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健  王蓉/沈阳化工大学

    内容提要：契约执行效率是决定生产率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是形成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之一，决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本文使用专用性资产作为契约执行效率的衡量指标变量，通过构建含有专用性资产投入产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选取基于辽宁省201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提供的经验数据，实证不同财税政策冲击下以及专用性资产变量内生变化对省域经济产生的影响，包括省域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税收和代表契约执行效率的专用性资产需求。结果表明：契约执行效率提升即专用性资产投资需求增加总是与区域GDP增长相伴而生。契约执行效率改善是辽宁区域经济复苏的微观动力，有利于吸引人才和资本持续净流入，实现辽宁经济可持续复苏和健康发展。在各项财税政策冲击中，提高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对改善区域契约执行效率效果最明显。

    关键词：契约执行效率  专用性资产  财税政策  区域经济

    一、引言

    辽宁产业结构偏重工业且调整滞后，体制机制僵化引致营商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微观层面集中表现为市场交易违约严重，契约执行效率水平低下。近年来，欣泰电气财务造假、东北特钢、辉山乳业债务违约等几起重大上市公司违约事件的发生，使得辽宁域内企业契约执行效率低下问题浮出水面。

契约执行效率是基于交易成本视角衡量契约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契约执行效率研究是对Hart、Grossman、Moore（1986、1990）、Williamson（1985）等开创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延伸与拓展。不完全契约导致了契约实施效率非最优化，交易成本的存在使部分效率损失，当发生违约行为时交易成本趋于最大化，契约效率降到最低，直至契约无法得到履行而被迫终止。目前，有关契约执行效率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采用地区营商环境指标和法律制度指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樊纲和王小鲁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和世界银行出版的《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分别采用前者提供的市场化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以及后者提供的诉讼时效成本指标，其理论基础来自Nunn（2007）提到的契约执行效率差异会受到地区契约制度和法律环境的影响，Nunn认为契约执行效率可以通过影响中间品投入质量影响产业比较优势，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具有成本优势，为了考虑行业异质性对契约执行的影响，Nunn提出了契约密集度概念。王永进等（2010），茹玉骢等（2010）主要采用《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诉讼时效指标，结合Nunn的契约密集度指标，建立交互项引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解释其与FDI的关系，证明了地区契约执行效率提升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使外资企业更多的使用当地中间品，促进上下游产业联系，带来技术溢出效应。李俊青等（2017）使用律师、会计师等市场组织服务条件作为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体现，研究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和进入决策的关系，证明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企业进入意愿强、市场竞争更加充分。

辽宁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的域情特色决定了营商环境指标和法律制度指标并不能充分解释辽宁企业契约执行效率低下的原因。对于重工业体系来说，产品研发与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是其核心特征。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在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生产中，资产专用性风险与契约执行效率密切相关。

威廉姆森（1985）提出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可以采用资产专用性产生的交易费用指标解释和衡量契约执行效率。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五类，分别为：地理区位的专用性、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物理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约服务的资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他认为企业在选择使用专用性资产还是通用性资产进行生产时，会考虑风险收益比：专用性资产生产率较高，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低，但可转移性弱、风险大；与之相反，通用资产生产率较低，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高，但转移性较强、风险小。由于专用性资产常常是为某项特定的产品生产量身定制的，当其被挪作他用时就会大大贬值，专用性资产持有者会为此付出大量沉没成本，这无疑会激励交易对手对专用性资产持有者进行“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契约的不完全性更加激励了机会主义者在交易中可置信地威胁专用性资产的持有者，使其做出利益上的让步。这些行为降低了企业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积极性，造成企业事前投资不足的低效率。

现有文献综述表明，从资产专用性角度进行契约执行效率量化研究不多见。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采用专用性资产作为契约执行效率替代变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李磊（2011）在契约执行效率与垂直化研究中使用2007年规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物质资产专用性，部分文献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作为专用性资产引入计量模型进行研究，但是现有衡量指标均不能完全展示资产专用性属性全貌。基于经验数据易于获得性以及辽宁省产业结构重工业化特征等考虑，本文选取物理资产专用性——专用设备变量——作为衡量契约执行效率的测量变量，其相关数据来源于2012年辽宁省统计局发布的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专用设备部门，涵盖了专用设备的需求、投入和产出。

更进一步，现有少量的研究文献均是局部均衡分析，这种研究框架无法完整描述出契约执行效率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全貌，不利于设计出科学有效的财税政策支持方案。本文尝试将部门生产活动中专用设备中间使用量和社会对专用设备最终消费量引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采用辽宁经验数据，力图基于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框架内，量化辽宁企业契约执行效率，进而研究财税政策在改善域内企业契约执行效率低下问题的支持方向。

CGE模型源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将组成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利用方程组的形式建立可计算的数量关系，使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联系。该模型主要优势在于可以进政策模拟，通过控制改变某一部门中的某一变量，系统均衡状态将随之改变，从一个均衡状态演变到某一变量变化后的均衡状态，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各个部门都发生变化，反映个别变量的变化冲击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CGE模型已成为政策研究的主流工具，对于辽宁通过市场选择无法快速走出经济衰退、必须进行财税政策支持的特殊域情，CGE模型在问题和对策研究中更为适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有：第一，鉴于专用性资产与契约执行效率具有密切联系，拟对CGE模型进行修正，加入专用性资产部门，创造性地将宏观政策分析扩展到微观领域，实现对企业契约执行效率的量化分析目的；第二，在将代表契约执行效率的专用性资产引入CGE模型时，选取的专用设备变量不但能够充分体现资产专用属性，而且能够体现辽宁以重工业为支柱性的产业结构特色；第三，辽宁经济面临的契约执行效率低下问题，多是由于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引致的，很难通过市场选择和企业自身发展在短期内走出困境，需要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能够将微观企业契约执行、中观产业结构以及宏观政策设计完全纳入的理论研究框架就目前而言只有CGE模型，所以，本文突破学术界局部均衡研究的现状，基于一般均衡视角创造性构建CGE分析框架，更适用于辽宁区域经济问题研究。

    二、含有专用性资产变量的CGE模型构建

    （一）模型的基本结构

传统的CGE模型主要包括三组方程，分别表示供给、需求和均衡的关系，构成CGE模型的三组方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价格方程、生产方程、收入方程、支付方程和宏观闭合方程，通过上述方程来描述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点。重工业作为辽宁的支柱性产业，具有专用性资产依赖性强，契约密集度高的特点，这是在传统CGE模型的框架基础上加入专用性资产部门的基本逻辑。专用性资产投资一经发生，就会产生沉没成本，此类资产使用对契约制度的依赖和敏感程度较强，由此，地区专用性资产使用量与契约执行效率就能够建立直接的解释和被解释关系。含有专用性资产的CGE模型构建如下：

1.定义模型中使用的相关变量和参数，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模型中相关变量及其定义

表2  模型中相关参数及其定义

2.引入专用性资产变量，对传统CGE中生产部门进行修正，生产部门的三个层级中，专用性资产在后两个层级中被引入：第一层为以资本和劳动要素为自变量的CES生产函数；第二层加入专用性资产变量，构建资本-劳动-专用性资产的CES生产函数；第三层构建资本-劳动-专用性资产形成的综合要素与其它非专用性资产中间投入的Leontif生产函数，表示由前两层生产嵌套出的复合生产要素不能与其它非专用性资产中间投入产生替代关系。模型中的专用性资产与资本、劳动要素形成专用性中间商品投入到生产部门中，其含有专用性资产的CES生产方程嵌套过程可以表达为：

                                  （1）

                                  （2）

生产函数的第三层为CES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Leontif生产函数，其弹性趋于无限大。

 （3）

劳动与资本要素组合的成本最小化条件：

                                       （4）

其相应的价格关系方程为：

                  （5）

3.除生产部门进行修正外，其它部门方程与传统CGE模型基本无异。辽宁区域CGE模型分为五个子系统：生产活动系统，消费需求系统，区域外贸易系统，专用性资产系统及宏观供求平衡系统，其中将专用性资产系统内嵌入生产活动系统，区域CGE结构详见图1。

    （二）基础数据与参数校准

CGE模型的原始数据与参数主要源自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社会核算矩阵（SAM），部分社会核算矩阵所需数据无法从投入产出表获取的，来源于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本文通过辽宁省2012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辽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所编制的辽宁区域社会核算矩阵包含了14个子账户，与传统社会核算矩阵不同的是，将辽宁省2012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具有专用性资产属性的专用设备部门分离出来，单独设为一个子账户，并将与其对应的资本、劳动等子账户进行了分离，清楚地刻画了专用性资产需求、投入使用和消耗情况，有助于诠释和量化以专用性资产作为替代变量的辽宁契约执行效率。作为一种特殊的中间投入，区域内市场对专用性资产需求增加，可视为对区域契约执行效率改善的反馈。基于社会核算矩阵提供的数据，借助CGE模型可以定量研究区域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产生的影响，该定量分析有助于辽宁经济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

    三、模型模拟分析

    （一）情景模拟

在修正的CGE模型中，模拟专用性资产这一契约执行效率量化指标需求变动及其对省域经济各个部门产生的影响。具体方法是通过变动专用性资产需求，模拟省域内专用性资产中间需求、投入、产出及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税收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模拟省域宏观财税政策改变等外生变量变化的冲击，对专用性资产变量的影响。具体方法为降低或增加税率和政府转移支付后，观察专用性资产及其它变量的变化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税率主要选取向居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率和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率，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界定为公共制度服务、环境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供给。

    （二）契约执行效率变化产生的影响

通过改变专用性资产需求，模拟契约执行效率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如表3所示，依次增加专用性资产需求量10%、30%和50%后，发现省域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税收均相应增长。这是因为，专用性资产需求增加，会带动交易费用随之下降，资本在省域投资生产的意愿增强，与专用性资产有关的部门生产活动活跃，专用化资产投入与产出不断增加，进而提高域内企业专业化生产水平，有利于全产业链集群在省域内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带动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省域GDP，以及政府税收形成连锁增长效应。

表3  提高对专用性资产需求后的影响

    （三）财税政策等外生变量冲击对专用性资产的影响

    1.模拟个人所得税冲击对专用性资产的影响。依次将个人所得税降低10%、30%和50%后，如表4所示，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对居民和企业收入、GDP、专用性资产等相关变量都产生了正向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个人所得税冲击对专用性资产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具体而言，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以及居民购买力增强时，市场需求扩大，引致企业产能扩张，省域经济繁荣，反过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降低了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使企业愿意投资更多的专用性资产，产业与产业链乃至省域经济的契约执行效率整体上升。正是由于间接影响传导链较长，观察表4可知，降低个人所得税对专用性资产产生的正效应较小；而对政府财政收入有较大的负效应，财政收入减少会使财政支出缩减，可能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减少，从而对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管理等职能产生负面影响。

表4  降低居民个人所得税后的影响

    2.模拟增值税冲击对专用性资产的影响。依次降低增值税10%、30%和50%，如表5所示，除因降低增值税税率导致政府税收大幅减少外，专用性资产需求、省域GDP、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等变量均有所增加。这是因为，降低增值税率直接实现了为企业减负，提升了其利润空间，从而一方面使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投资专用性资产，另一方面使企业存在降价让利消费者的激励，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繁荣。因此，从模拟结果看，增值税冲击对专用性资产需求、省域GDP等变量的影响强于个人所得税指标。

表5  降低增值税产生的影响

    3.模拟政府转移支付冲击对专用性资产的影响。依次提高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10%、30%和50%后，比较表4、5、6发现，提高政府转移支付对专用性资产、省域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税收形成的正效应均大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指标。特别说明的是，模拟提高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税收，还对其形成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在CGE模型的生产部门中，居民提供了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技术知识以及绝大多数资本；省域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基础设施、制度服务环境、公共生态环境等成为人才或资本进入或退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这些不能依靠市场供给的公共物品，需要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补偿和调节。因此，提高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有利于资本、劳动、技术等稀缺要素禀赋向本区域聚集，提高地区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做大区域经济蛋糕，必然有助于政府税收增加。因此，从全社会各个经济部门来看，增强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力度，有利于各部门实现共赢。

表6  提高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后的影响

    四、结论

采用辽宁省经验数据，对含有专用性资产变量的CG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契约执行效率提升即专用性资产投资增加总是与区域GDP增长相伴而生。一方面，契约执行效率改善，即专用性资产需求增加，意味着市场交易费用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省域GDP等收入指标增长可持续；另一方面，在省域经济环境不能改变的条件下，契约执行效率虽然能够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仅通过制度安排建立相对完善的契约执行制度并不能避免企业因区域经济萧条导致经营困难而产生的被动违约，尤其对于经济增长停滞的地区而言，经济萧条使得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市场资源配置交易中机会主义盛行，交易费用大幅上升。因此，契约执行效率需要GDP增长为其提供运行保障。

2.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指标相比，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对专用性资产的影响最大。当政府加大对社保体系、环境基础设施，公共制度服务的转移支付力度、营商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和优化时，契约执行效率将会大幅提高，会有效吸引人才、资本和技术向本区域聚集，进而提高辽宁专业化和复杂化生产水平，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提高产业经济转型质量。

综上所述，契约执行效率改善是辽宁区域经济复苏的微观动力，专用性资产需求增加为省域专业化生产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基本保障。在各项财税政策冲击中，提高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对改善区域营商环境、提高契约执行效率效果最明显，能有效吸引人才和资本持续净流入，进而助推辽宁省经济可持续复苏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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