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强、温晓丽/辽宁社会科学院；张辉/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员办事处
内容提要：财政政策能够从知识技术、生产要素、价值链、企业和产业等方面相互作用，带来耦合效应，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从经验分析来看，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财政研发投入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长起显著的带动作用。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体现在提升增强创新能力、完善空间布局、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企业人才引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
关键词：财政政策 装备制造业 竞争力 耦合效应
装备制造业是各种工业行业的工作“母机”，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过渡，装备制造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从全球来看，世界装备制造业竞争格局加快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工业4.0”等战略，提升了高端制造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吸引众多跨国企业的产业转移。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需要更多财政政策支持。本文旨在研究财政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耦合效应、经验分析，以及作用路径等。
一、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耦合效应
耦合是从网络体系中引入的概念，是指若干个系统或模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以至于联合起来共同起作用的现象。引入这个概念，是要说明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促进装备制造业生产要素、关联企业、关联产业、价值链各层面、技术和知识的流动等方面相互作用，带来耦合效应，从推动装备制造业提升市场竞争力，也带动下游产业的发展。当然，在产业发展中会自发的存在耦合效应，但财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对不同主体的活动产生导向性的作用，有效地促进某些层面的线性作用向网络复合作用演进，推动耦合效应向纵深层面发展，使产业成为健康、持续发展的网络生态系统。1990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出版了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他采用竞争优势理论来解释产业竞争力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认为产业竞争力是由资源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需求、关联和辅助性行业、竞争企业的表现四个因素，以及机遇与政府政策两个辅助因素决定的。认为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选择，能够削弱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波特的钻石模型可以看作是通过若干因素的耦合效应来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从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结构来看，可分为内部耦合层、中间耦合层和外部耦合层。内部耦合层是指一个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中间耦合层是指企业之间、装备制造内部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部耦合层是指装备制造业与外部产业、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大圈层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包容的关系。从耦合理论来看，一个模块的内聚度越高，它的耦合度越低，财政政策的作用正是通过在不同圈层，不同角度的推动作用，促进装备制造业耦合度的提升。以外部分圈层为例，由于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前端产品，这种耦合效应对于外部产业的影响十分显著。对装备制造业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其产生的乘数效应要大大高于其他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降低装备制造业1元的成本，可以引发5～7元GDP的增加。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耦合效应，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出台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财政政策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的耦合范畴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知识、技术的耦合效应。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科研机构、大学、中介组织、企业、政府之间组成松散或紧密的产业联盟，带来产业发展正的外部性，增强知识和技术流动性，并通过在不同主体间交流、碰撞、共享，激发创新能力，促进协同创新。
——企业、产业的耦合效应。通过产业组织、产业技术等方面的财政政策促进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如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组成跨地域、跨产业的企业集团；推进大企业与关联中、小企业的合作共赢等。
——生产要素的耦合效应。通过资本、土地、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方面的财政扶持政策，共同造就产业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政府设立政策性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基金、土地优先供给、吸引行业重点人才的财政补助、支持提供行业发展信息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等。
——价值链的耦合效应。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的财政扶持政策，一方面促进大企业主辅分离，另一方面促进生产过程与上游的技术研发、品牌设计、原料和零部件采购和下游的产品销售、物流、产品维修等相融合，形成价值链组合优势。
支持研发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的直接投给企业，二是政府直接建立或支持社会建立研发机构，投入财政资金，三是对于积极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四是对于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通过以上这些行为来带动企业增强研发投入，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率。当前，对于支持企业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意义、有效率，学术界仍有一定争议。总体来看，多数研究成果认为：在刺激投资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及研究和开发等新投资的选择性税收优惠是富有效率或成本低廉的措施，政府的研究开发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具有正效应。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这一结论。
（一）相关研究
安沃沙赫（1990）用生产结构模型考察了加拿大出台的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进行抵免的政策，其研究结论认为，这项政策可以有效的促进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国家财政每减免1美元的税收，就可以带动1.80美元的企业研发投资。沙赫与费尔德斯坦研究了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的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结论认为税收抵免与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斯罗维根和霍尔曼斯以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为自变量，以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为因变量，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研究，结论认为，政府1单位的研发投入会带动0.25－0.48单位的企业投资。Bloom、Griffith等用了19年的数据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个国家的研发投入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认为，尽管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等差异较大，而且在这一期间经济运行周期变动较大，但二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Madiri认为政府对于研发的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认为政府研发投入的社会收益率在10%左右。Czamitzki、Hanel等(2005)针对加拿大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增加研究投入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带动企业增加创新支出。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应该审慎使用财政政策刺激企业研发投入的观点。Mansfield和 Swizer对于加拿大的政府税收减免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对研发的投入或减免的税收要远大于因此带来的企业研发增加的投入，即这种财政政策对研发活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霍尔曼斯和斯罗维根认为政府对私人的研发补贴水平过高会产生挤出效应，太低则激励作用不足，关键是寻找二者的平衡点。Dominique Guellee和BrunoVan Pottlesberghe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资助企业研发活动与税收减免的政策具有相互替代性，当其中的一种政策强度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降低另一种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经验分析
为了验证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实际效果，我们构建了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一个模型，研究政府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什么影响？是产生排挤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还是促进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杠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明晰将为装备制造业中政府投资规模提供实证依据，得出相对客观真实的分析结论。
1．计量模型与数据
中国装备制造业研究开发投入中既包含政府投入资金也包含企业投入资金，本文构建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模型为：下标
表１ 2001-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业R＆D政府投入与企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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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政府资金（万元） |
企业资金（万元） |
|
2001 |
255047 |
4485266 |
|
2002 |
359945 |
5373802 |
|
2003 |
376174 |
7076583 |
|
2004 |
532171 |
11138670 |
|
2005 |
579620 |
12325055 |
|
2006 |
730590 |
14784300 |
|
2007 |
1028883 |
19215226 |
|
2008 |
1593989 |
27393734 |
|
2009 |
996688 |
17016129 |
|
2010 |
1232159 |
21003598 |
|
2011 |
1802092 |
31083138 |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数据口径为大装备制造七大行业中型企业研究与开发内部经费支出
上述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2－2012) ，为了降低异方差性本文对上述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因此参数
|
单位根检验方法 |
统计量 |
概率 |
截面个数 |
样本容量 | |
|
LEMI |
IPS W统计量 |
-0.44705 |
0.3274 |
7 |
68 |
|
ADF-Fisher卡方统计量 |
15.0334 |
0.3759 |
7 |
68 | |
|
PP-Fisher卡方统计量 |
12.4201 |
0.5726 |
7 |
70 | |
|
△LEMI |
IPS W统计量 |
-4.58340 |
0.0000 |
7 |
59 |
|
ADF-Fisher卡方统计量 |
49.3454 |
0.0000 |
7 |
59 | |
|
PP-Fisher卡方统计量 |
81.7153 |
0.0000 |
7 |
63 | |
|
LGI |
IPS W统计量 |
-0.79139 |
0.2144 |
7 |
66 |
|
ADF-Fisher卡方统计量 |
20.2239 |
0.1232 |
7 |
66 | |
|
PP-Fisher卡方统计量 |
38.4943 |
0.0004 |
7 |
70 | |
|
△LGI |
IPS W统计量 |
-4.00751 |
0.0000 |
7 |
61 |
|
ADF-Fisher卡方统计量 |
43.6877 |
0.0001 |
7 |
61 | |
|
PP-Fisher卡方统计量 |
55.2246 |
0.0000 |
7 |
63 | |
注：其中△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除了
|
检验统计量名称 |
检验统计值 |
概率 |
|
Group rho-Statistic |
2.642564 |
0.9959 |
|
Group PP-Statistic |
-1.394956 |
0.0815 |
|
Group ADF-Statistic |
-2.799784 |
0.0026 |
表4中可以看出，企业研发投入与政府研发投入关系模型的F2 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而模型的 F1却小于相应临界值，可见，模型形式设定检验时拒绝不变参数模型而接受变截距模型。因此，确定政企投资关系模型采用变截距形式。同时，Hausman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70.32，大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最终确定模型形式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
检验统计量 |
F2 |
F1 |
Hausman检验 |
|
假设 |
不变参数模型 |
变截距模型 |
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
|
统计量值 |
24.8573 （1.7912） |
0.7704 （1.9295） |
70.324043 （5.9915） |
注：括号内为F 统计量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Hausman检验的括号内为自由度为k=2 、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c2 统计量临界值。
利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鉴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异质性问题，本文的参数估计使用了考虑了异方差的固定效应方法，得出表5的结果。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差 |
T统计量 |
概率 | |
|
截距 |
4.020522 |
0.670743 |
5.994131 |
0 | |
|
政府投资 |
0.57077 |
0.054686 |
10.43719 |
0 | |
|
上期企业投资 |
0.271653 |
0.070758 |
3.839163 |
0.0003 | |
|
截面固定效应 | |||||
|
金属制品业 |
-0.095524 | ||||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0.067543 | ||||
|
专用设备制造业 |
-0.151927 |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0.301352 | ||||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0.510112 | ||||
|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0.36609 | ||||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0.394942 | ||||
|
R-squared |
0.983517 |
Mean dependent var |
40.53661 | ||
|
Adjusted R-squared |
0.981355 |
S.D. dependent var |
71.93493 | ||
|
S.E. of regression |
1.032323 |
Sum squared resid |
65.00709 | ||
|
F-statistic |
454.9625 |
Durbin-Watson stat |
2.010834 | ||
|
Prob(F-statistic) |
0 |
| |||
3.实证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研发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企业研发投入对政府投入的弹性系数为0.57，即政府对企业资助每增加1%，企业会相应追加研发投入 0.57%。这一期间政府研发投入的增长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长起显著的带动作用，企业自身的弹性系数仅为0.27，远低于政府投入的弹性系数。政策解读为，应通过增加政府研发投入带动全社会的研发投入。
当前中国处于工业中后期阶段，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政府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努力实施更积极的支持研发的财政政策，以带动微观企业增强研发活动。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在工业化阶段，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占国家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都很高，如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政府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高达50%左右，中国目前这一比例仅在20%多，距离发达国家的标准差距还很大。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着传统产能过剩，传统产业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经济发展缓慢，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中高端产业供给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等问题，迫切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但由于经济低迷——特别是象东北这样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意愿下降，可能带来创新能力难以增强的恶性循环。在这种阶段，加大财政政策支持研发活动的力度更显必要，特别是通过大幅增加政府R＆D投入，增强企业研发信心，带动全社会R＆D投入。财政研发投入要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产业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瞄准瓶颈制约核心技术，制定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通过财政研发投入，推动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促进企业不断开发出世界级产品，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财政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路径
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可以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空间布局、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企业人才引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各方面。通过财政政策作用这些方面，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体现为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降低风险、提升生产效率等方面。
财政政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企业R＆D的投入风险。一些装备制造的重大项目研发投入量大，不确定性高，成功的可能性小。如果完全由企业投入，一旦投资失败，企业将承担巨大损失。因此多数企业会选择不做这作种研发投入，避免投资风险。如果有政府的投入，分担企业的风险，则会改变企业家的风险预期，提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勇气。二是带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部分工业企业对于自主创新并不是很感兴趣，特别是中小企业，认为研发投入成功的可能小，不如直接购买企业需要的技术，从而形成购买技术的路径依赖。但尖端的产业技术是买不来的，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产业竞争力必然是落后的。通过对企业研发项目的财政补贴等政策，会有效带动企业增加投入，改变购买技术的路径依赖，有利于培育企业创新精神。三是增加产业技术的外部供给。除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外，建立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公共研发机构也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通过扶持公共研发机构，国家可以在技术创新方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增加战略性产业技术的供给，引导研发的方向，加快研发的步伐和节奏。总体来看，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研发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美国二战后联邦政府对于全国研发活动的支持占全部研发活动支出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到80年代，美国有一万多个国家支持的公共实验室。正是由于财政政策的支持，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创新体制。
通过财政政策完善空间布局，对装备制造业的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避免区域内在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中形成恶性竞争和产业结构趋同，使区域内装备制造业实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集群发展，各地区的产业特色更加清晰。这既包括国家层面的，也包括地区各省市层面的。从国家层面来看，以航空产业为例，目前基本形成了上海、广东、陕西、山东、辽宁、四川等为主体的产业布局。这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的结果。从区域层面来看，以辽宁为例，通过财政政策的推动，依据各市的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大连的海洋装备制造业（轮船、海洋钻井平台等）、沈阳的重工装备制造业（石化冶金成套设备等）、盘锦的石油装备制造业、丹东的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产业布局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促进高素质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完善产业空间布局的一个结果。产业集群水平是一个国家产业发达与成熟程度的体现，是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实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促进技术研发、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专业化分工、推进加工深度和延伸产业链的重要载体。换句话说，装备制造业各个方面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产业集群的推进。中国要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基地，必须通过提高产业集群水平来充分发挥产业关联和协作效应，提升产业竞争力。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推进同类企业在地理空间的集聚，促进企业间相互协作与配套，提升产业正的外部性。
在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内，通过建设公共制造平台、公共研发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物流中心等，为企业集群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中小企业配套，拉长产业链，形成集聚发展效应。具体来说，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公共制造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建设铸造锻造等基础工艺制造和大型加工中心等公用制造平台，可以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使企业摆脱“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发展主业。目前，装备制造业市场用户的需求倾向多样化、特殊化，产品开发周期和生产周期要求越来越短，单个企业满足市场的快速反应变得越来越困难。通过公用制造平台，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和高端工艺的部件产品，加强与企业的相互协作，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在成本和生产周期等方面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要通过公用研发平台建设，根据企业需求，开展共性技术开发，满足装备制造产业公用共性技术发展的需求，促进产业链的完善和专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减少企业重复投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如上海建立了上海市中小型电机及系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超高压及特种线缆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上海市清洁高效发电设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等12个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先进制造等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大型共享科学仪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技术研发等服务，成效非常显著。
三是通过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推动设立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产业基金等，改善融资条件，为装备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多为大型成套设备，生产周期一般一两年甚至更长，而客户的预付金仅一到两成，需要垫付大量流动资金才能维持生产经营。金融服务平台主要作用是围绕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制、兼并重组及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投融资服务。
四是通过加快物流中心建设，充分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吸引国内外现代物流企业进入，发展生产要素的配送业务，降低企业的采购成本。通过产业、人才、技术的聚集，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和产品配套，降低成本，形成竞争优势，对产业集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产生出一批具有影响的国际性大公司，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缺乏真正的影响力。通过财政政策提升产业组织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促进装备制造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其作用路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的规模提供一定幅度的财政补贴，以降低兼并重组成本。二是协助参与兼并重组的企业解决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兼并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应支持装备制造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进行联合重组，发展具有工程总承包、系统集成、国际贸易和融资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努力打造“千亿”和“500亿”销售收入的集团公司，争取更多企业进入世界机械500强。中国装备制造行业虽然近些年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但目前销售收入达到“千亿”、“500亿”规模的企业不多，与国际知名大企业有较大差距。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一次破坏性的市场整合过程，目前这次危机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仍在持续，应利用这次机遇促进企业的重组和整合，特别是积极推进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战略性重组，以机床、造船、海洋工程、输变电、汽车等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为重点，通过兼并、联合等多种手段，推动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实行优势互补的强强联合和重组并购，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积极壮大和发展大型和特大型工业企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提高产业的集中度。确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加大对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产业的集中度。
财政政策促进人力资源发展的作用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吸引人才，二是留住人才，三是通过培训提升人力资源整体素质，这三个方面的目标都是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装备制造业是其它产业的工作母机，它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创新和发展能力，人才对于其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财政政策在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方面，主要是为企业的引进高端人才提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财政补贴，工作方面包括提供科研启动资金、优先安排科研课题等，生活方面包括帮助企业为高端人才提供住房、配偶工作等。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企业收购科研团队、研究中心等可以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在人才培训方面，由政府财政支出购买科研单位、大学等公共服务，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以产业集聚形式表现出的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生产性服务业就是伴随着这种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而从生产企业内部职能中分离出来的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是装备制造业集群形成、发展和升级的重要支撑。研发创新服务、技术中介、金融、信息服务、商业设施、人力资源服务、中介服务、公共服务等，已成为集群发展和升级的关键要素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下，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呈现出加速化、知识化、集群化、链式化、外向化、融合化的发展特征。财政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大中型制造企业主辅分离，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支持金融、技术研发等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并推动与制造企业的融合，以提升生产效率；三是促进制造企业由生产制造环节向产业链两端附加值更高的生产服务环节延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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