适龄男子每年出三百钱，可由他人代役。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把从秦代就有的人头税法制化，定名为算赋。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汉旧仪》也有记载：“又令男女年十五以上五十六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即不分男女，十五至五十六岁的人每年纳一百二十钱，用作军备基金。

口赋是对青少年所征的人头税。据《汉旧仪》记载：“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即七到十四岁的青少年每年纳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属于皇室财政，三钱是军备基金，是算赋的补充。

我们按照马大英先生的推算，汉代每户每年应纳更赋四百五十钱，算赋四百钱，口赋十九钱，并假设享受免税待遇的人平均为10％，则可估算出汉代更赋、算赋和口赋的年收入如下表：

表1  汉代更赋、算赋和口赋年收入估算

                                                                     单位：户、钱

注：户数参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九卷，户口部。

 

依据上表可得以上年代更赋、算赋和口赋的总计均值为7866731733钱。

汉代田租三十税一体制，从公元前155年起到公元204年止，中间停用五年，共行353年。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十二月，诏……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也就是说田租＝田亩数×评定产量×1/30。根据汉代田亩的产量，马大英先生推算汉代每亩的具体税额最低限度是3.33升，最高限度是10升。汉献帝刘协建安9年（公元203）年，曹操改革田租制，全国一律每亩栗四升，结果“令下当日，百姓喜悦。”可见当时的税额应该是高于四升的。

史料上关于栗的物价有很多是特殊年份至贱或至贵的记述，现选比较正常的年份作为参考标准，可找到相关文献四条：

“汉宣帝元康四年，比年丰，谷石五钱。”[③]——《汉书·宣帝纪》

“金城湟中谷斛八钱。[④]”——《汉书·赵充国传》

“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⑤]——《晋书·食货志》

“是岁，天下太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⑥]——《后汉书·明帝纪》

可见东汉的物价高于西汉，取后两则的中间数二十五钱，则约在120年间，物价从八钱涨到二十五钱。按照现代财务管理理论，60期（年）的复利终值系数为1.7678。物价涨幅为r，可得物价涨幅率r为0.94%。

如果我们按每亩田租为五升，则汉代年田租收入估算如下表：

表2  汉代田租年收入估算

注：垦田数参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四十二卷，田制部

 

依据上表可得以上年代年田租的均值为36098053.41斛，折合成钱数均值为1545955191钱。所参考文献记述的都是收成比较好的年头，差一点的年头估计粟的价格会更贵一点。综上，汉代更赋、算赋、口赋和田租的年收入总计均值为9412686924钱，约为94亿钱。

汉代除了以上主要赋税收入以外，还有算缗钱、算车钱、税民资、关税、市租、牲畜税、贳贷税、山川园池收入、专卖收入、鬻爵卖官与赎罪收入、贡献收入诸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第三条文献记述的财政总收入是较据参考价值的，即汉代财政总收入大概在120亿左右。

（二）汉代常规性军事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1.人员费。如前文所述，《桓谭新论·太平御览》记载的：汉代政府要给各级官员发放的傣禄是二十余亿，其中包括各级军官。假设文武官各占一半，那么汉代每年军官俸禄额就是十余亿。

 汉代中央掌握的常备军，有南、北军，并增设了不同兵种的专门队伍，必要时还在边境冲要地区专设营兵。按照《汉书·赵充国传》的记载：“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那么汉代士卒平均每人每月耗用谷物2.66斛，食盐0.03斛。也就是每人一年耗用谷物31 .92斛，食盐0.36斛，如果谷以七成作成品粮，每人一年粮食用量折合22.34斛。这与今天的标准是差不多的，又从汉简有关记载来看也大都与此相当，故可作为汉代士卒月粮的参考标准。汉代士卒一年粟粮用量折合约607.2钱。食盐的价格无以考证，我们暂且假设汉代士卒一年用粟粮和食盐共花费六百五十钱。

朱德贵先生通过对大量汉简的考证推算，如果汉代士卒每年的衣着供给标准是一单衣、一袭、一袍、一绔，[⑨]以汉简记载的各种衣着的最低价格计算，每士卒每年的衣着费用为三千多钱。

又据黄今言先生研究，秦汉时期全国总兵力大约保持在八十到一百万之间。那么汉代军队口粮、食盐和衣服的花费在二十九到三十七亿之间。

综上所述，汉代军事支出中的人员费不完全统计大概在三十九到四十七亿之间，占到汉代财政收入的32.5%-39.17%。

2.武器装备费。首先来看一下兵器的价格：

“刺马刀一，直七千。”——《居言汉简释文合校》258.28B

“负不侵卒解万年剑一，直六百五十。”——《居言汉简释文合校》258.7

“濮阳槐里景黮贳卖剑一，直七百。”——《居言汉简释文合校》271.1

“出钱九百买弓。”——《居言汉简释文合校》11.12

“贳卖剑一，直八百，觻得长杜里郭樨君所，舍里中东家雨入，任者同里杜长完前上。”——《居延新简》EPT51：84

“尺二寸刀一，直卅。”——《居延新简》EPT59：7

我们以汉代士卒人手一把最便宜的二寸刀（三十钱），每十人一把上述最便宜的剑（六百五十钱），则汉代军队的兵器费为五亿四千四百万到六亿八千万钱，占汉代财政收入的4.53%～5.67%。当然，兵器并不是每年更新，所以这笔费用不是每年支出。

至于武器的保养、保存费用无从考证。

再来看马政支出。从文献看来，汉代马匹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一般在一到二十万。但是当时的马匹并不全由政府提供，有的来自私人。据森鹿三先生考证，侯长和侯史以上都自己配备马匹，这是任官的必备条件。因此无从推算马匹来源的花费，但无疑会是一笔巨额财政开支。仅就马匹的饲养而言开支就非常大。据《汉书·赵充国》记载：“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按此标准计算，则每匹马一年消耗的饲料相当于粟粮268.08斛。[⑩]又据《居言汉简释文合校》（65.2）记载“马八匹十月食积二百卌匹匹一斗二升”,即每匹马一天的供应量是一斗二升，按此计算可得每匹马一年消耗的饲料约为44斛。这与前文的268.08斛颇有出入，这应该是与马匹是否牧养有关。取每匹马一年消耗的饲料约44斛，按照粮食的价格（马饲料的价格应该低于粮食，考虑到我们取的消耗量较少，故可抵消此差异）可折算为1195.92[11]钱。武帝时期有军马四十万匹，则一年的马饲料支出约为四亿七千八百万钱。其他时期马匹比武帝时期少，马饲料费应该也有四亿，占汉代财政收入的3.33%。

综上所述，保守统计，汉代人员、饲马的军事支出就占财政收入的近一半。而常规性的，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军事支出还包括武器装备生产、保养、维修费；防御工事费；后勤运输费诸项。可见，除掉常规性军事支出，汉代财政已所剩不多，再加上庞大的皇室支出和官府支出，估计在一般年份汉代财政不会有多少节余。

（三）汉代临时性军事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临时性军事支出是指由战争引发的支出，如前文所述军功赏赐费、善后安排费诸项。战争时期新增巨额临时性军事支出的同时，常规性军事支出也空前膨胀，特别是防御工事费，后勤运输费。这些加起来对财政构成了巨大压力，如以下文献记载：

“汉安帝元初五年，自羌判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后汉书·西羌传》。

“迨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晋书·食货志》。

“汉仲帝永嘉元年。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闲，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廪（减割牢廪而盗之），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后汉书·西羌传》。

“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后汉书·和帝传》。

可见汉代战争年份军事支出不仅只是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几十，甚至是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

如前文分析一般年份汉代财政不会有多少节余，财政实力的积聚相当不易，而在战争时期，积聚起来的财力很容易就用光了。

三、汉代军事支出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影响

汉代的军事支出是当时财政的一大沉重负担，并深刻影响着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战争在一定范围内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超负荷的军事支出也会大大损耗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造成国民经济倒退。汉代国民经济的发展，时而向前，时而停滞，时而后退，是与汉代战争显著相关的。

（一）汉代军事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1.巨额军事支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巨额军事支出会导致国民经济状况恶化，在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严重的会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王朝更替。在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王莽挑起了对匈奴和西羌的战争，发三十万众，欲十道并出灭匈奴，转谷边郡，一郡有上百万人的，加以王氏篡汉，刘氏反抗，战争频繁，直至王莽灭亡还延续数年。除了直接军费而外，边郡及内地军士放纵扰民，间接的损失和对生成的破坏，更无法计算”，[12]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濒临总崩溃。又如前文所述的和帝永元元年开始的对西羌长达二十余年的作战，军事支出耗费三百二十余亿，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陷于停滞。

2.缩减军事支出为国民经济恢复奠定基础。统治者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缩减军事支出为国民经济恢复奠定基础。如从汉高祖元年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共七十二年间，统治者尽量缩小国家事务，压缩军事支出，为国民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其间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另据《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生称制，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二）汉代国民经济对军事支出的制约与保障

1.困乏的国民经济状况制约军事支出。在经历连年争战后，人口大量消耗，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困乏，统治者就会缩减军事支出。如汉光武帝刘秀执政之初，连年战争，国民经济困乏，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栗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与山皁，人收其利焉。”面对财政困难，光武帝的对策是：同匈奴和亲，削减地方兵力，废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以节约军事支出。

2.良好的国民经济状况保障军事支出。如果国民经济运行良好，国家财政雄厚，能有效保证国家各项军事行动实施，军事支出就会急剧增强。如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力，大力加强军事建设，四处征伐，特别是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彻底消灭了匈奴的威胁，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当时良好的国民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凛庚尽满，而府库余货。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效，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说明经过文景之治，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良好的国民经济状况保障了汉武帝时期的军事支出。

纵观汉代历史，汉代财政的军事支出可以说是在军事支出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影响下，扩张政策与缩减政策交替实施。在巨额军事支出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后，国民经济状况就会对军事支出起到制约，从而压缩军事支出为国民经济恢复奠定基础，良好的国民经济又能保障军事支出，从而也为下一轮的军事支出扩张奠定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军事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国民经济对军事支出而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综上所述，军事支出是汉代财政的一大沉重负担，致使统治者不断加剧对老百姓的剥削，特别是在军事扩张时期，从而造成社会财富无力用于扩大再生产，社会形态长期停滞而没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汉代军事支出可以得出的启示是，制定军事支出规模必须考虑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军事支出能对国民经济起到刺激作用，但一旦军事支出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必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甚至使国民经济崩溃。因此，善于使用自己的战斗力量，使之有助于经济能力的增长，而不至于削弱自己的经济能力，是国防战略上所应考虑的。要强大国防，做军事强国，必须要首先发展经济，做经济强国。

 

参考文献：

〔1〕朱德贵.汉简与财政管理新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

〔2〕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

〔3〕郑仲兵，孟繁华，周士员.中国古代赋税史料辑要·纪事篇.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

〔4〕吴兆华.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上册）.中央广博电视大学出版社，1981年.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

〔7〕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

〔9〕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1〕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