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韩凤芹、申学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纵观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进程，虽然政府施行了部分有益的做法，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最终未能挽回每况愈下、渐落于人后的局面。分析发现，由盛转衰深层次原因是创新环境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走向极致，科技发展与进步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央与地方间科技、教育的职责划分不合理，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财力保障；思想观念僵化落后，科技创新缺乏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闭关锁国阻碍了市场的发展，科技创新缺乏良好的市场氛围。
关键词：明清 科技落后 政府行为 历史教训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漫长历程中，科技的发展演变可谓波澜壮阔。秦汉以至唐宋，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代科技在某些领域仍属领先，随后的清代科技则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鲜明的变化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文从明清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为、相关制度与政策环境等方面入手，试图找寻其中的答案。
一、明清政府科技职能作用的主要表现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仍保持着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明代中叶之后，中国科技水平被西方赶超并渐渐拉开了距离。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中央政府为主履行科技事权的作用下，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在某些领域仍有一定的进步。
（一）政府推动编纂科技类图书
明朝中晚期，政府积极推动科技著述的编纂，科技图书编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科技图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明代四大科学巨著”为代表的总结性科技图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分门别类摘录了明朝以前的所有农业名著并加以研究验证，具有极大的科学和文献价值。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全面记述了明代及以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其中关于选种、配种、杂交蚕蛾等先进技术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1892种药物，收集药方11096个，是一部带有总结性、创造性、集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于一书的重要著作，被译成日文、拉丁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对世界医药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又是一本很好的文学作品。上述著述的共同特点是实证的科学方法、宏大的篇幅、完备合理的体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另一类是考据性科技图书，内容涉及农学、医学、数学、水利、军事、物理、造船、地理等领域，如马一龙的《农说》、朱橚等的《普济方》、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潘季驯的《河防一览》、茅元仪的《武备志》、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罗洪先的《广舆图》等。这些考据类科技图书大都有丰富的插图，作者多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政府官员。
明朝末年编纂《崇祯历书》是政府推动科技图书编纂的典型事件。1629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以翻译为手段编修历书的宏大修历计划，要求“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在徐光启带领下，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汤若望（日耳曼）、罗雅谷（葡）、龙华民（意）、邓玉函（瑞）等人，历时五年，最终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崇祯历书》不仅是一部历书，它实际上是一部当时西方天文数学知识汇编的大型丛书。《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
清代是我国图书编撰的极盛时期，其中《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由360多位全国一流学士历时近十年而编成，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3461种书目，79039卷。虽然统治者重道轻艺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四库全书》的收书侧重于儒家典籍，但乾隆也曾谕示对那些“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据粗略统计，《四库全书》著录的科技文献有300余种，约占全书著录的十分之一，存目360余种，约占全书存目的二十分之一，其中数学、天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书籍最多。此外，在其他的一些文集、方志文献中，也有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记录。这些科技文献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数千年科技文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一些文献如农书、医书、动植物谱录、地理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传统儒学教育中注重科技知识的传播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教育发达的时代。明朝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重教兴学的政策，学校教育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制，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州学、县学。国子监作为明王朝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最初是针对皇室子弟而开设，后来逐渐扩大到各阶层子弟。国子监的机构设计、教学内容及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朝的教育发展。除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书外，“算”作为必修课，将《九章算术》列入了国子监的课程中。
相比明朝，清朝近代教育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更加积极。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兴起，各级各式学堂都非常注重西方科技的学习。当时兴办各种学校对科学传播起了较大推动作用，这些学校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文翻译学校，包括各类语言文字学校；第二类是培养近代专门科技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工艺学堂，福州、天津、上海、两广等地的电报学堂，各地也陆续开设了医学堂、铁路学堂、工程学堂；第三类是专门培养近代军事技术人才和军事指挥人才的军事科技学校。这些学堂涉及领域广泛，内容更加系统全面。例如福建船政学堂是一所专门学习造船技术的学校，其办学风格完全仿照欧洲，课程的设置也参照法国船政学校的成例，但这些各类科技学堂主要围绕外语或军事为中心而进行，没有在理论、专业技术上做很好的引进和吸收。
（三）通过翻译等方式引进西方科技知识
明朝晚期，政府和民间都十分热衷于引进和翻译西方科技著述。崇祯年间，在徐光启等人主持下，围绕编写《崇祯历书》，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翻译。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著作，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在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后，还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其他西方科技著作，例如《坤舆格致》便是译自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此外，由徐光启首开的重视科技、翻译科技书籍的风气对民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民间对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也在大规模地开展。
到了清代，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和外交活动的展开，迫切需要西方的科技资料，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也急需从国外引进教科书，于是翻译西书便成了洋务运动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不少洋务企业、新式学堂都设置了翻译机构。这些译作引进了不少新型学科，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如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善兰、华蘅芳和傅兰雅等分别翻译了《代数学基础》、《代数术》、《代数难题》，这些书籍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善兰和英人艾约瑟合译《重学》，第一次将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介绍到中国；李善兰等翻译的《植物》，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植物利用》、《植物图说》、《虫学论略》等书，全面介绍了西方植物学基本理论和普通知识，新兴的生物科学开始进入中国。此外，有关养蚕、选种、除害虫、种树、养牛、养蜂、养鱼等一些应用性生物学读本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天文学方面，最主要的成果是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名著《谈天》，全面地叙述了行星运动和太阳系的组成，对星云、星团、双星、变星等有较多的介绍，并对一些天文理论如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等进行了论述，对中国人了解近代天文学具有启蒙作用。
二、明清政府推动科技发展的经验做法
随着西学东渐逐步盛行，明清政府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采取了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重视传统教育发展，为培养科技人才创造条件
在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以至整个封建时代，重视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时，孔子推广教育，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私学的兴起和“有教无类”思想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明朝建立后，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把兴学重教置于“治国之本”的地位。清朝亦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强调“文教为先”。在教育体系上，自汉代就开始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学为主体的官办儒学教育，经历代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府、州、县学，其办学条件和制度建设均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明代学校的发展正是根植于这个深厚的基础之上，而且学校设置从数量、规模上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明代的地方和军队儒学教育空前发达，中央设立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官办儒学教育体系空前完备，为明代科技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了清代，自中央至地方州县都有正式的官方教育机构，此外还有义学、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晚清甚至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堂。清末新政十年间，新式教育的推行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不仅建立了从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到大学堂的学制体系，而且学堂总量和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新式教育的推行加速了教育内容的变革，学堂教育不再过于偏重儒家经书，而为数、理、化等近代自然科学留出了更多空间。这一变化为西方科技的传入和学习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尊重科技人才，鼓励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为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科技人才的出现与政府对科技人才的尊重和激励不无关系。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建立了完整的选士制度，如汉朝实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这些制度的建立初衷是为封建王朝笼络人才和选拔官员，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才的重视，其中一些鼓励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实践值得关注。
清朝康熙皇帝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颇为重视。他任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管理钦天监，不断交予他各种与近代科技相关的任务，如督造观象台及内廷备用的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水准仪等仪器。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命令南怀仁主持造炮。南怀仁在钦天监工作的几年间，除了修历、制造天文仪器和造炮外，还参与多项发明设计，例如设计滑轮运送巨石过桥、制造日晷及水钟、在皇室花园内建造引水马达、为三棱镜观赏用的人偶上漆、奉命参与水利工程等。康熙还经常对科技人才进行奖励。康熙初年，浙江钱塘人戴梓以平民身份从军，献连珠火铳法，后来被提拔至翰林院侍讲。山东济宁人焦秉贞，精通测算，把西洋画法技巧与中国画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绘画水平，得到康熙的嘉奖，后官至钦天监五官正。康熙还对数学家梅文鼎十分器重，就连梅文鼎的后人也得到照顾，“命其孙瑴成内廷学习”。
（三）着眼世界形势，接触和学习国外先进科技
综观中外历史，但凡科技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度，大都得益于政府积极推动同国外的科技交流，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科技，跟上甚至超越当时已有的科技水平。明清时期，统治者也曾支持中外科技交流，鼓励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并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中国在科技方面仍有所发展，主要反映在天文气象、医学、农学及地理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在西学东渐形势下，清政府大力兴办近代学堂，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同时向欧美国家公开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许多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并将所学知识带回国内传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和文化观念。清政府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两种途径，同西方先进科技有了一次“亲密接触”，拉近了同西方科技的距离。
三、明清科技落后原因探析及历史经验教训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有所发展，某些领域仍领先于世界，但总体上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当时的统治者陶醉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直至工业革命后成为真正世界强国的西方各国入侵中国后，他们才开始有所醒悟，但观念转变的步伐非常缓慢，仍然缺乏对科学本质和科学价值的认识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明清科技发展史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总结其历史教训，就是为了切实重视科学技术，不再重蹈覆辙。
（一）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走向极致，科技发展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
明清时期，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走向极致，导致科技发展与进步的制度环境缺失，从而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具体表现为：
一是专制官僚体系愈完善，对科技发展的阻碍愈大。科技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社会气氛。唐宋时期中国科技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同当时的政治结构有密切关联。唐朝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行政体制，确立了“皇帝—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中央层面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行政体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掌宰相职权，相互牵制和监督，尚书省下设六部，分理政事，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则基于科举制的选官用人机制，加之维护官僚队伍廉洁高效的监察制度，整个政治结构极具层级感。宋代官僚体系的特点为文武分权，即实行“二府制”，设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个机构，最高行政长官为宰相。三省六部的权力较之唐朝小了很多，真正的权力转向新设机构，如枢密院和三司，地方上则设路、州、县三级。总体来看，唐宋官僚政治体系较为合理，皇权得到一定约束，各级行政机构层次分明，执掌有度，这些都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到了明朝，政治结构有了微妙的变化，皇权得以进一步强化，包括六部在内的九卿都须直接对帝王负责。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制度，皇权专制进一步扩大。在专制政治下，科学的发展仅限于统治者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官位及财富的层面，如为防御外侵而兴造大炮船舶、为观星问卜而研究天文星相等，与手工业生产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由于与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没有太多关系而得不到重视，科技发展得不到从制度到财力上的资助和保障，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影响。二是固守儒家传统教育，排斥外来科技知识。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这种主流思想决定了教育内容的设置偏重儒学，重视经史。明朝时期，各类学校的教育内容狭窄，主要围绕思想教化特别是科举考试开设课程，传统算学之外的科技内容完全被逐出学校教育之外；即使设有算学，也由于不属科举考试科目而长期处于被冷置的地位。这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及其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直接后果便是明朝建立后的二百年间，数学除珠算外非但没有充分发展，连古代数学成就都难以为继。国子监作为明代高等教育机构，选用的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律令及史书等，没有吸收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和学习取向。国子监产生了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教育家，却缺少科学家和专门从事科技研究的人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清朝前期的教育仍以传统儒学为主，晚清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兴起，教育中增加了许多西方科技知识内容，但统治者仍然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形式上引入了西学内容，但只是学其“皮毛”，没有真正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实质上还是排斥西方科技，科技人才的培养难以取得实效。
（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划分不合理，科技发展缺乏财力保障
教育是学习和传播科技知识的重要手段，而政府对于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不可或缺。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行政具有中央集权的一元化特征，政府间科技、教育事权的划分主要表现在创造与推广方面。
唐宋时期，在科技、教育事权划分上，中央政府承担制定科技政策、组建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组织大型科技项目、编纂科技图书、汇编科技成果、选拔科技人才等事务，地方政府承担基础教育、科技推广、向中央推荐技术人才等事务。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合理配置了科技教育事权，并各自履行了支出责任，唐宋时期的科技发展才取得了辉煌成就。
同唐宋相比，明清时期的科技教育事权划分存在明显的不合理现象，支出责任过度下放给地方，甚至到处募集教育资金，以致政府财政教育投入处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在清代尤为突出。晚清洋务运动后，近代学堂教育的迅速发展为科技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从教育经费来源和政府投资数额的角度看，清政府直接投入教育领域的经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以前并无多大提高。从事权划分的角度看，中央财政主要在推动科技图书编纂、奖励科技人才、京师大学堂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地方财政着力于地方教育经费投入、推广科技事业等。从支出责任的角度看，财力困窘的中央政府把科技教育支出的大部分责任都留给了地方，地方财力无力支撑则依赖社会捐款。清末新政时期，教育经费来源包括中央拨款、地方所筹公款、绅民捐输等项，中央拨款所占教育经费的比重愈来愈小，而地方政府筹措的公款及各类捐输渐成教育经费的主体来源。从教育经费的收支统计看，二者基本保持平衡，教育经费从相对意义上讲是充足的。但清政府只是就有限经费勉强支应学堂运作，而非按照学堂应有规模给予经费。科技、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过分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仰赖社会捐款，直接影响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从而导致科技水平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三）思想观念僵化落后，科技创新缺乏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全社会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对科技创新的定位不清，认识不足，对科技创新活动是一种破坏。明清时期，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一是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愿接触或仅是被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明朝自洪武到万历年间，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与中亚国家的官方关系和民间交往均很密切，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与外国的科技交往也随之增多。不过，当时统治者依然仰仗大国实力而固步自封，对外经贸科技交往更多是着眼于政治社会层面的炫耀国威，这一点从郑和下西洋便可管窥一二，它与西方航海着眼于开辟新航路、征服自然界有着天壤之别。15～16世纪西方国家的几次大航海活动，开辟了科学研究和探索的新领域，直接推动了天文学、测量学、力学和数学的发展。反观郑和下西洋，相关的技术进步则大为逊色。究其根源，正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说：欧洲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物质，而中国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心灵，理想不同，方法随之也不同。
清朝入关统治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后科技飞速发展期，清政府没有及时更新科技知识，也未能同世界科技进步保持一致步调。17世纪中叶后，英法德等国凭借科技发展带来的强大势头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了中国。面对这一局势，清政府仍然满足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对外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对内盲目拒绝明代科技成果。如清末重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但他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屑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书在他看来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坚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英法编造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高层统治者妄自尊大的排外心理，导致科技水平与西方的差距遂越拉越大。清政府在西学东渐形势下也开展了洋务运动，但这种针对问题而被动应对的政策支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动探索科技是迥然异质的。
二是传统文化观念成为科技发展的桎梏。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正如美国系统学家拉兹洛所说：“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到明清时期日臻成熟，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学术倾向也随之走向极致。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传统以人为核心，忽视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在学术研究中，未能把社会与人分开，更未把社会与自然界分开，没有发展起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也不重视技术性控制的实验，这种文化氛围扼制了创新的动力。明朝贵族郑恭王之子朱载堉苦心钻研律学、数学和天文学，于1584年发明十二平均律，为现代键盘乐器（如钢琴、风琴）的创制打下了理论基础。1596年，朱载堉完成《律吕精义》（内外篇）一书，提出了“新法密率”，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数学理论。十二平均律理论传入欧洲后引起各国物理学家、声学家的震惊。但在封建官僚统治的中国，朱载堉的心血被当政者视为一堆废纸搁置史馆，百余年之后，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朝官僚甚至还发动了一场对朱载堉科学理论的谩骂和斥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对科技发展的制约力量是极为强大的。
三是封建文化愈发达，给予科技的空间愈狭小。明朝时，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并不排斥西学，积极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学习西学知识。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到了清代，随着封建文化达于历史巅峰，金字塔般的专制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另类“文化”存在，科技文化更是被抛弃、隔离的对象之一。尽管康熙帝曾以浓厚的兴趣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帝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但他们从来不想将科学技术传于民间，仅将这些先进事物当成玩物。当时的英国使节斯当东就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以桐城方氏为例。明朝时，桐城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然而到了清代，慑于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桐城方氏被迫放弃了自然科学研究，最终未能免于文字狱。清政府还实行文化杀戮政策，将一切“荒诞不经”的书籍销毁。乾隆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类似后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承认西洋人在天文历算和工匠技巧上有卓越特长，但又指责西洋学说荒诞不经，所以对西洋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当时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的科技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一度消失，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从日本重新找回。统治阶层对待科技文明的扼杀，直接导致明清时代的科技进步举步维艰。
（四）闭关锁国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缺乏市场氛围
明清统治理念的封闭性遏制了市场的发展，使知识、技术、市场脱节。
一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被遏制，民间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科技创新具有巨大的推动力，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方面则更具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在西方科技发展进程中已经得到验证。明朝科技在部分领域的进步和清朝科技的落后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脚。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官营工业逐渐萎缩，而民间工业不断壮大。明朝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民营经济加速发展。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力量远比西方强大，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便算作巨富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商人动用几百万两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是平常之事。民营经济要快速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科技，如海外贸易需要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更新，这也是明代科技有一定进步的原因之一。到了清代，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日趋完善，表现在经济层面则是官营经济的膨胀，这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企业体现得最为突出。过于注重官营经济的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在此情况下，官营经济没有科技创新动力，民营经济又低迷不前，民间科技创新几乎消失，中国科技也就难以取得较大成就，从而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二是限制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客观上影响了科技交流和进步。明朝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来往，扩大了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当时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是一纸空文，其主要目的是抗倭防倭，所以闽、浙间的海上贸易十分兴盛。政治上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上的海外贸易推动了明朝对外科技交往，客观上刺激了某些领域科技的进步。到了清朝时期，面临西方国家走上工业革命道路，并疯狂拓展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清政府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却没有勇气采取积极应对措施，而是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经济上坚持对海外贸易的严格管理和操纵控制，多次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申令“片板不准下海”、“片帆不准入口”，禁绝一切中外贸易和经济联系，试图阻挡西方列强侵略势力于国门之外。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明代隆庆之后有条件允许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私人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戛然而止。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虽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使中国丧失了以往在南洋海上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且也堵塞了西方先进科技进入中国的通道，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而阻碍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