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   王 晨/长春大学

 

内容提要：财政补贴作为国家普惠性支农政策，对农民生产效率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3年-2017年绿色粮食生产效率，得出绿色粮食生产效率15年间稳中有进。继而建立计量模型，运用Tobit模型检验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与各项补贴政策作用关系，测量结果表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与生产效率显著正相关，因该补贴在绿色生产准则限制下激励了农户绿色投入，强化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转变；而农机具购置补贴与生产效率不显著负相关，原因为该补贴缺乏对常规农业与绿色农业进行区分，对农户绿色种植行为激励不足。据此提出政府应当优化补贴结构、加大补贴力度、规范补贴机制、强化绩效管理等政策建议，以此提高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绿色粮食  生产效率  补贴政策

 

一、引言

化肥、农药、地膜等化学农用品的普及和广泛使用，给农民带来便利及增产的同时，也使农业“逆生态化”现象日益加剧，土地面源污染、食品安全危机现象层出不穷^[1]。对自然的损害最终都会反馈到人类自身，这种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成本的发展逐渐被各国摒弃，肥沃的土壤、干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在此背景下，绿色农业作为一种科学、先进、生态、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得到了各国政府、人民的青睐，国内外对绿色农业的支持和推崇热情逐渐高涨。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受多种规则限制，需要严格遵守化肥、农药使用准则，有利于环境生态保护，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然而，绿色农业倡导使用的有机肥料、绿色农药等费用较高，农户成本负担较重，但其污染排放造成的生态破坏却远低于常规农业，因而其生产效率存在不确定性。生产效率是要素投入、产品产出及环境影响的综合，极具未来发展意义，提升效率必须从降成本、提产出和减少环境污染三方面入手，而政府的支持可以从源头上影响、改变农户生产行为，因此政府必须妥善发挥财政支持作用，使补贴政策向绿色农业倾斜，引领农户提高绿色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粮食补贴历经起步、探索及改革发展三个阶段^[2]，在保障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自建国初期至2003年，我国粮食补贴经历了灾害救济、“统购统销”^[3]、“三包一奖”、“双轨制”及“三挂钩”几种补贴形式，这些形式都在我国农业发展的不同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农业不断发展。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些补贴产生的生产激励逐渐降低^[4]，于是2003年开始，“四项补贴”（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逐渐取代了过去各类补贴，成为国家主要普惠性支农方式，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5]，促进了农民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绿色农业发展同样深受其影响。2016年，国家为引领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农业生态可持续，将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逐步由“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转变。不同补贴方式在提升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路径及效果上各有不同，且由政府财政支农的发展历史来看，补贴方式从来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绿色意识的加强，向着高效率、低污染、重生态方向动态转变，因此补贴的变革极具发展战略性，对绿色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以数据为基础定量研究政策实施成效，提出改进建议，可以进一步促进政策合理性改革，在变更中不断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因此，研究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与各种补贴关系，明确绿色农户的需求方向，对绿色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及绿色农业的发展促进至关重要。

二、研究现状

在研究农业补贴实施效果时，大多数学者仅将农业产出或者农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朱满德等，2015；吕炜等，2015；周振等，2016），证明了农业补贴确实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农业生产效率是投入、产出和生态的综合，反应生产的综合效应，比产量、收入等指标更具发展意义，农业要取得绿色、生态、长远发展，必须明确生产效率重要性，不断进行效率提升。目前有少数学者（叶初升等，2016；肖锐等，2017）已经关注农业生产效率问题，将农业效率与农业支持挂钩（Rizov et al.，2013；王宝义等，2018），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均是以整体农业为研究对象，将整体财政支出作为变量，没有对财政支出进行拆分，仅能说明整体性问题，没有深入到结构性说明，也没有细化到绿色农业领域，所以绿色农业效率与补贴的关系研究尚存很大发展空间。

此外，在农业生产效率测算问题上，测量模型也随着人们意识的进步不断优化。效率研究兴盛初期，大多学者采用的主流测算方法为SFA（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全炯振，2009；王奇等，2012），但SFA方法测算过程中忽视了对环境造成的非意愿产出，应瑞瑶（2012）就指出该测算方法会得出更高生产率。另外，对多投入、多产出处理方便且能降低人为主观因素影响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法也广受欢迎（李燕凌，2008；崔晓等，2014），学者在农业生产率测算过程中不断优化，进化出的与DEA相结合的ML 方法（韩海彬，2013）等新形式，但这些方法都不能排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SBM-Undesirable模型（刘英等，2017；丁宝根等，2019）进行效率测量，这种模型可以克服传统模型带来的随机偏差，已经在效率测算领域取得众多成果。

综上所述，研究学者针对农业生产效率和财政支持的相关研究，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指标的选取和测算方法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但多数研究存在范围过大，过于笼统等不足。针对农业补贴和农业补贴结构对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未涉略。而本文对财政支持进行结构性细分，并将其引入绿色农业领域，选取可以排除随机因素影响的更为科学的SBM-Undesirable测算模型，探究各项补贴对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旨在通过数据分析证明各补贴方式对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与效果，探求绿色农业发展政策需求，为财政补贴绿色引领提出理论建议。

依据投入产出分析中的全部均衡理论可知，各现象间关系可以表示为数量关系，正如生产效率的投入、合意产出及非合意产出，这种数量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生产效率，因此可以通过调节三者之间数量进行生产效率提升。此外，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说明，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在农业社会转向其他社会过程中，农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资源会向非农业、非绿色转移，而农业补贴可以缓解这种差异，保障农民利润率，转变农民生产方式。因此，本文通过探寻不同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提出理论性建议，期望协调农户投入与产出，提升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绿色生态发展。

三、绿色粮食生产效率测算：SBM-Undesirable法

本文使用SBM-Undesirable模型计算基于粮食的绿色农业生产效率。假设绿色农业生产中有n 个决策单元（DMU），每一决策单元中包含一个投入向量及两个产出向量（绿色产出、绿色生态），分别为 ， ， ，表示m类投入要素，s1类绿色产值和s2类非绿色生态产出，定义以下矩阵：

   ， ， ，

s.t.  X>0,Y^q>0,Y^b>0则SBM-Undesirable模型为：

s.t. x₀=Xλ+s^-,y^q₀=Y^qλ-s^q,y^b=Y^bλ+s^b，λ≥0,s^-≥0,s^q≥0,s^b≥0

式中，ρ函数中分子表示投入无效率程度，分母表示产出无效率程度，s-、sq、sb为松弛量，分别表示投入冗余、绿色产量不足和绿色生态破坏过量。ρ∈[0，1]且关于松弛量递减，ρ<1表示存在效率损失，需要进行改进。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在农业生产效率测算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选取投入、产出两方面指标进行衡量（崔晓等，2014；田红宇等，2019），其中投入指标包含土地、化肥、农业等投入要素（叶初升等，2016；朱广其，2019），产出指标包含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肖锐等，2017；王宝义等，2018）。因此，本文依据绿色粮食生产实际，选取投入与产出两个一级指标进行效率测算，其中投入指标包含劳动力投入、机械投入、土地投入等七个二级指标，而产出指标依据是否合意分为绿色粮食产值及非绿色生态产出，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评价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及说明
投入指标	劳动力投入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绿色粮食产值/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万人）
	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绿色粮食面积/种植业总面积）（万千瓦）
	土地投入	绿色粮食生产基地面积（千公顷）
	化肥投入	化肥亩均使用量*绿色粮食面积/（1+42.9%）（万吨）
	农药投入	农药亩均使用量*绿色粮食面积/（1+40%）（万吨）
	农膜投入	农膜亩均使用量*绿色粮食面积（万吨）
	灌溉投入	绿色粮食耕种面积*（耕地灌溉面积/耕种总面积）（千公顷）
产出指标	绿色粮食产值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值*绿色粮食面积*（1+25%）（亿元）
	非绿色生态产出	化肥、农药、农膜、灌溉碳排放加总（万吨）

 

1.投入指标

本文依据绿色粮食生产实际，结合已有农业生产率测算研究，选取七类投入指标：①劳动力投入。本文依据绿色粮食与第一产业产值比计算绿色粮食劳动力投入。②机械投入。农业机械投入主要汇集于种植业，因此根据绿色粮食面积占种植业总面积比重进行分离。③土地投入。选用绿色粮食生产基地耕种面积。④化肥投入。《绿色食品化肥使用准则》明确了绿色农业化肥可用种类及使用规则，要求减少有害化肥使用，并无明确标准用量规定，我国也未对化肥超量程度进行统计，而通过Hao^[6]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户每亩过量施肥占施肥总量的42.9%，绿色农业要求降低施肥量至安全水平，因此本文按照常规农业化肥施用量及此超量程度进行绿色农业施肥量估算。⑤农药投入。《绿色食品农业使用准则》规定了农药可用种类及使用规则，但未明确具体用量标准，汪军等^[7]指出，中国常年农药过量施用达40%，因此本文以常规农业农药用量及此过量施用程度为依据估算绿色粮食农药用量。⑥农膜投入。绿色农业没有规定农膜标准用量，仅对土地质量有所规定，因此本文采用常规农业亩均用量乘以实际面积进行测算。⑦灌溉投入。本文以耕地灌溉面积与耕种总面积的比值作为权重，计算绿色粮食实际灌溉面积，最终汇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绿色粮食生产效率投入指标数据

年份	投入劳动力 （万人）	机械投入 （万千瓦）	面积 （千公顷）	化肥投入 （万吨）	农药投入（万吨）	农膜投入 （万吨）	灌溉投入 （千公顷）
2017	571.7649	4062.5799	6840.6000	168.6317	4.8617	10.3967	2789.0131
2016	629.6457	4359.3210	7483.5333	187.7221	5.1232	11.6687	3009.7935
2015	634.1724	4861.2027	7258.6000	183.3720	5.5412	11.3298	2866.0830
2014	627.0580	4487.3037	6850.6000	174.2434	5.3600	10.7141	2680.1748
2013	518.6288	3395.3981	5341.2096	135.1891	4.2060	8.1465	2074.1290
2012	583.3775	3575.6150	5641.9333	142.4519	4.4975	8.3081	2178.6850
2011	537.5390	3088.6135	5051.8667	126.1471	4.0338	7.2527	1949.2755
2010	526.5181	2640.3548	4461.8000	110.7595	3.5735	6.1839	1717.3882
2009	495.0805	2372.7813	4219.4000	102.5615	3.3104	5.6407	1607.0818
2008	444.8252	1979.3292	3701.2000	88.2903	2.8761	4.8333	1408.1297
2007	367.2561	1424.3125	2796.8667	66.4718	2.1559	3.6022	1051.0529
2006	182.8623	617.8361	1296.2000	29.3775	0.9353	1.5718	474.9541
2005	191.1089	619.1865	1407.5902	30.1939	0.9441	1.5954	498.1651
2004	160.7278	382.9418	1118.4674	23.6337	0.7211	1.2237	396.8162
2003	124.4900	196.5315	829.3447	16.7985	0.5150	0.8661	293.9106

数据来源：依据《绿色食品统计年报》http://www.greenfood.agri.cn/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汇总测算得出。

 

2.产出指标

绿色粮食产出包含绿色粮食产值和非绿色生态产出两个二级产出指标。其中，绿色粮食总产值为当年绿色粮食实际产出，也是种植绿色粮食为农户、国家带来的合意收益，因此选用绿色粮食产值作为绿色产出指标。此外，据《农民日报》公布，绿色农产品价格一般比普通农产品价格高20%-30%，本文选取价格浮动的中间比例为依据进行核算。

非绿色生态产出为绿色粮食生产的负面产出，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使用在促进农户增收的同时，也为土壤、水源甚至空气质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损害。IPCC^[8]认为可以用农业的碳排放量代表农业的非合意生态破坏，因为碳排放可以衡量农业中各种污染，且不包含氮、磷等各类营养物质，量化程度更为科学具体，这种方法被许多学者接受使用且已经取得进展性成果（葛鹏飞等，2018；吴义根，2018；李欠男等，2019）。依据全碳分析原理，本文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y^b：绿色粮食碳排放总量，y^b_it：第t年第i种碳源排放量，μ_i：第i种碳源碳排放系数，其中化肥碳排放系数取0.8956 kg / kg①，农药碳排放系数取4.934 1 kg / kg^①，农膜碳排放系数5.18 kg / kg②，农业灌溉取25 kg / hm²（Dubey等，2009），最终计算汇总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产出指标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7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数据测算得出：http://www.greenfood.agri.cn/。

 

（二）结果测算

在效率测算过程中，本文运用Matlab软件进行SBM-Undesirable效率运算，由数据可以看出，2003-2017年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持续递增，而纯技术效率呈先下降后递增趋势，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3-2017年绿色粮食生产效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技术效率	0.272	0.303	0.308	0.330	0.373	0.419	0.447	0.540	0.611	0.684	0.760	0.810	0.858	0.932	1.000
纯技术效率	1.000	0.787	0.666	0.710	0.515	0.518	0.528	0.610	0.664	0.721	0.800	0.820	0.859	1.000	1.000
规模效率	0.272	0.385	0.462	0.465	0.723	0.809	0.848	0.886	0.920	0.949	0.951	0.988	0.999	0.932	1.000

 

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管理、创新纬度的效率表现，由图1可知，纯技术效率在2003-2007年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1.00下降到2007年的0.515，说明绿色农业发展初期，随着大量农民的加入，整体的创新、管理水平下降，而经历一段时间发展，纯技术效率在2007年以后不断攀升，证明了随着国家的引领、技术的进步、管理经验的积累，纯技术效率不断提升，至2018年已经到达较高水平。规模效率反映的是资源要素投入规模的合理性，图中不断增长的规模效率曲线证明了绿色规模的不断增长、投入要素的逐渐合理产生了极佳的规模效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效率的增长。技术效率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者后期发展拟合性较高，技术效率的上升趋势体现了绿色粮食管理、创新、规模等方面的综合生产效率整体上不断提升，因此选用技术效率作为本文的因变量，更有代表性也更具现实意义。

图1  2003年-2017年绿色粮食生产效率

 

四、补贴政策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

自实施良种补贴、粮食直补与农资综合补贴至2015年，“三项补贴”在许多地方逐渐转变为对农民的收入补贴，激励效应大大降低。为了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央做出了将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决定，并且自2016年全面实施。

农业补贴在技术、资金、方向上对农户提供了极大帮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助长了农户对化肥、农药、农膜等的过量施用，既存在正向激励，又产生负面影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持对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因为指标选取与测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潘丹^[9]与沈能等^[10]通过测算得出财政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认为财政支持对化肥农药等的负向激励大过正向影响，而肖锐等人则与之相反。本文研究的是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从事绿色粮食生产的农户必须遵循绿色农业化肥、农药使用准则，因此制约了绿色农户生产行为，即使补贴额度增加，也不能将补贴过量应用于有害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使用，这样便削弱了负面影响，据此可以提出假说一。

假说一：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在2019年国家发布农机具购置补贴新规，对保护性耕作、残膜回收、秸秆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机械装备实现应补尽补，支持农业绿色发展。但在此之前，农机具购置补贴并没有明显向绿色农业倾斜，农机具的增加反而会加剧尾气污染现象，据此可做出假说二。

假说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为研究各项财政补贴政策对绿色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程度，本文建立计量模型，把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016年以前为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及粮食直补之和）及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作为解释变量，探索其中影响关系。

GAP_t = α₁X_1t +α₂X_2t+ ε_t

上式中，GAP_t表示第t年绿色农业生产效率，X_1t，X_2t分别表示第t年三项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ε_t 代表随机扰动项。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技术效率作为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的综合，既能反应技术与管理层面的效益，又能体现规模变动带来的规模收益，于是本文选择技术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经历了长久变革，目前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主要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因此选择这两类补贴作为解释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为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及农资综合补贴演变而来，所以在2015年以前为三项补贴之和，又因补贴大多采用面积作为测标准进行发放，因此运用绿色粮食面积占粮食总面积权重进行计算，数值整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技术效率及两项补贴数额

年份	技术效率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亿元）	农机具购置补贴（亿元）
2017	1.0000	49.5570	7.6495
2016	0.9316	64.5119	9.3690
2015	0.8577	61.5655	9.9005
2014	0.8103	59.6013	9.4495
2013	0.7605	47.3168	7.1073
2012	0.6844	50.6574	7.4958
2011	0.6110	38.9021	5.5304
2010	0.5404	33.8651	4.4082
2009	0.4472	31.0374	3.5254
2008	0.4189	23.7860	0.9633
2007	0.3726	9.1793	0.3719
2006	0.3304	2.5745	0.0511
2005	0.3075	1.5480	0.0272
2004	0.3029	1.0562	0.0073
2003	0.2722	0.0163	0.0000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部网站：http://www.moa.gov.cn/；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index.htm。

 

（二）结果测算

由于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介于0到1之间，本文运用Eviews8进行Tobit回归分析考察三项补贴及农机具购置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最终测量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三项补贴及农机具购置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

 

由表中数据可知，绿色粮食生产效率GAPt = 0.023706X1t -0.057552X2t+εt ，三项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的0.023706，P值小于0.01，说明三项补贴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粮食生产效率，合理的三项补贴能够促进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究其原因，虽然三项补贴对普通农户来说会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化肥、农药、农膜的投入补贴，引起污染用品的滥用，可能对生产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但由于绿色粮食生产收到政府规制，农药化肥等用量都要控制在标准量以下，三项补贴的提高会激发绿色农户生产投入，却不会也不能大量投入到污染用品中，只能投入到生产力、种植面积等生产要素中，显著促进了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57522，P值过大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对生产效率不显著负相关。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机械化是石化农业的产物，使用的同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由于2003至2017年间农机局购置补贴并无明显向绿色农业倾斜趋向，而绿色农业本身就存在投入高、产量少情形，因此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提升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负向影响大于正向激励，总体上起逆向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量2003年-2017年绿色粮食生产效率，得出绿色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在十五年间稳中有进，自2003年的0.2722增长至2017年的1.0000，已经达到较好效率水平。而后运用Tobit模型测量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之间影响关系，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与绿色粮食生产效率显著正相关。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粮食播种到售卖整个过程起到重要资金支持作用。绿色农业生产过程受到相关部门监察检测，必须遵循农业、化肥等使用准测，因而不能将补贴过多地投入到污染用品中，弥补了普通农户补贴越多，石油农业模式越严重的缺陷。因此，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提高显著促进了面积、劳动力等合意投入的提高，缓解了绿色农户成本压力，继而推动绿色产值不断攀升，从整体上促进了农户生产行为向绿色农业转变，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正向激励。

农机具购置补贴对绿色粮食生产效率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促进农户对农用机械的购买，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劳动力。但因为没有对常规农业与绿色农业补贴进行区分，缺乏对环保型、生态型机械装备的倾斜补贴，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转变产生的激励不到位，致使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加大同时也增加了污染排放等负面要素，无意中刺激了石油农业模式的发展，对绿色生态造成破坏，也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政策建议

农业补贴作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应当合理化其结构及作用机制，激发补贴积极效应，抑制补贴消极影响，使绿色农业在中国大放异彩，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补贴结构，使农业补贴向绿色、生态、高效率方向倾斜

首先，由上述研究可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起显著正向作用，而农机具购置补贴则不如人意，因此要优化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与农机具购置补贴结构，增加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占比。此外，过去几十年，我国致力于解决人民温饱及小康问题，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缺乏长远规划，对绿色农业的发展缺乏足够重视，大多为“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占比较少，补贴比例不协调现象严重。因此应对绿色农业及常规农业进行区分，差异化补贴标准、补贴环节和补贴对象，优化“绿箱”政策占比，使补贴向绿色农业倾斜，提高对绿色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补贴标准。只有让农户感受到绿色农业与常规农业的补贴差距，切实感受到政策的绿色引领，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农民采取绿色生产行为。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升绿色农机具补偿，如对残膜秸秆回收机、高温杀虫灭菌机、土壤修复机器人等无污染农机具进行应补尽补，促进其不显著负向作用向显著正向作用转变，多样化补偿方式，合理化补贴结构，更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2.加大补贴力度，适度扩大补贴金额，促进补贴激励作用

我国财政支农补贴仅占农民收入的8%左右，远低于日本（约占农民收入60%）和美国（约占农业产业收入33.3%）等国家，存在很大进步空间。虽然在我国发展历程中农业补贴确实呈稳步增长态势，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项投入成本也随之大比例上升，绿色农户承担着更为沉重的成本压力，对农业绿色发展形成掣肘。而农业补贴对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生激励作用，补贴可以更好促进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因此，政府应当制定长期增加的补贴规划，逐步加大补贴力度，不断增加支农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减少农民成本顾虑，形成绿色农业长效补贴机制，使绿色农户种的安心，种的放心，种的舒心，激励农户绿色发展、规模发展，实现绿色的、生态的、全民的富强。

3.设计多维补贴方案，化解绿色农业生产风险

相较于常规农业，绿色农业除生产成本较高外，还存在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自然风险。支持绿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细化多元化补贴方式，设计多维补贴方案，有利于化解绿色农业生产风险，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据此，政府应当加强绿色农业技术研发补贴，同时提升技术运用补贴，促进绿色农业推广，降低绿色农业技术风险，用技术引领农民绿色发展。此外，对绿色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刺激农户种植意愿，加大对特色、优势绿色产品投入造势，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提升产品综合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户种植收入。最后，提高绿色农业保险补贴，降低自然风险对农户种植积极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减少农户生产之忧。因此，设计多维补贴方案，使农户获得多方面补贴，发挥补贴激励作用，化解绿色农业生产风险，在给农民增加收益的同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4.规范补贴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补贴政策的实施是最后也是极重要的一环，政策制定合理，补贴实施不给力，会对农户绿色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打击。因此规范补贴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实施效果对保障政策落实十分关键。政府首先应当做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规范好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补贴范围，加紧出台农业补贴管理条例，并积极推广普及到农户。此外，要加强法律对财政补贴监督作用，健全补贴发放监管机制，强化上级对下级的绩效管理，下级对上级的实时监督，狠抓违法乱纪，确保每一份补贴落实到农户个人。最后，定期对补贴效力进行评估，将正向的激励补贴强化实施，负向补贴调整优化，听取群众意见，保障政策落实，提高政策实施效果，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引领绿色农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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