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升民  戎晓畅  向景/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内容提要：“获得感”一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近年来其应用语境和范围愈发普遍和广泛。本文利用我国东部某省问卷调查数据，从“获得感”视角研究了2016-2018年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情况。研究发现：超五成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明显，其中近2/3企业减税获得感明显，约1/3企业降费获得感明显；影响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包括环保规制趋紧、融资难融资贵、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建议协同推进减税降费和相关领域降成本改革，提升企业整体获得感，同时积极构建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体系，动态衡量和监测企业获得感，为下阶段减税降费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减税降费  获得感  六税两费  税收法定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受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结构性减税”逐渐成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安体富，2009）。2012年以来上海率先启动的“营改增”试点，不仅是完善现行流转税制的基础性举措，还赋予了结构性减税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重任（高培勇，2013）。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以“税收减免”和“取消或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主要内容的减税降费政策陆续出台（郭庆旺，2019）。2018年11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年新年贺词等多次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回顾近年政策用词，从“结构性减税”“实质性减税”到“更大规模减税”，再从“减税”单兵突进到“减税”“降费”同向并行，充分表明新时代减税降费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影响前所未有。

    尽管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力度不断加码，改革成效显著，但仍有部分企业反映税费负担较重、降成本实效并不明显（邱峰、梁嘉明，2017；陈小亮，2018；潘孝珍、张心怡，2019；李普亮、贾卫丽，2019；傅娟、叶芸 等，2019），为什么存在这种反常现象？目前有四种主要解释观点：（1）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转移观点。有学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利润微薄，亏损面较大，造成企业对税费敏感度高企。[1]（2）地方政府筹集非税收入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大力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地方通过费金等广泛筹集非税收入[2]，企业非税负担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比约为四分之一[3]，变相加重了企业负担。（3）征管能力提升观点。有学者认为，伴随征管能力加强，迫使企业“实际税率”逼近“名义税率”[4]、“实征”税负趋向“法定”税负[5]，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减税降费政策红利。（4）政策效应时滞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减税降费政策从出台到其效应释放存在一定时滞，加之部分优惠政策门槛较高、传导机制不畅，导致现实中很多企业无法充分享受优惠。[6] 还有学者认为，政企关系中的“政治关联”是影响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因素，[7]其中过任政治关联会增强税费粘性，导致企业在营业收入下降时税费的减少幅度小于营业收入同比上升时税费的增加幅度。[8]

    综上，已有成果基本都遵循“减税降费→企业”这一“单向”研究思路，旨在剖析减税降费改革举措落实到企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传导机制、外部环境变化等。本文则转而从“企业→减税降费”这一“反向”研究思路入手，借鉴“获得感”概念，立足企业自身主观评价和价值判断视角，结合问卷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探索性研究企业对减税降费改革获得感的总体评价。

    二、数据来源、概念假定及其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相关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笔者在某省2019年3月组织的“‘问计问需’促进企业发展”专题调研。问卷调查采取分区域定额抽样方法，在尽可能扩大样本的覆盖范围和样本数量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企业。问卷发放时，随机选取该省地级市（含副省级城市）市政府所在地的区的企业群体，其中，经济发达地市每市发放150份问卷，共1200份；经济欠发达地市每市发放100份问卷，共1200份。调查问卷合计发放2400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2097份，问卷回收有效率87.4%（见表1）。问卷对象按照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业企业50∶50的比例进行发放。

表1  “问计问需”促进企业发展问卷发放区域及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整理所得。

 

    具体而言，70.1%的受调查企业现有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69.5%的受调查企业年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以下，57.4%的受调查企业成立年限超过5年。传统制造、批发零售、先进制造、建筑、住宿餐饮等是受调查企业集中的前五位行业，样本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32.4%、12.2%、10.7%、7.5%和6.4%。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受调查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42.8%、14.4%和12.1%，另有30.7%的受调查企业选择“其它”类型。65.6%的受调查企业2018年的税前利润率低于5%（含亏损）。56.6%的受调查企业2018年纳税规模（不包含社保费等附加费用）在50万元以下。11.2%的受调查企业没有参加纳税信用等级评定。

    （二）“获得感”概念引入、相关假定及其说明

    “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应用语境和范围愈发普遍和广泛（杨玉浩，2018）。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多次强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并将“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上升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之一。“获得感”一词迅速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并引发部分学者对获得感内涵与外延（丁元竹，2016；曹现强，2017）、获得感测量与比较（吕小康、黄妍，2018；文宏、刘志鹏，2018）及获得感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杨德生 等，2018；王浦劬、季程远，2019）等领域的广泛关注。也有个别学者对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进行了初步研究（潘孝珍、张心怡，2019；李普亮、贾卫丽，2019；周克清、郑皓月，2019）。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积极心理学[9]、纳税人满意度评价理论[10]以及王浦劬、季程远（2019）[11]对“人民获得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将“获得感”分解为“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两者共同构成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其中，“纵向获得感”是指企业对比减税降费改革前后的税费负担状况后，对减税降费“实际获得”的自我评价，本文进一步细分为“减税获得感”和“降费获得感”两个子维度；“横向获得感”是指企业将减税降费改革与其它领域改革比较后，对减税降费“相对获得”的主观评价，本文引入环保规制、银行贷款和经营成本三项作为影响企业减税降费“横向获得感”的比较因素。

    1.关于总体获得感。问卷调查询问企业的问题是：“2017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贵企业是否切实感受到这些政策红利”，选项从1～5分别是“有，但对企业经营帮助很小”“有，且对企业经营帮助较大”“有，且对企业经营帮助很大”“没有帮助”“不好说”。

    本文假定：如果企业选择“帮助较大”或“帮助很大”，那么其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明显。

    2.关于纵向获得感。问卷调查设计了两个问题：①“与2016-2017年相比，贵企业2018年总体税收负担情况（不包含社保费等附加费用）”，选项从1～7分别是“减轻1%以下”“减轻1%-5%”“减轻5%以上”“没有变化”“加重1%以下”“加重1%-5%”“加重5%以上”；②“与2016-2017年相比，贵企业2018年社保费负担情况”，选项从1～7分别是“减轻1%以下”“减轻1%-5%”“减轻5%以上”“没有变化”“加重1%以下”“加重1%-5%”“加重5%以上”。

    本文假定：如果企业选择“减轻1%以下”或“减轻1%-5%”或“减轻5%以上”，那么其“减税获得感”或“降费获得感”明显。

    3.关于横向获得感。问卷调查设计了三个问题：①“环保规制、环境督察等对贵企业2017-2018年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选项从1～5分别是“影响很大”“影响较大”“影响一般”“影响不大”“无影响”；②“贵企业2017-2018年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选项从1～6分别是“很容易”“比较容易”“一般”“较难”“非常困难”“未曾贷款”；③“贵企业2017-2018年单位经营成本构成中，上升最快的部分、下降明显的部分”，选项从1～7分别是“税收成本”“人工成本（含‘五险一金’）”“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审批环节、中介评估等）”“其它成本”。

    本文主要在“减税获得感”不明显或“降费获得感”不明显情形下，考察环保规制、银行贷款和经营成本三项横向比较因素对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影响和评价。

企业减税降费 总体获得感

纵向获得感

横向获得感

减税获得感

降费获得感

环保规制

银行贷款

经营成本

如果不明显

图1  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研究框架和主要思路

 

    三、问卷结果及其原因剖析

    （一）总体获得感：超五成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明显，且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总体获得感”好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总体获得感”

    问卷结果显示，高达86.9%的受调查企业切实感受到2017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其中，过半数（50.5%，1058家）受调查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明显，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经营“帮助较大”或“帮助很大”；约四成（39.2%，823家）受调查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不明显，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经营“帮助很小”或“没有帮助”；还有10.3%（216家）的受调查企业则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不好说”。

表2  2017年以来国家出台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帮助情况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整理所得。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达城市1080家受调查企业中，46.9%（507家）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明显，在经济欠发达城市1017家受调查企业中，54.2%（551家）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明显，即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好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减税降费“总体获得感”（见表2）。

    （二）纵向获得感：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纵向获得感”明显好于大中型企业“纵向获得感”，其中近2/3企业“减税获得感”明显，约1/3企业“降费获得感”明显

    问卷结果显示，与2016-2017年相比，认为2018年总体税收负担不同程度“减轻”的受调查企业数量占比接近2/3，为64.6%（1354家），而认为2018年社保费负担不同程度“减轻”的受调查企业数量占比不足1/3，仅为33.0%（693家）。其中，认为2018年社保费负担“加重”的受调查企业数量占比35.2%（739家），显著高出认为2018年总体税收负担“加重”的受调查企业数量占比（10.0%，209家）25.2个百分点（见表3）。

表3  与2016-2017年相比，企业2018年总体税收负担及社保费负担情况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整理所得。注：表中“大型”“中型”“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是企业2018年营业收入规模，其中大型企业≥1元（含），500万元（含）≤中型企业＜1亿元，小微企业＜500万元。

 

    在“减税获得感”维度，大型、中型、小微企业认为2018年总体税收负担比2016-2017年不同程度“减轻”的数量占比，分别为54.8%、65.8%、68.5%，其中小微企业减税获得感最明显，中型企业次之，大型企业第三；在“降费获得感”维度，大型、中型、小微企业认为2018年社保费负担比2016-2017年不同程度“减轻”的数量占比为27.9%、33.8%、35.1%，而同期认为社保费负担不同程度“加重”的企业数量占比为44.5%、39.8%、26.5%，大型、中型企业降费获得感显著低于小微企业。那么，无论“减税获得感”还是“降费获得感”，为什么小微企业明显优于大中型企业？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市场化竞争背景下，小微企业对税负变化及其敏感，减税降费政策的调整变化对其影响较大；[12]另一方面，与部分企业代表座谈后发现，2019年起中央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政策“大礼包”，包括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标准、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等，加之各地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50%幅度顶格减征“六税二费”，显著增强了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

    （三）横向获得感：环保规制趋紧、融资难融资贵及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是影响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环保规制趋紧（唐鹏程、杨树旺，2018；陈琪，2019）、融资难融资贵（吕劲松，2015；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2016）以及经营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贺建风、张晓静，2018；肖文、薛天航，2019）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条件，也是影响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重要考量因素。

    问卷结果显示：（1）在“减税获得感”不明显的743家受调查企业中，2017-2018年，79.5%（591家）的企业表示环保规制、环境督察对生产经营“有影响”，66.6%（495家）的企业认为成本上升最快的是“人工成本（含‘五险一金’）”，只有20.3%（151家）的企业认为“税收成本”上升最快；（2）在“降费获得感”不明显的1405家受调查企业中，2017-2018年，80.3%（1128家）的企业表示环保规制、环境督察对生产经营“有影响”，70.2%（986家）的企业认为成本上升最快的是“人工成本（含‘五险一金’）”，只有13.5%（190家）的企业认为“税收成本”上升最快；（3）在“减税获得感”不明显且有银行贷款记录的444家受调查企业中，83.8%（372家）的企业“不容易”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而在“降费获得感”不明显且有银行贷款记录的863家受调查企业中，82.6%（713家）的企业“不容易”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

    四、政策建议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都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减税降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谨防企业获得感陷阱。减税降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现阶段衡量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要立足全球竞争而非仅企业视角，关注税制科学性、现代性和国际竞争力，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另一方面，谨防企业获得感的横向抵消效应。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降成本的关键措施，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税务部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主攻手”和“操盘手”。最大化提升企业获得感，还需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降成本改革，谨防其它领域改革不到位抵消减税降费获得感。

    结合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中发现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从全球竞争视角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确保减税降费出实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不仅表现为面向市场主体的直接减税降费，更应立足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和税收竞争，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目前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低于OECD加权平均水平，但大口径宏观税负较高（安体富、岳树民，1999；陈彦斌、陈惟，2017）。建议以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和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为契机，重点强化清费立税改革，在大幅减少、合并费种的基础上，把规费设定权限提升至国务院或财政部，提升税费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魏升民、向景，2019），进而降低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二是协同推进降成本改革，全方位提升获得感。在简政放权上做好“减法”、降低企业涉税遵从成本的同时，积极推动金融创新，探索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贷款“阳光清单”，杜绝融资过程中产生的不合理的担保、保险、审计、额外手续费等“隐性成本”。适度加大财政补贴，帮助企业提高环保水平，降低环保压力。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升级、设备改造、技能培训等投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机器换人”，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尤其是民生领域支出结构，增强纳税人缴费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直接获益。三是构建减税降费获得感指标，动态衡量和监测获得感变化。合理运用积极心理学、消费者满意度经典理论以及“获得感”概念，在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国家税务总局税人满意度调查等做法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减税降费对市场主体获得感影响的数理模型，并借助问卷调查、访谈、座谈、案例剖析等辅助手段，开发出符合国情税情的衡量减税降费获得感的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连续监测、定期评估和绩效评价，为下阶段减税降费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参考文献：

〔1〕安体富，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J]，经济研究，1999（3）：41-47.

〔2〕安体富.结构性减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J]，地方财政研究，2009（3）：4-8.

〔3〕巴曙松，朱伟豪.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负担[J]，金融发展研究，2017（8）：3-14.

〔4〕白亚卿.基于纳税人满意度的现代纳税服务体系优化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6）.

〔5〕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2017（2）：18-28.

〔6〕陈琪.企业环保投资与经济绩效 [J]，华东经济管理，2019（6）：158-168.

〔7〕陈小亮.中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评估与定位研判[J]，财经问题研究，2018（9）：90-98.

〔8〕陈彦斌，陈惟.中国宏观税负的测算及启示[J], 财经问题研究，2017（9）：3-10.

〔9〕丁元竹.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J]，国家治理，2016（2）：18-23.

〔10〕傅娟，叶芸，谯曼君.减税降费中的企业非税负担定量研究[J]，税务研究，2019（7）：19-22.

〔11〕干胜道，杨微，王虹.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税费粘性[J]，现代财经，2019（2）：43-56.

〔12〕高培勇.“营改增”的功能定位与前行脉络[J]，税务研究，2013（7）：3-10.

〔13〕郭庆旺.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J]，管理世界，2019（6）：1-10.

〔14〕贺建风，张晓静.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8）：56-73.

〔15〕李普亮，贾卫丽.“营改增”能否为制造业企业带来减税获得感[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1）：80-91.

〔16〕吕劲松.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思考[J]，金融研究，2015（11）：115-123.

〔17〕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46-52.

〔18〕马甜语.积极心理学及其应用的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5）.

〔19〕潘孝珍，张心怡.提升企业“获得感”的减税降费政策研究[J]，财会研究，2019（4）：13-18.

〔20〕彭骥鸣，张景华.纳税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税务研究,2011（7）：66-68.

〔21〕邱峰，梁嘉明.减税降费进展及其推进路径——基于对制造业企业缴费情况的调查[J],国际金融，2017（5）：75-80.

〔22〕唐鹏程，杨树旺.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真的不可兼得吗?[J]，管理评论，2018（8）：225-235.

〔23〕王浦劬，季程远.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基于人民纵向获得感的诠释[J]，政治学研究，2019（1）：63-76.

〔24〕魏升民，向景.为税收营商环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N]，中国税务报，2019-8-14.

〔25〕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2018（3）：3-20.

〔26〕肖文，薛天航.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J]，世界经济，2019（1）：76-94.

〔27〕闫坤，于树一.开启减税降费的新时代:以降“税感”拓展政策空间[J]，税务研究，2018（3）：3-9.

〔28〕杨德生，王克林，叶田.高质量发展人民获得感指数构建及提升路径研究[A]，2018年(第六届)全国统计建模大赛论文集，2018（11）：2-54.

〔29〕杨玉浩.“获得感”的应用语境及度量结构:基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语义解析[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38-44.

〔30〕张学诞等.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J]，地方财政研究，2019（3）：11-17.

〔3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关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看法[J]，财政研究，2016（11）：2-18.

〔32〕周克清，郑皓月.新一轮减税降费如何增强企业与居民的获得感[J]，地方财政研究，2019（3）：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