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根贤
内容提要：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表明，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存在着一致性。奥肯法则也揭示了这种联系。然而我国从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在GDP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就业率却未能保持同步增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结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要保持GDP与就业的均衡增长，关键是要启动经济自主(内生)增长机制。为此，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规范政府行为，财税政策优惠要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建立关联，完善社会保障和构建具有就业激励机制的财政保障支出政策，加快绿色产品的开发和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关键词：GDP 就业 财政政策 公共财政
一、问题的提出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考察，一国或地区的GDP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就一国的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即由：
Y=AF(K，N)……(1)(这里假定劳动N和资本K是仅有的重要投入，A是技术水平)
方程(1)显示产出Y取决于投入和技术水平，即Y与N表现出正相关。若把方程(1)中的生产函数转变为明确的预测投入增长与产出增长的关系，则可用下式表示：
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
用数学表示是：△Y/Y=[(1—θ)×△N/N]+(θ×△K/K)+△A/A
其中△Y/Y、△N/N、△K/K和△A/A分别表示产出增长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1－θ和θ分别代表产出中劳动的份额和产出中资本的份额。
上述公式总结了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反过来，也说明了产出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络(Robert Solow)，对美国1909—1949年间所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该时期年均增长率2.9%的GDP中，0.3%归功于资本积累，1.09%来自劳动投入的增长，1.49%归功于技术进步。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劳动投入增加约0.376个百分点。索络发现了技术进步、劳动供给增加和资本积累是GDP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也说明了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存在着一致性，即GDP与劳动投入的比例是1:0.376。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推动就业的相应增长。
此外，奥肯法则(Okun’s Law)也专门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产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实际GDP的短期变动与失业率变动的联系，即GDP相对潜在GDP每下降2%，失业率就上升1个百分点。它提示了产出市场与劳动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系。把上述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中，会发现我国近年来的产出率与就业率指标同上述结果发生了偏差。
我国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经济保持了每年7%—8%的增长速度，我国GDP的增长率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2001年为7.3%，2002年8%，2003年为9.1%。其对经济的贡献率1998年是1.5个百分点，1999年是2个百分点，2000年是1.7百分点，2001年是1.8个百分点。1998—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共解决了400—500万人就业问题，而4年当中我国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这实际相当于每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财政要背负约10—13万元的债务。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使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可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就业增长还不足0.1个百分点。它偏离了索络的经验研究数据，也同奥肯法则的数据相偏离。而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会周期性地出现。因此，凯恩斯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运用是市场机制失调的内在要求，财政政策的效果是以市场机制既有效率为条件的。其政策目标是消除或抑制市场机制运行的周期波动，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恢复，表现为；财政政策调节→充分就业均衡实现→市场机制恢复，这样的内在机理。凯恩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它是作为一种工具使用。而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这样一种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所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方面，这一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严重不足。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却在下降，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造成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从而引致了我国的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轨道发生了偏离。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一般的周期性现象，不具备运用凯恩斯理论的前提或条件，从而也就达不到凯恩斯理论的政策效果。我国曾想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结果表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现象，具体表现为政府行为不规范、市场不完善、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等。因此，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或内生增长关键还是要深化改革，规范政府行为，消除制约市场机制运行的体制性约束。只有当经济回复到自主(内生)增长的轨道上，GDP与就业才会实现均衡增长。
二、GDP与就业均衡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
1.按公共财政理论要求规范政府行为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品和外部性较大的混合品，但政府提供不等于政府生产。因此，除极少数关系国家安全以及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外，政府就不再直接生产了。但目前我国背离公共财政理论要求的政府行为常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间接干扰市场，而且行为比较隐蔽。比如，企业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是市场的事情，但是地方政府若把廉价的土地卖给企业，就等于人为地降低了企业成本，使企业有利可图。结果是该淘汰的企业而未能淘汰，反而通过削价以获得市场份额；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不能够扩大再生产，吸纳就业人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民因失地而失业，加剧了我国的失业率，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此外，当前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也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当地利益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关。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大搞超前发展，结果是在工商注册、土地批租、财税政策等方面竞相优惠以及违规审批。在市场不完善，尤其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尚不到位，投融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的投资冲动必然转化为经济过热。因此，要使GDP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关键是财政政策的运用和市场的运作要相互协调。财政政策要有利于促进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运行，要淡化政府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方式，尽可能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政府主要着眼于从宏观上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扩大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0%，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中小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为全社会提供了约75%的就业机会。因此，财政政策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也就等于促进了就业与GDP轨道偏离的回归。
2.财税政策优惠要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建立关联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厂商的技术进步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将提高全社会其它厂商的生产率。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在阿罗模型中，由于存在技术溢出，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经济均衡状态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将低于社会最优的增长率。
假定一个企业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开发(R＆D)，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成本分别用MPB和MC表示。该企业选择的研究开发水平是R1，此时MC=MPB。进一步假定该企业的研发成果使其它企业的主产成本下降，但这些企业又不必为使用科技成果付费或付费太少，因为这些成果成了一般知识的组成部分。在图中，其它企业使用每单位研究成果的边际外部收益用MEB表示，则研究成果的边际社会收益是MPB加上MEB即MSB。
效率要求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这发生在R﹡点，故研究开发活动提供不足。美国有研究表明：研发活动的私人收益率大约为10%，而社会收益率大约为50%。因此，就像负的外部性需要用庇古税来矫正一样，正的外部性也需要用庇古补贴来矫正。
政府运用国债资金，对一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促进国企技术进步，既不规范也不科学。对于研发活动，应由科技部依据研发项目对社会的贡献率或可能(潜在的)外部性的大小来划分研发类别，财政根据等级类别直接进行财政补贴或采用税式支出的方式进行政府扶持，不应因企业(所有制)类型而有所不同，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该方式符合市场规律，也被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所证实，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或内生增长机制，也就有助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偏离的回归。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构建具有就业激励机制的财政保障支出政策
按照凯恩斯理论，当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拉动需求、启动经济自主(内生)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我国现在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公众的各种养老、医疗、失业等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公众的不安全感和支出预期在加剧，导致公众对消费需求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压抑。这是积极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启动经济内生增长的原因之一。
根据美国财政学家R•A马斯格雷夫和W•W罗斯托建立的公共支出的发展模型，可以预测到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国公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是准公共品。综观世界各国，政府都承担着社会保障兜底的责任。即使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收支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逆差，有些国家政府对社会保障支出很大，出现了福利国家。我国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这是改变消费预期，打通储蓄→投资环流，启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环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企业公平竞争，市场正常运作的前提。
在财政支出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养老保障支出与失业保障支出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失业保障支出过多，既会挤占养老保障支出，又会抑制失业人口参与劳动就业的动力。如果养老保障支出过高，又将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因此，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在一些地方，由于未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切实际的实行高保障，结果出现了人们盼望提前退休或失业的状况。为此，政府要合理确定保障支出中两种支出的比重，尤其是养老保障只能是低水平的，只能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增长应该缓慢。而失业保障支出，像政府购买就业岗位、扶持就业培训机构或政府直接提供培训服务等方面的支出，能够发挥扩大就业的造血功能，其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应该较高，增长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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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绿色产品的开发和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给人们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而单纯GDP的增长并不能增加人民的社会总福利，这一点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共识。绿色GDP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益，正被各国人们所接受。但由于绿色产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促进其发展。政府要制定环保技术标准，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绿色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并使优惠范围扩大到环保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试制和研制。同时目前可先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以后再逐步扩大到所有的资源，以此实现GDP增长与社会总福利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和农民生活水平低，是制约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这其中关键在于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因为，农产品市场化的前提是农业产业化，只有把经过深加工的高品质农产品推上市场，农民才能从其增加值中获得高收益，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为此，财政政策要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商品化农产品尤其是粮棉油等主产品基地的建设，促进农业市场化和完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
参考文献：
[1][美]哈维•S•罗森(Harvey S.Rosen)：《财政学》[M](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多恩布什费希尔 斯塔兹：《宏观经济学》[M](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 [M](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1999.
[4]王根贤：“关于社会保险的深层次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J]200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