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财政政策影响着居民福利，特别是财政收支政策的调整变动，一般会对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从单方面及联动效应着手分析地方政府财税收支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的综合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收支决策对居民收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制度依赖性。在惠民式政府支出决策中，如果市场能够逐步实现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在此背景下，逐步推动以劳动和资本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可谓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政府收支 间接税率 居民福利 CGE 联动效应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居民消费结构也产生了巨大变化。在影响居民收支水平的诸多因素中，地方政府财税收支政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地方财税收入及政府财政支出单方面可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心理及状况；另一方面，财政收支的联动效应会共同作用于居民收支活动，影响其收支结构与水平。又因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之间福利水平受财政政策调整的扰动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新时期”，正逐步向消费型驱动转变。为加快促进经济增长转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税降费、增加民生投入的财政措施[1]，用以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状况，从而推动其消费，提升其福利的同时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总体而言，财政政策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微观群体的福利，特别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结构。
理论层面上，税收调整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方面有积极作用[1]（李香菊，周丽珠，2013）。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又使得收入与消费向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幅度变动。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的降低，可直接作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心理，降低其收入及消费水平。而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税率的提高，却间接地影响着居民的支出水平，二者作用的相对强弱决定了税收政策对居民福利影响的最终效果。而对于财政支出的增加，民生性的财政投入与消费性的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收支及福利的作用效应也显著不同。消费性财政支出很有可能挤占个人消费，从而无法实现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民生性财政支出扩张是否促进了对居民消费及收入的提高也同时受到多方因素的干扰。
现实层面上，由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财政政策变动也不可能孤立的影响居民福利。财政收支政策在不同方向上以不同力度的组合冲击一定会对居民消费及支出施加不同的联动影响效应。税收总规模的增大、流转税等间接税率的提高在影响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水平的同时，政府扩大或缩小民生性财政支出，居民收支到底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变化？本文基于实证数据，以CGE模型为工具对政策冲击的现实效应进行量化，从而对问题进行探究，有助于了解财税政策的总体实施状况，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建议，推动财税政策制定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本文的主要贡献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财政政策的变动与居民福利的改善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的政策组合，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实际影响，分析其不同方向、不同程度地变动在不同的制度冲击安排下的联动效应，弥补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为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度量提供思路，也为评估财政政策变动提供一种可参考的依据。第二，本文采用CGE模型进行分析。利用CGE模型对实施中存在着溢出效应和连锁关系的经济政策量化分析的优良特性，通过建立SAM表，基于实证数据对政府收支政策的单变量变动和联动变动效应进行定量模拟分析，以准确测度财政收支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具体影响，为完善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居民等微观群体又是检验经济运行状况、评价政策制定好坏的客观归宿，且CGE模型在定量评价政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归纳研究相关内容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查漏补缺、整理思路，具体内容如下：
（一）财政政策调整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是财政履行职能的重要方面和目标之一。政府的收支行为，如民生性支出与税收政策，都将直接作用于居民的收入及消费选择，而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又直观反映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因此，财政收支政策与居民收入消费的关系这一课题长久以来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
财政收入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心理，而税收又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方面，因此研究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居民收入及消费的扰动，有利于分析财政收入政策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动效应。就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进行结构性减税更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且其对消费规模的正面影响优于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2]（卞志村，杨源源，2016），而在结构性减税中间接税的增加有时并不利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3]（李香菊等，2015）。此外，还有学者从多方面分析了政府税收收入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发现降低税负并不一定能显著影响居民收入，加大税制对收入的调整力度以及加强综合征收等税收征管力度才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正确方法[4] [5]（李文，2011；郭晓丽，2015）。又因不同类别的税费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同，如流转税收入、财产税收入和社保费收入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6]，因此，健全税收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才是收入再分配调节的重要手段[7]（马海涛，汪昊，2017；黄海波，卢其才，2018）。这些研究重新审视了税收收入与居民收支的关系。
着眼于财政支出的变动，购买性支出、转移支付等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变动显然会对居民收入及消费状况产生不同影响。对于居民收入，由于城乡居民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弹性不同，一般对于农村居民，政府购买性支出比转移支付更能影响农民的纯收入[8]，且有学者证明了农村居民财政支出的收入弹性较城镇居民更大，因此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动对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弱[9]（赵元笃，2013；付晓枫，李峄，2014）。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财政支出结构对不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不同影响的因素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10]（何富彩，李怀，2016）。对于居民消费而言，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存在着时间及空间上的差异，如长短期效应不同[11]、民生性支出对于城乡居民挤出效应不同[12]（武晓利，晁江锋，2014；蓝相洁，陈永成，2015）。由此可见，财政支出对居民收支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二）CGE模型的经验证据
宏观经济中多变量之间往往不是独立，而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政策的实施中也存在着溢出效应和连锁关系。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在实际上的运用，是定量分析各变量之间连锁关系的常用计量方法。本文将建立社会核算矩阵（SAM表）作为CGE模型的数据基础，并通过模型基于实证数据对政府收支单变量变动和联动变动结果进行定量模拟分析，以测度财税收支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具体影响。
CGE模型的核心思想秉承了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GE）。布劳威（J.E.J.Brourver）不动点定理的证明，实现了一般均衡的数学逻辑合理化。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通过角谷静夫(S.Kakutani)不动点定理，证明了一般均衡解的存在[13]（Arrow and Debreu，1954）。同年，Mckenzie（1954）也给出了自己的证明方法[14]。70年代之后，CGE模型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和更加广泛的应用。哈伯格（1994）首次将一般均衡分析应用于税收负担的分析中，并对美国的直接税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15]。近期，国内外学者在CGE模型运用方面的尝试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对于国民经济主变量的影响，其中包括对于工资税、劳动税和增值税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模型的运用，相关的学者为政策完善提供了有效建议。Avitsland等（2004）将CGE模型与微观模拟模型结合起来，研究了挪威增值税改革的相关问题[16]。如今，CGE模型业已广泛的应用于政策模拟和政策评估中。如Löfgren et al.（2002）对马拉维共和国采取的扶贫措施和遭受到外部冲击之间的失衡问题[17]、Baourakis et al.（2008）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策进行了综合评定[18]，以及Balamou et al.（2008）对苏格兰和希腊农业政策实施的模拟分析等等[19]。作为一种能够将多部门、多区域和跨期纳入研究范围的方法，该模型还常常应用于政策出台前的模拟过程。如对碳税或者直接税（欧阳华生等，2010）调整的模拟分析，以采取必要的事前调整和事中控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政策出台对相关部门或者产业所可能导致的负面冲击[20]。目前我国学者也大量运用CGE模型对相关政策问题做出研究，如房地产税改革对地方经济的影响[21]（杨飞，裴育，2015）。
因此，CGE模型是经济研究中探究政策联动效应的优良模型，尤其在针对财政收支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影响的问题研究中，少有学者运用该模型进行分析。且财税收支政策的影响范围较广、较全面，为更加准确全面的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综合定量分析，本文决定采用CGE模型。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大多从财政收支对居民收入或消费的单方面影响效应着手进行研究，未将财政收支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及支出的综合影响纳入统一讨论框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空缺。本文将从财政收支政策的变动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及消费的联动效应着手，通过设计不同的政策冲击组合，综合全面的对课题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填补理论空缺，并对政策评价及进一步改善提供理论数据支撑与帮助。
三、模型的构建及SAM表
CGE模型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生产模块、消费模块、收入模块、国际贸易模块等等。在这些模块中分别建立含有各自内在关系的方程并予以逐级嵌套，得到汇总的第一层级模型，即为总的CGE模型。
（一）CGE模型的构建
CGE模型的构建，通常可以简单的区分为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张欣等（2010）按照家庭、企业、政府和市场等的方式进行模块的划分[19]；另一种是根据Lofgren（2002）的方式，从价格、商品、微观主体、生产过程与资源约束这几个部分进的构建[22]。前者是从划分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分别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描述。而后者则注重于对市场行为的划分，分析各主体在既定的市场环境下最优的行为选择。在明确市场主体的情形下，第二种建构思路更有利于本文基于过程的角度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刻画。因此，本文在这里采用Lofgren（2002）的模型建构思路。
为更好地理解本文中的变量及其含义，按照程序编写的格式，首先给出参数和变量的定义。定义的参数共有26个（见表1），主要变量共29个（见表2）。在这些参数和变量的帮助下，CGE模型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构建。
表1 参数及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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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定义 |
变量 |
定义 |
变量 |
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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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a生产的效率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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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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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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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c中Armington方程的效率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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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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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投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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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c中CET方程的 效率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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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主体向i主体的 转移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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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h来源于要素f的收入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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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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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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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税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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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中商品的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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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产中要素f的增加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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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中商品c的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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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a生产中使用c商品 作为中间品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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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h来源于商品c的 消费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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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商品Armington 方程中的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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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储蓄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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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商品Armington方程的效率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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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方程中的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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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价计出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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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方程中CET的 效率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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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ington方程中 要素替代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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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价计进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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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方程中的 要素转换率 |
表2 变量及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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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定义 |
变量 |
定义 |
变量 |
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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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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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部分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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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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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汇率 （按本币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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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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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品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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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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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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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品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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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储蓄 （虚拟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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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品的国内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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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拉斯变量 （虚拟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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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调整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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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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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f的平均回报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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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的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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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对要素f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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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中要素f回报率 的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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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出的 国内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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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f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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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h从要素f中获得 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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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价 （按本币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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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h对商品c的消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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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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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价 （按本币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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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a使用c生产中间品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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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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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商品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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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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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格模块
国内商品供应：
上述（1）中
总需求中，既包括国内的部分，又包括国外的部分。此外，一般而言，征税会使得消费的总需求的数量下降。
上式左侧为生产者供给商品总价值量，右侧为国内商品及国外商品供给的总价值量。
生产价格指数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
(3)和(4)分别定义了商品的进口价和出口价。他们同时受关税税率变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这两种价格需要及时随税率及汇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5)表明，活动a的价格与a的生产价格指数和产量相关，其在数值上等于它们的加总。(6)实际上将价格分解为成本投入和附加值两部分。附加值部分的价格就等于总价格减去成本价格的差额。这个方程是由竞争市场上基本假设决定的。(7)意味着CPI是各项复合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
2.商品模块
张欣等（2010）对活动a需求的定义采用的是CES函数的形式[23]，本文在这里采用该函数的一种极限形式，即CD函数。
(9)表示中间需求正好被a部门的活动全部使用。
(10)表示国内商品供给数量由进口商品数量和国内商品生产数量共同决定，据其容易求出进口与国内供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11)实际上指出，国内外商品供给的相对价格仅与其在Armington方程中的两个参数和国内外的供给量相关，与技术效率参数无关。
此外，国内商品总产出既要满足国内的商品需求，还要出口。因此需要满足：
与供给相同的思路，国内产出国内价与出口价之间的比值为：
(14)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角度对要素进行了约束。(15)则是商品的生产的资源约束条件。(16)表明市场上总供给和总需求应相等。(17)则意味着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供需也应得到满足。
3.微观主体
这里的微观主体涉及到居民和政府。分别取得二者的收入，并产生相应的支出。
居民获得的要素收入和总收入分别为：
居民的消费为：
投资需求为：
政府的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总和，而支出则包括对商品的支出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其形式具体为：
（24）表示政府储蓄（虚拟变量）即为政府收支的差额。
4.资源约束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闭合条件的选择，本文在这里选择凯恩斯的闭合。这种闭合要求活动对要素的需求等于要素的供给，即：
这种闭合使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使用的条件之一。在后文的分析中，本文区分了政府支出增加20%和100%，政府支出降低20%和50%四种不同的制度类型。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具体的条件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国内商品市场上，还存在：
（26）表示国内商品的供给由c作为中间品被a活动需要的数量、居民对c消费的数量总和、政府支出及对c的投资需求组成。（27）表示进出口间的一种平衡。（28）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上述28个方程，一起构成了完整的CGE模型。其中(24)为虚拟变量政府储蓄的定义，因此真正使用的等式仅为27个。由于本文同时定义了29个内生变量，其中也包含两个虚拟变量，需要求解的变量也正好为27个。因此该方程组是有解的。
（二）SAM表的构建
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是CGE模型进行分析的数据基础。变量的赋值也是通过此表来完成的。通常而言，需要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对SAM表进行具体的构建。SAM的基本形态为行列数与行列和各自相等的矩阵。本文以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2007年实物交易的现金流量表、2008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为数据基础。
在技术细节方面，本文参考了中国经济的社会核算矩阵研究小组、陈烨等和张欣的方法。本文的SAM的基本结构包括生产活动、商品活动、要素、居民、政府、投资储蓄、税收和国外账户。生产活动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商品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了划分，细分为农业商品和非农业商品。要素则根据一般的方式，划分为劳动和资本两部分。城镇和农村居民是居民账户的细分项。值得指出的是，囿于数据的可及性，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决策、要素收入中的部分具体数值难以获得，因此本文按城乡居民的消费比重对数据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可以认为，相对于研究变动百分比而言，这种近似估计带来的差异对研究结果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出于相同的原因，这里较难将政府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只能笼统的以政府账户代表前述两者。税收账户分为三类，包括关税、个人所得税以及除关税外的其他流转税。因此，构成了一个14*14的矩阵。在建构过程中，本文使用交叉熵对SAM表进行了调平。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不给出完整的SAM表。
（三）冲击类型和制度划分
在CGE模型构建和SAM表构建的基础上，可以开始对单变量政策变动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影响进行模型分析。模拟分析根据Lofgren的思路进行，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思路是从政府支出角度出发，研究政府支出变动对居民收入和消费决策的影响。根据1994年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增加和政府支出增速的一般水平，本文细分了四种制度冲击安排选择（见表4）。其中，间接税率和政府支出取100%极端值的原因具体有以下两点：一是政府在应对公共应急事件时容易出现支出的超速增长，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为出资引导社会投资共投资合计4万亿左右，财政支出激增。而本文需要评估超速增长情况下财税政策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二是极端值的估计是通过放大的效应探究财政收支政策对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最大水平。若政府收支水平在此范围内波动，则相应的对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影响水平也将在估计范围内波动。这种估计方式，能较好的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其中为满足比较的需要，本文对各制度冲击安排的内部进行了必要设定，如劳动力工资市场上的工资灵活决定等，分别用GSH1、GSH2、GSH3和GSH31表示。另一种思路是从政府收入的角度出发，模拟政府间接税税率变动对城乡居民收支决策变动的影响。这里细分了四类不同的变动情况，用TSH1、TSH2、TSH3和TSH31表示（见表3）。
表3 冲击类型
|
政府支出冲击 |
间接税率冲击 | ||
|
GSH1 |
政府支出提升20% |
TSH1 |
间接税率提升20% |
|
GSH2 |
政府支出提升100% |
TSH2 |
间接税率提升100% |
|
GSH3 |
政府支出降低20% |
TSH3 |
间接税率降低20% |
|
GSH31 |
政府支出降低50% |
TH31 |
间接税率降低50% |
表4 细分市场规则
|
代码 |
储蓄市场 |
资本市场 |
劳动市场 |
国外 |
|
2222 |
投资驱动 |
非自由流动 |
自由流动，但存在固定工资 |
外储可控 |
|
2212 |
投资驱动 |
非自由流动 |
自由流动，工资灵活决定 |
外储可控 |
|
2112 |
投资驱动 |
资本自由流动 |
自由流动，工资灵活决定 |
外储可控 |
|
1112 |
储蓄驱动 |
资本自由流动 |
自由流动，工资灵活决定 |
外储可控 |
此外，由于假设前提的差异，在方程求解之前，方程数量和变量数目的调整过程中，就出现了条件增补方面的差异。张欣归纳了四类基本的闭合方式。由于前述差异的存在，CGE模型的具体闭合条件对其结果也具有较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可能同时体现在程度上和方向上。为了更好地获得研究结果，本文的分析将不按照既定的闭合规则展开，而侧重于比较在差异性的闭合规则下，各变量受到冲击的方向和程度，并分析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事实上，张欣同时也指出，闭合规则是具有灵活性的，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调整。在这里，本文结合Lofgren的思路，制定了四种条件下的闭合方式，并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四、政策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
表5归纳了政府支出变动对各主要变量的影响。这里比较的政策背景是：在外汇储备可控、投资驱动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形下，其中细分市场2212劳动力工资是自由决定的。可以看出，在投资驱动的市场上，如果劳动力和资本均受到限制相比单方面资本流动受限、劳动力流动不受限对支出法核算的GDP影响更大、程度更高。在政府支出提升一倍的情况下，2212条件下支出法GDP的上升比重仅为0.313%。如果政府支出下降，那么2222制度安排下，GDP下降的比重更大。就私人消费而言，第一种制度冲击安排下，私人消费基本固定。而在第二种制度下，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的联动效应则较为紧密，二者具有方向相同程度相似的变动趋势。而对于出口，则不会直接受到政府支出的影响，但会受国内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状况的间接影响。
表5 政府支出变动冲击的影响I
|
市场规则 |
2222 |
2212 | ||||
|
支出类型 |
GSH1 |
GSH2 |
GSH31 |
GSH1 |
GSH2 |
GSH31 |
|
支出法GDP |
1.65 |
13.2 |
-8.45 |
0.62 |
3.13 |
-1.56 |
|
收入法GDP |
-0.64 |
-0.64 |
-0.63 |
0.62 |
3.13 |
-1.56 |
|
GDP(要素价) |
-0.64 |
-0.64 |
-0.64 |
0.63 |
3.17 |
-1.59 |
|
私人消费 |
0.17 |
0.17 |
0.17 |
0.63 |
3.15 |
-1.57 |
|
投资 |
-2.31 |
-2.81 |
-1.87 |
-3.39 |
-16.94 |
8.47 |
|
出口 |
2.48 |
2.48 |
2.48 |
1.00 |
1.00 |
0.00 |
|
进口 |
-0.35 |
-0.35 |
-0.35 |
0.65 |
3.23 |
-1.61 |
|
间接税 |
-0.65 |
-0.7 |
-0.61 |
0.24 |
1.22 |
-0.61 |
|
城镇农产品 |
0.56 |
0.56 |
0.56 |
0.64 |
3.2 |
-1.6 |
|
农村农产品 |
0.26 |
0.26 |
0.26 |
0.64 |
3.19 |
-1.59 |
|
城镇非农产品 |
-0.06 |
-0.06 |
-0.06 |
0.61 |
3.05 |
-1.53 |
|
农村非农产品 |
-0.08 |
-0.08 |
-0.08 |
0.61 |
3.04 |
-1.52 |
|
城镇资本 |
3.54 |
3.54 |
3.54 |
0.68 |
3.4 |
-1.7 |
|
城镇劳动 |
-1.41 |
-1.41 |
-1.41 |
0.62 |
3.12 |
-1.56 |
|
农村资本 |
3.54 |
3.54 |
3.54 |
0.68 |
3.4 |
-1.7 |
|
农村劳动 |
-1.41 |
-1.41 |
-1.41 |
0.62 |
3.12 |
-1.56 |
|
城镇居民收入 |
-0.51 |
-0.51 |
-0.51 |
0.63 |
3.16 |
-1.58 |
|
农村居民收入 |
-0.7 |
-0.7 |
-0.7 |
0.63 |
3.14 |
-1.57 |
注：单位为‰，以下表格同。GSH1、GSH2和GSH31分别代表政府支出上升20%、100%和下降50%的冲击。
这里，城乡居民之间对农产品、非农产品、劳动和资本以及收入的变动，都存在固定比例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SAM表在构建过程中对具体数值按照城乡消费进行调整的原因。可能相比实际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但并不影响对政策变动方向的估计，是较为可信的。在第一种制度冲击安排下，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决策出现了一种锁定，并且这种锁定存在一种内卷化[2]的趋势。在第二种制度安排下，由于劳动力能够实现自由流动，政府支出决策对城乡居民收入改善的带动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为有限，仅为0.316%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仅仅依靠政府消费支出的扩张，人民实际收入是难以得到有效改善的。扩展到更为一般的层面，政府消费支出的扩张或者缩小，对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影响也是较为有限的。
表6归纳了经济中驱动力存在差异下政府支出变动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2112代表一种投资驱动型的经济，1112代表一种储蓄推动型的经济。由于这里存在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两者与政府消费支出之间联动性较为明显。在这里，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对GDP的影响程度更低。这主要是由于在自由市场上，政府的此项冲击很容易被其他微观主体的逆向行为所抵消。这里的制度变动设计是为了估算政策变动对居民影响的一般情形与上限值，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在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中，政府消费支出的扩张对进口的需求增加是较为显著的。而在储蓄驱动的情形下，这种影响较为有限。
表6 政府支出变动冲击的影响II
|
市场规则 |
2112 |
1112 | ||||
|
冲击类型 |
GSH1 |
GSH2 |
GSH3 |
GSH1 |
GSH2 |
GSH3 |
|
支出法GDP |
0.06 |
0.32 |
-0.06 |
0.02 |
0.08 |
-0.02 |
|
收入法GDP |
0.06 |
0.32 |
-0.06 |
0.02 |
0.08 |
-0.02 |
|
GDP(要素价) |
0.07 |
0.37 |
-0.07 |
0.02 |
0.09 |
-0.02 |
|
私人消费 |
0.07 |
0.37 |
-0.07 |
-2.49 |
-12.44 |
2.49 |
|
投资 |
-4.53 |
-22.65 |
4.53 |
-0.0001 |
-0.0004 |
0.0001 |
|
出口 |
-1.14 |
-3.42 |
1.14 |
0.00 |
-1.23 |
0.00 |
|
进口 |
0.09 |
0.43 |
-0.09 |
0.02 |
0.11 |
-0.02 |
|
间接税 |
-0.36 |
-1.81 |
0.36 |
-0.09 |
-0.45 |
0.09 |
|
城镇农产品 |
0.07 |
0.37 |
-0.07 |
-4.73 |
-23.66 |
4.73 |
|
农村农产品 |
0.07 |
0.37 |
-0.07 |
0.02 |
0.09 |
-0.02 |
|
城镇非农产品 |
0.07 |
0.37 |
-0.07 |
-4.73 |
-23.66 |
4.73 |
|
农村非农产品 |
0.07 |
0.37 |
-0.07 |
0.02 |
0.09 |
-0.02 |
|
城镇资本 |
0.09 |
0.43 |
-0.09 |
0.02 |
0.11 |
-0.02 |
|
城镇劳动 |
0.07 |
0.36 |
-0.07 |
0.02 |
0.09 |
-0.02 |
|
农村资本 |
0.09 |
0.43 |
-0.09 |
0.02 |
0.11 |
-0.02 |
|
农村劳动 |
0.07 |
0.36 |
-0.07 |
0.02 |
0.09 |
-0.02 |
|
城镇居民收入 |
0.07 |
0.37 |
-0.07 |
0.02 |
0.09 |
-0.02 |
|
农村居民收入 |
0.07 |
0.37 |
-0.07 |
0.02 |
0.09 |
-0.02 |
注：GSH1、GSH2和GSH3分别代表政府支出上升20%、100%和下降50%的冲击。
2112与1112两种制度安排的主要区别在于，储蓄市场的驱动类型不同。在我国资本流动受限的情况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提升会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在储蓄驱动型的经济中，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受到政府政策变动影响的程度较大。总体看来，这种影响是负相关的。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并且前者增加越多，后者减少的程度也越大。这体现了储蓄驱动型的经济中，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二）间接税率变动的影响
表7和表8归纳了间接税率变动对主要变量的影响。在这里，制度冲击安排上的差异对单个变量的影响分化程度更大。就GDP而言，在2222制度安排下，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的GDP基本呈现出一种反向变动关系。这反映出在税收变动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模式在微观主体之间发生了变化，间接税率提高，政府由此从居民和企业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税收收入。虽然这些税收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性支出，但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却显著减少，使得按支出法核算的GDP总量整体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在这2222与2212两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消费性支出与间接税率保持了相反的变化趋势。同时在2222制度环境中，投资也呈现与间接税率变化方向相反的变动。出现此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资本的流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我国对投资环节不征或极少征收间接税，因此投资的变化，更多地取决于经济的整体环境，而非税收的单一影响。
就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化程度而言，税收政策对其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劳动力工资水平受限的经济环境下，间接税率的上升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的下降。事实上，引起收入绝对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单个收入阶层之间的边际税率存在差异。一般而言，间接税率的变动本身就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具有较为负面的影响。刘怡和聂海峰（2004）指出，1995年-2006年间，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种流转税的累退性对收入分配具有恶化作用，但这一负面影响有逐年降低的趋势[24]。Chamon等（2009）的研究成果也指出，流转税的累退性对收入的分化和消费的有较大的影响[25]。
本文使用了我国1994~2009年全国30个省主要税收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定量测度部分税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方向和程度。分析测算数据可得，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具有改善作用。企业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作用最为明显，降低了20.03%的不平等程度；增值税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改善作用更大，缓解了75.29%的不平等比例。但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以原营业税与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均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状态，分别恶化程度为53.63%和102.59%，且与其他税种相比影响程度最大。由此可见，间接税是影响居民收入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表7 间接税率变动冲击的影响I
|
市场规则 |
2222 |
2212 | ||||
|
冲击类型 |
TSH1 |
TSH2 |
TSH31 |
TSH1 |
TSH2 |
TSH31 |
|
支出法GDP |
-1.28 |
-1.43 |
-1.14 |
0.63 |
3.07 |
-1.6 |
|
收入法GDP |
2.98 |
17.43 |
-9.67 |
0.63 |
3.07 |
-1.6 |
|
GDP(要素价) |
-0.78 |
-1.34 |
-0.27 |
-3.16 |
-15.79 |
7.9 |
|
私人消费 |
0.02 |
-0.56 |
0.54 |
-3.14 |
-15.69 |
7.85 |
|
政府消费 |
-0.04 |
-0.19 |
0.1 |
-1.32 |
-6.59 |
3.32 |
|
投资 |
-2.13 |
-1.9 |
-2.34 |
4.46 |
22.17 |
-11.21 |
|
出口 |
2.48 |
2.48 |
2.48 |
2.99 |
12.94 |
-5.97 |
|
进口 |
-0.41 |
-0.65 |
-0.19 |
-0.14 |
-0.74 |
0.35 |
|
间接税 |
157.87 |
791.62 |
-397.02 |
157.29 |
783.06 |
-394.74 |
|
城镇农产品 |
0.4 |
-0.25 |
0.98 |
-3.72 |
-18.54 |
9.33 |
|
农村农产品 |
0.09 |
-0.55 |
0.67 |
-3.73 |
-18.57 |
9.34 |
|
城镇非农产品 |
-0.17 |
-0.58 |
0.21 |
-1.81 |
-9.14 |
4.5 |
|
农村非农产品 |
-0.19 |
-0.6 |
0.19 |
-1.82 |
-9.16 |
4.52 |
|
城镇资本 |
3.39 |
2.81 |
3.91 |
-3.08 |
-15.41 |
7.7 |
|
城镇劳动 |
-1.55 |
-2.11 |
-1.05 |
-3.18 |
-15.88 |
7.95 |
|
农村资本 |
3.39 |
2.81 |
3.91 |
-3.08 |
-15.41 |
7.7 |
|
农村劳动 |
-1.55 |
-2.11 |
-1.05 |
-3.18 |
-15.88 |
7.95 |
|
城镇居民收入 |
-0.65 |
-1.21 |
-0.15 |
-3.13 |
-15.67 |
7.84 |
|
农村居民收入 |
-0.84 |
-1.41 |
-0.34 |
-3.14 |
-15.69 |
7.85 |
|
政府收入 |
2.42 |
14.8 |
-8.67 |
114.21 |
568.56 |
-286.63 |
注：TSH1、TSH2和TSH31分别代表间接税率支出上升20%、100%和下降50%的冲击。
同时，在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各主要变量对间接税税率的变动更为敏感。间接税税率的变动对城乡居民得农产品和非农产品需求呈现了制度间的影响差异。在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环境中，这两种需求随间接税税率的上升而下降。而在资本流动受限的经济环境下，城乡居民对两种产品的需求变化具有方向性。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对两种产品的需求与间接税税率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变化程度却有所不同。农村居民对农产品及非农产品的需求依旧与税率保持了负向的变动，似乎资本是否自由流动难以显著影响他们对农产品及非农产品的需求。而城镇居民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却在资本能否自由流动的不同环境下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
此外，间接税率对城乡间劳动和资本的收益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乡居民是诸多间接税的实际税负负担者。在此情况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在资本流动受限制的情况下，间接税税率每提升100%，间接税税收总额将增加77.504%，政府收入将增加56.135%，均略高于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下的政府收入的增加比重。这与间接税在我国税收中占主导地位的事实相符合。
表8也比较了经济驱动力发生变化时各变量在间接税税率变化冲击下受到的影响。在这种政策环境中，间接税税收总额和政府收入与间接税税率的变化保持了相同的方向，其他变量则呈现一种相反的变化。这说明间接税对于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在降低税率的政策环境中，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速基本一致。但是，城镇居民在储蓄驱动的经济环境中，消费水平有所上升。
表8 间接税率变动冲击的影响II
|
市场规则 |
2112 |
1112 | ||||
|
冲击类型 |
TSH1 |
TSH2 |
TSH3 |
TSH1 |
TSH2 |
TSH3 |
|
支出法GDP |
-0.37 |
-1.88 |
0.36 |
-0.54 |
-2.78 |
0.53 |
|
收入法GDP |
-0.37 |
-1.88 |
0.36 |
-0.54 |
-2.78 |
0.53 |
|
GDP(要素价) |
-4.16 |
-20.68 |
4.17 |
-4.09 |
-20.36 |
4.1 |
|
私人消费 |
-4.12 |
-20.51 |
4.13 |
-0.7 |
-3.53 |
0.69 |
|
政府消费 |
-1.34 |
-6.69 |
1.35 |
-1.34 |
-6.69 |
1.35 |
|
投资 |
3.47 |
17.17 |
-3.49 |
-0.67 |
-3.32 |
0.67 |
|
出口 |
1.14 |
6.85 |
-1.14 |
1.23 |
4.92 |
-1.23 |
|
进口 |
-1.13 |
-5.64 |
1.13 |
-1.06 |
-5.27 |
1.06 |
|
间接税 |
156.29 |
775.04 |
-156.94 |
153.75 |
761.1 |
-154.53 |
|
城镇农产品 |
-4.71 |
-23.38 |
4.73 |
1.73 |
8.43 |
-1.75 |
|
农村农产品 |
-4.71 |
-23.39 |
4.73 |
-4.65 |
-23.08 |
4.67 |
|
城镇非农产品 |
-2.78 |
-13.9 |
2.78 |
3.67 |
18.21 |
-3.68 |
|
农村非农产品 |
-2.78 |
-13.92 |
2.78 |
-2.72 |
-13.6 |
2.72 |
|
城镇资本 |
-4.14 |
-20.59 |
4.15 |
-4.07 |
-20.24 |
4.08 |
|
城镇劳动 |
-4.16 |
-20.7 |
4.17 |
-4.1 |
-20.39 |
4.11 |
|
农村资本 |
-4.14 |
-20.59 |
4.15 |
-4.07 |
-20.24 |
4.08 |
|
农村劳动 |
-4.16 |
-20.7 |
4.17 |
-4.1 |
-20.39 |
4.11 |
|
城镇居民收入 |
-4.12 |
-20.5 |
4.13 |
-4.06 |
-20.19 |
4.07 |
|
农村居民收入 |
-4.12 |
-20.52 |
4.13 |
-4.06 |
-20.21 |
4.07 |
注： TSH1、TSH2和TSH3分别代表间接税率支出上升20%、100%和下降50%的冲击。
总而言之，政府收支决策的单变量变化对各主要变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差异性的制度安排对于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和支出水平具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劳动力工资税的限制有利于城乡居民劳动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对其他因素实施控制的前提下，逐步放开资本的流动，能够使居民的收入状况得到改善。
上述结论的适用前提是对其他因素实施了控制，只研究政策单变量冲击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造成的影响。而现实中该种政策环境往往较难以满足。更为常见的情形是政府收支决策同时变动，如间接税税率和政府支出水平同时配合调整变动，这就使得问题分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高。
五、多变量政策联动效应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收支决策单边变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而较少将两者联系起来定量测度对居民收入流的实际影响。在这部分，我们将同时考虑两种来源的冲击、四种冲击组合，并分析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同收支决策下居民收入的变化方向和程度。
根据前述单政策变量的变动情况，我们在此模拟了三种情形下的联动效应，归纳至表9中。第一种政策模拟的意义在于测度政府收支同时增加但税收增加更快时，城乡居民收支决策的变动。第二种政策则是就税收增加和政府支出减少情况下居民的收支的变动。第三种政策模拟的意图在于实现政府支出决策增加但是税收收入减少的情形下居民的收支变化程度。这里间接税率变化100%，在现实中显然是难以具有较大的意义。这里的极端取值，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税收对政府和居民收入决策的影响，以便于比较分析。
表9 政策联动设计表
|
名称 |
政府支出变化方向及程度 |
间接税率变化方向及程度 |
|
联动冲击I |
增加20% |
增加100% |
|
联动冲击II |
降低20% |
增加100% |
|
联动冲击III |
增加20% |
降低20% |
注：这里间接税率变动100%的极端取值是为了更好的放大税收变动对政府和居民收支决策的影响。
（二）模拟结果分析
在上文表3政府支出及间接税率依次提升20%、100%，降低20%、50%的四种联动冲击类型下，政策变动导致了政府和居民收支决策方面的较大分化（见表10-12）。
表10 支出决策的联动影响I
|
市场规则 |
2222 |
2212 |
2112 |
1112 |
|
支出法GDP |
1.45 |
3.69 |
-1.83 |
-2.76 |
|
收入法GDP |
17.43 |
3.69 |
-1.83 |
-2.76 |
|
GDP(要素价) |
-1.34 |
-15.17 |
-20.60 |
-20.34 |
|
私人消费 |
-0.56 |
-15.07 |
-20.44 |
-6.01 |
|
政府消费 |
199.77 |
192.12 |
191.97 |
191.97 |
|
投资 |
-2.02 |
18.81 |
12.65 |
-3.32 |
|
出口 |
2.48 |
12.94 |
6.85 |
3.69 |
|
进口 |
-0.65 |
-0.10 |
-5.56 |
-5.25 |
|
间接税 |
791.59 |
783.41 |
774.31 |
760.92 |
|
城镇农产品消费 |
-0.25 |
-17.91 |
-23.31 |
3.74 |
|
农村农产品消费 |
-0.55 |
-17.94 |
-23.32 |
-23.07 |
|
城镇非农产品消费 |
-0.58 |
-8.53 |
-13.83 |
13.48 |
|
农村非农产品消费 |
-0.60 |
-8.56 |
-13.85 |
-13.59 |
|
城镇劳动收入 |
2.81 |
-14.74 |
-20.51 |
-20.22 |
|
城镇资本收入 |
-2.11 |
-15.26 |
-20.62 |
-20.37 |
|
农村劳动收入 |
2.81 |
-14.74 |
-20.51 |
-20.22 |
|
农村资本收入 |
-2.11 |
-15.26 |
-20.62 |
-20.37 |
|
政府收入 |
14.78 |
568.98 |
560.83 |
543.43 |
|
城镇居民收入 |
-1.21 |
-15.04 |
-20.43 |
-20.17 |
|
农村居民收入 |
-1.40 |
-15.07 |
-20.44 |
-20.19 |
1.增收快于增支
对宏观变量的影响而言，在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中，如果资本流动受到限制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且工资水平能够按照市场的要求进行变化，同时外汇储备可以控制的前提下，第一种冲击联动影响对支出法GDP的正面影响高于其他三种制度冲击安排。但是，如果进一步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收入法GDP的上升程度会有所提高。相比表8和表9中间接税率单变量变动的情形，政府消费支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税收增加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如果国内间接税率上升，在这四种联动冲击下都体现出一种显著的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的现象。这种情形的出现也是较为容易理解的。因此，这种政策变动组合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促进出口的刺激作用。
对微观变量的影响中，第一种冲击制度安排下城乡居民的收支水平下降程度是最少的。在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中，这种收支水平的下降最为显著。由于具体的要素收入在城乡间划分时，采用了比例划分的方式，因此变动也出现了地域间的联动。但是，这种变化也与具体的政府收支决策相关，如果限制资本流动和劳动力工资水平，那么城乡居民劳动收入的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在其他制度安排下城乡居民劳动收入水平则会出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这种流动受到抑制的劳动和资本状况，同样使得GDP增速低于劳动力工资水平按照市场要求浮动时的GDP增速。由于受到资本收益下降的冲击，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相对于其他冲击制度安排而言，这种降幅也是有限的。综合单变量政策变动下的情况和此处的模拟分析，可以近似地认为，在劳动和资本配置受到限制的经济环境中，该种政策变动组合对宏观进出口层面和微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层面的影响被降低了，但仍是一种较为低水平的变化。
表11 支出决策的联动影响II
|
市场规则 |
2222 |
2212 |
2112 |
1112 |
|
支出法GDP |
-4.16 |
2.45 |
-1.94 |
-2.79 |
|
收入法GDP |
2.98 |
2.45 |
-1.94 |
-2.79 |
|
GDP(要素价) |
-0.78 |
-16.42 |
-20.75 |
-20.38 |
|
私人消费 |
0.02 |
-16.31 |
-20.59 |
-1.06 |
|
政府消费 |
-200.03 |
-205.29 |
-205.35 |
-205.35 |
|
投资 |
-2.00 |
25.53 |
21.68 |
-3.32 |
|
出口 |
2.48 |
12.94 |
7.99 |
4.92 |
|
进口 |
-0.41 |
-1.39 |
-5.73 |
-5.30 |
|
间接税 |
157.88 |
782.70 |
775.78 |
761.29 |
|
城镇农产品消费 |
0.40 |
-19.17 |
-23.45 |
13.11 |
|
农村农产品消费 |
0.09 |
-19.19 |
-23.47 |
-23.10 |
|
城镇非农产品消费 |
-0.17 |
-9.74 |
-13.98 |
22.95 |
|
农村非农产品消费 |
-0.19 |
-9.77 |
-13.99 |
-13.62 |
|
城镇劳动收入 |
3.39 |
-16.08 |
-20.68 |
-20.26 |
|
城镇资本收入 |
-1.55 |
-16.49 |
-20.77 |
-20.41 |
|
农村劳动收入 |
3.39 |
-16.08 |
-20.68 |
-20.26 |
|
农村资本收入 |
-1.55 |
-16.49 |
-20.77 |
-20.41 |
|
政府收入 |
2.43 |
568.13 |
561.87 |
543.68 |
|
城镇居民收入 |
-0.65 |
-16.29 |
-20.57 |
-20.21 |
|
农村居民收入 |
-0.85 |
-16.31 |
-20.59 |
-20.22 |
2.增收与减支
在该种政策变动组合下，第二种制度冲击安排会带来支出法GDP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而其他三种制度冲击安排均导致了GDP总量的下降。如果按照收入法的GDP核算，第一种冲击能带来GDP的增加，同时也引致了城乡居民劳动收入的小幅度增加。而其他的冲击安排，均从不同程度引起了居民收支绝对额的下降。该种政策联动，实际上存在着居民向政府的净转移支付的问题。且该种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正常合理的范围，进而阻碍了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取得。一般而言，此种政策组合是难以持续的。
在后三种冲击安排中，经济驱动力的变化并未使得GDP的有所增长，反而使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储蓄驱动的经济发展，在此政策组合的冲击下出现了城镇居民对于非农产品消费增长的现象。这种增长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结构性的，也可能是由潜在需求的集中释放引起的。
在第三种冲击安排下，这种政策组合对微观主体的伤害最为明显。私人消费出现了四组冲击中最大程度的萎缩，城乡居民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四组中最大程度的下降。此外，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这说明，在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具有不利影响的坏的政策组合对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取得冲击更加全面和持久。
3.减收与增支
这种政策组合通常在宽松的财政政策理念下实施。在这种扩大政府消费性支出同时减少间接税收的政策安排下，第一种制度冲击带来的支出法GDP增长水平是最高的，达到0.169%。但这样的发展却是以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微观主体的发展获得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状况在此情形下呈现一定的恶化趋势，从而导致了居民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需求的低位增长。就居民收入提升和内需扩大的目标而言，这种政策发展趋势显然不具备包容式的特色。
表12 支出决策的联动影响III
|
市场规则 |
2222 |
2212 |
2112 |
1112 |
|
支出法GDP |
1.69 |
-0.01 |
0.43 |
0.55 |
|
收入法GDP |
-4.25 |
-0.01 |
0.43 |
0.55 |
|
GDP(要素价) |
-0.49 |
3.80 |
4.24 |
4.12 |
|
私人消费 |
0.31 |
3.77 |
4.21 |
-1.80 |
|
政府消费 |
200.05 |
201.62 |
201.62 |
201.62 |
|
投资 |
-2.37 |
-7.87 |
-8.02 |
0.67 |
|
出口 |
2.48 |
-1.99 |
-2.28 |
-1.23 |
|
进口 |
-0.29 |
0.79 |
1.22 |
1.08 |
|
间接税 |
-159.18 |
-157.41 |
-157.23 |
-154.60 |
|
城镇农产品消费 |
0.73 |
4.37 |
4.80 |
-6.49 |
|
农村农产品消费 |
0.42 |
4.37 |
4.80 |
4.69 |
|
城镇非农产品消费 |
0.05 |
2.42 |
2.85 |
-8.41 |
|
农村非农产品消费 |
0.03 |
2.42 |
2.86 |
2.74 |
|
城镇劳动收入 |
3.69 |
3.76 |
4.24 |
4.10 |
|
城镇资本收入 |
-1.26 |
3.80 |
4.24 |
4.13 |
|
农村劳动收入 |
3.69 |
3.76 |
4.24 |
4.10 |
|
农村资本收入 |
-1.26 |
3.80 |
4.24 |
4.13 |
|
政府收入 |
-3.89 |
-114.13 |
-113.86 |
-110.41 |
|
城镇居民收入 |
-0.37 |
3.77 |
4.21 |
4.09 |
|
农村居民收入 |
-0.56 |
3.77 |
4.21 |
4.09 |
在投资驱动型经济环境下，当资本和劳动能够实现自由流动，同时外汇储备可控，逐渐放开劳动力工资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改善效果不明显，但是能够较大程度的提升其消费水平。这应该是一种由消费预期改变引起的收支决策优化的过程。如果进一步放开资本的自由流动，则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即基于居民的收支绝对水平考虑，第三种政策组合安排是最惠民的。此外，该种政策安排对私人消费水平的提升相对其他政策安排而言也是最为明显的。易看出，在这种政策安排下，投资和消费共同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恰好是我国目前经济改革的方向之一。因此，若我国的经济改革能够沿此方向包容式发展，则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调整统一的目标实现是可以预期的。
综上所述，在多变量的政策联动效应下，政府收支决策对居民收支决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环境的选择。增收快于增支或者增收减支的政策组合，都将显著的引起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下降，这与我们的设想是一致的。增支会引致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上升，但在不同的制度冲击安排下，这种改善的程度存在着较大区别。同时若逐渐实现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则将有利于在现有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惠民式发展。
政府的收支决策对居民收入的取得和消费水平变动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CGE模型的构建，在单变量冲击和多变量的联动分析中，对政策的变换制度环境以及变动的方向和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无论是在何种外部条件下，具体的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均对居民的收支决策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府支出决策有利于居民收支水平提升的环境中，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政策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使得居民参与到经济成果的分享过程中来，真正实现社会经济惠民式的发展。
1．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配置。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不复存在，各部门的发展需要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就需要各部门对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为其创造更体面的工作环境吸引拥有更高技能的劳动者，这种模式无疑将会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常态。
2．间接税率变动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影响较其他税种更大，结构性的减税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的改善，进而提升他们的消费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由于大部分间接税具有转嫁性，企业承担的流转税税负最终为消费者所承担，更沉重的间接税税负实际上是增加了居民的税收负担，减少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影响了居民实际收入的提升，进而影响了居民福利的提升。
3．政府支出的增加，也能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城乡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的益处，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而言，政府支出包括经济发展性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两部分。前者主要体现为政府投资能够通过引致私人投资，促进经济活力，增加就业机会。后者则主要体现为政府为社会上的弱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增加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性。
本文的CGE模拟研究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方向，为财税政策的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应该继续坚定的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推动劳动和资本有限制的自由流动，树立要素流动的基本规范，促进生产要素的竞争性配置。与此同时，需要关注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尽量避免此过程中存在的对资源配置潜在的扭曲，以免对社会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2．由于流转税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且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这会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改善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有效提升 。因此政府还应积极推进税收结构性调整的过程，逐渐减小流转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弱化税制结构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潜在的消极影响，在惠民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逐步实现税收结构的优化调整。
3．政府应逐步调整完善其支出结构，发挥其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从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率优先原则实现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原则的实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改进与完善是较为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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