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江/国家税务总局南安市税务局

 

内容提要：晋江模式作为沿海四大区域经济模式之一，具有“三高一低”的税收表征，这一表征可以用“务实为本、民营为先、龙头引领、藏富于民”十六个字予以概括和解释，但晋江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近年来晋江税源发展面临的企业利税下滑、税源外流隐忧、国内外贸易市场竞争、龙头企业转型阵痛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倡导和推广晋江经验精髓的同时，还应着力于通过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走产城相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推行内贸为主外贸为辅的发展战略等，来解决晋江模式的经济税源发展困境。

关键词：晋江模式  税收表征  核心内涵  实体经济  龙头企业 

 

作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之一，晋江模式是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东莞模式齐名的沿海四大区域经济模式，也是四大模式中唯一的县域经济模式。“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样板，社会各界对于晋江模式的研究一直热度不减，研究视角先后涉及资源禀赋、民营经济、闽南文化、产业集群、改制上市等各个方面。相对而言，以税收收入为视角对晋江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寥寥可数。考虑到税收收入变化是经济运行变化的晴雨表和折射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器具，因此本文尝试从税收表征出发，由表及里对晋江模式进行剖析，以期能够获取县域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与启示。

一、晋江模式的税收表征

晋江模式的税收表征非常明显，大体可用“三高一低”来概括：

（一）实体经济税收贡献高

晋江实体经济根基十分坚实，表1显示，2010-2016年晋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贡献率基本保持在60-80%的区间，比同期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平均贡献率高出约20-40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平均贡献率高出约20-30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受金融业、房地产业税收贡献不断提高和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等因素共同影响，晋江实体经济税收贡献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尤其是2010-2014年四年间晋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贡献率从77.1%迅速下滑到62.1%，累计下滑15个百分点。但自2014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贡献率基本维持在六成以上，再次趋于稳定，说明实体经济作为晋江的命脉根基地位并未受到撼动。

数据来源：2011-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泉州统计年鉴》和《福建财政年鉴》。

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贡献率=（利税总额-利润总额）÷税收总额。

 

（二）民营经济税收贡献高

对于民营经济的定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比较常用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狭义民营经济定义，即特指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表2显示，2015年晋江狭义民营经济税收贡献率为63.69%，高于福建省平均水平，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种是广义民营经济定义，即泛指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2015年晋江广义民营经济税收贡献率为97.86%，比福建省平均水平高出8.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10.3个百分点，显然晋江广义民营企业税收贡献优势非常明显。事实上，由于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本地民营企业家一直有“戴洋帽”[1]的传统，而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对外交流合作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本土晋江人也持有了港澳或外籍身份。因此，晋江非常多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上是本土晋江人借用、转换港澳或外籍身份后创办、变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狭义私营企业等同于民营企业是有失偏颇的，采用广义民营经济定义更契合晋江实际。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16）》《原福建省晋江市国税局2015年12月税收收入分企业类型统计报表》《原福建省晋江市地税局2015年12月税收收入分企业类型统计报表》。

注：私营企业税收=内资企业税收-国有企业税收-集体企业税收-联营企业税收。

 

（三）龙头企业税收贡献高

2006年晋江只有恒安集团1家纳税额超过2亿元的龙头企业，最大的30多家“国字号”[2]企业平均纳税仅1100万元。而经过10余年时间的发展，晋江龙头企业实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3显示，2017年晋江纳税额超过3000万元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56家。其中：纳税额超过10亿元的有2家，1-10亿元的有24家，5000万元-1亿元的有19家，3000万元-5000万元的有11家。这些龙头企业，以仅千万分之一的数量贡献了晋江税收总额六七成以上，说明晋江龙头企业税收贡献的集约程度在不断提高。

数据来源：搜狐财经——名单│晋江去年纳税超3000万企业有这些！安踏、恒安纳税超10亿，http://www.sohu.com/a/229453545_267895。

 

（四）宏观税负水平低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县域经济百强榜单显示，晋江连续17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十名，且排名不断提升，2018年已经提升至第五位。与之对应的是，图1中，2016年晋江入库税收总额达到174.6亿元，同样排在第五位，与它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正好相当。但令人意外的是，2016年晋江的宏观税负为10%，不仅低于经济综合实力排在其前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而且低于综合实力排在其后的慈溪、长沙、宜兴、义乌、太仓。好在除与昆山、太仓宏观税负水平相差较大外，与其它大部分县（市）宏观税负相差并不大。其中：与慈溪、义乌差距在1个百分点之内，与江阴、长沙、宜兴差距在1-2个百分点之间。

 

 

 

 

 

 

 

 

 

 

 

 

 

 

 

图1  全国百强县前十名2016年宏观税负对比

数据来源：《苏州统计年鉴（2017）》《无锡统计年鉴（2017）》《泉州统计年鉴（2017）》《关于2016年慈溪市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慈溪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沙县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单位是亿元。

 

二、对晋江模式税收表征的深层次解释

晋江模式“三高一低”的税收表征，事实上是“务实为本、民营为先、龙头引领、藏富于民”核心内涵的对应体现（见图2）。

 

 

实体经济税收贡献高

民营经济税收贡献高

龙头企业税收贡献高

宏观税负水平低

务实为本

民营为先

龙头引领

藏富于民

 

 

 

 

 

图2  晋江模式税收表征的对应解释

 

（一）对“务实为本”的深层次解释

晋江模式和温州模式是四种区域性代表模式中最初相似程度最高的，两者都属于内生型，都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企业经营也都遵循着由低向高的发展规律，它们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守上。图3显示，2004年之前晋江和温州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十分接近， 2005年两者开始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差距逐渐从3.3个百分点一路扩大到2017年的24.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随着服装、电器、制鞋等三大传统实体制造行业利润的大幅下滑，温州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产生了严重的信心不足，从而逐步走向暴利性特征明显的房地产投资和金融证券投资领域，温州模式由此从原来的实体运营道路转向了资本运营道路。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涉足房地产领域的达到一半，其它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资本配备也基本形成了主业、房地产业、金融证券投资业三分天下的格局，而且后两者的比重越来越大，不断挤占民间资本对主业的投资。

 

 

 

 

 

图3  2000-2017年晋江市和温州市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走势

数据来源：《泉州统计年鉴（2017）》《晋江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温州市2002-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晋江企业家面对实体行业利润持续下滑并没有退却，而是迎难而上选择了走品牌运营的道路。目前，晋江已成为拥有最多国家级品牌的县级市，先后斩获中国驰名商标73枚、中国名牌产品21项、国家免检产品76项、中国出口名牌产品2项；有5个品牌入选“亚洲品牌500强”、3个品牌入选“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4个品牌入围首批300家“全国重点保护品牌”等[3]。品牌的强势崛起不仅提升了晋江整体形象，更提高了晋江实体企业利润空间。近年来，晋江也有很多民营企业涉足资本市场，但与温州民营企业采用资本输出方式征战全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证券市场不同，晋江民营企业的资本运作始终围绕实体经济来进行，运行形式以筹划上市获得资本输入为主。至2017年，晋江市已经累计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46家，数量领跑全国各县，在资本市场形成特色鲜明的“晋江板块”，比地级市温州的23家整整高出一倍。^[4]

（二）对“民营为先”的深层次解释

晋江模式的“民营为先”蕴含了两层含义：

1.民营经济的率先发展。从区域条件来看，计划经济时代晋江始终处于台海战备最前沿，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非常薄弱，并不像苏南地区那样拥有雄厚的社队企业基础，基本上属于投资处女地和空白区，这为民营经济的日后发展预留了空间。从资源禀赋来看，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和“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之称，这为民营经济发展配备了资源条件。因此，改革开放后，晋江民营经济立刻凭借区域条件和资源禀赋优势率先崛起，从最初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小、散、低个体起步，到后来的“晋江‘仿’造”、“晋江制造”、“晋江‘质’造”和“晋江‘智’造”等，晋江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排头兵和主力军角色。截至2017年底，晋江市5.11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数为4.84万家，占比94.7%。其中：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1542家，2017年实现工业产值4420.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91.9%。[5]

2.本土民营经济的优先发展。改革开放之初苏州率先发展的是集体经济，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乡镇企业问题的不断暴露，苏州转而大力兴办“三资企业”，外资经济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后，外资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只长骨头不长肉”[6]的质疑，苏州又开始着力培育和强化本土民营经济发展。因此苏州模式走的是集体经济→外资经济→本土民营经济的道路。在东莞，“三资”企业借助于区位优势、侨乡优势和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政策优势迅速取得了发展先机，到2000年东莞“三资”企业产值贡献率达到八成，本土民营经济基本依附于外资经济之上。随后这一模式的产业品级提升不快，外贸依赖程度过高、抗经济周期能力薄弱等后遗症逐步显现出来。为此，进入新世纪后，东莞开始转向固本培元发展本土民营经济的道路。东莞模式走的是外资经济→本土民营经济的历程。

 

与苏州、东莞通过反复探索然后再逐步回归本土民营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晋江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本土民营为主，侨资侨力为辅的家庭小工业经营模式。1980年代初，由于计划经济仍然一统天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晋江家庭小工业面临随时可能被取缔的严峻形势，为此，挂户经营制度（俗称“戴红帽”）应运而生，当时约有1.5万户家庭小工业通过交纳一定管理费的形式“购买”到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等集体经济身份，从而绕开了政策管制与限制。到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明确建立，晋江民营企业根据当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需要，迅速摘掉“红帽子”，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等集体企业数量开始不断退减，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井喷式发展。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为获取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又有不少本土民营企业采用企业财产权属不变，而将企业法人变更为海外侨亲的做法戴上“洋帽子”，变身为“三资企业”。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内外资企业税制的逐步统一，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被逐步终结，部分晋江民营企业才陆续摘掉“洋帽子”再次恢复真身。很显然，为应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形势，晋江民营企业的经营形式可能会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但他们坚守本土民营经济，优先发展本土民营经济的决心从未改变。

（三）对“龙头引领”的深层次解释

截至2017年，晋江已拥有制鞋业、纺织服装业等超千亿产业集群2个，建材陶瓷业、食品饮料业、装备制造业、纸制品行业、新材料行业等超百亿产业集群5个。产业集群的兴起，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兼并重组行为的加剧催生出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图4显示，1992年晋江市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只有2家，1998年才勉强达到10家，此后龙头企业开始呈加速增长态势，2003年破100家，2011年达到479家，2014年破600家，2017年高达822家。

 

 

 

 

 

 

图4  1992-2017年晋江市工业产值超亿元企业数演变情况

数据来源：澎湃新闻——数说晋江｜九组数据读懂“晋江经验”，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22195。

 

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核心，能以自身品牌、技术、市场等优势组织建立起良好的专业分工协作体系。因此，龙头企业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引领作用必然越强。表5显示，2017年822家晋江龙头企业累计实现产值4064.5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84.5%。其中：年工业产值超10亿元的龙头企业有89家，实现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9%；年产值在5-10亿元之间的有115家，实现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6%；年产值2-5亿元之间的龙头企业有321家，实现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0.8%；年产值1-2亿元的龙头企业虽有297家，但实现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8.6%。

数据来源：《晋江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对“藏富于民”的深层次解释

影响宏观税负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客观因素，也有产业政策、征管努力等主观因素。2004-2017年，晋江入库税收年均增速为21.5%，远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3.4%），也高于同期全国税收平均增速（20.1%），说明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自然增长之外，晋江税务部门“向征管要税收”等主观努力成绩不俗。[7]晋江宏观税负偏低与其税源的内在异质性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表6显示，2016年晋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2.3%，在百强县前十名中排行第二；与之相对应的是，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只有36.5%，除略高于长沙县之外，普遍低于其它县（市），而且与绝大部分县（市）的差距都在10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第三产业增加值单位含税量基本高于第二产业，近年来实体经济受利润率不断下滑等因素影响又不断萎缩，因此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晋江2016年宏观税负低于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其它县（市）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数据来源：各县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单位是亿元。

 

从本质上来看，宏观税负折射的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宏观税负越高，表明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集中的资源越多，民间资源相对减少；反之，宏观税负越低，表明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集中的资源较少，民间资源相对丰富。晋江宏观税负水平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是晋江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藏富于民”的体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图5显示，2017年晋江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万元，比同期福建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23.2%和42.5%；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42万元，分别是全国和福建省平均水平的1.58倍和1.14倍，如果以2017年12月31日的汇率[8]进行折算的话，晋江市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达到1.47万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人均国民年收入1.27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线，说明晋江市已经成功跨入高收入水平。

 

 

 

 

 

 

 

图5  2017年晋江、福建和全国部分收入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晋江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福建省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计算人均量采用的是年末常驻人口数量，单位为万元。

 

三、现阶段晋江经济发展遇到的主要瓶颈与挑战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一些制约晋江经济税源发展的问题开始不断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

（一）企业利税贡献下滑问题

表7显示，2011年晋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32.9%、24.5%、30.3%。在它们的强势带动下，同期利税总额增速也“水涨船高”达到25.9%。但到2012年却画风突变，晋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分别迅速下滑至4.5%、2.9%、7.2%。受此影响同期利税总额增速断崖式降至0.8%，此后一直在微增长和负增长之间徘徊，再未重现2011年之前的高速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2010-2017年泉州统计年鉴。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归结于三大因素：

1.行业竞争过度。晋江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鞋、纺织服装、陶瓷石材、食品饮料、纸制品及包装印刷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产品仿制易、进入门槛低等现象比较突出。因此，跟风投资和盲目生产频现，产品同质化竞争和过度竞争问题越来越突出，压低了企业利税空间。

2.要素成本上升过快。用工短缺愈演愈烈、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等导致晋江劳动力成本迅速被拉高。图6显示，2000-2016年晋江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从0.97万元提升到5.71万元，提高近6倍，且绝大部分年份的年均工资增速在10%以上。而持续2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土地稀缺性越来越突出，土地成本也逐年上升，表8显示，2009-2013年晋江陈埭镇溪边村相邻区域地块价格提升了2.2倍。至于资金成本，受自身规模和政策限制等多重因素制约，晋江中小民营企业获取正常商业金融体系资金支持的机会有限，这迫使它们转而向民间借贷寻求补给，而民间借贷年利率普遍在24%以上，是目前一年期以上基准贷款利率4.75%的5倍以上。

 

 

 

 

 

 

图6  2000-2016年晋江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变化

数据来源：《泉州统计年鉴（2017）》。

注：年均工资单位为万元。

 

数据来源：房天下网站，http://land.fang.com/market/350500_350582_3_____%B3%C2%DC%A4%D5%F2%CF%AA%B1%DF_1_0_1.html。

 

3.创新发展不足。图7显示，2016年晋江研究与开发投入（R&D）占GDP比重仅为1.1%，不仅低于苏州、温州、东莞水平，甚至低于全国和福建省的平均水平。R&D投入不足导致晋江绝大多数企业技术创新不够，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利税空间较窄。2010-2016年晋江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1.8%提升到16.7%，累计提升不到5个百分点，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图7  2016年各地R&D占GDP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福建统计年鉴（2017）》《泉州统计年鉴（2017）》《苏州统计年鉴（2017）》《温州统计年鉴（2017）》《东莞统计年鉴（2017）》。

注：苏州、东莞R&D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因此R&D占GDP比重可能被低估。

 

（二）税源外流隐忧问题

1.总部经济外流问题。受制于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制约，晋江在人才、资本、物流、信息等方面和上海、福州、厦门等周边一、二线城市相比竞争力并不在一个重量级。因此，早期总部经济外迁现象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有柒牌、劲霸、浩沙等在上海设立了品牌运营中心，安踏、九牧王等17家企业在厦门建立了总部大楼，宝树包装外迁至沈阳，南鹰陶瓷外迁到广东等。近几年在泉州和晋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本地总部经济开始迅速崛起，企业总部外迁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考虑到晋江与一、二线城市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外流隐忧在短期内仍难根除。

2.中低端制造业转移问题。出于制造业人工成本上升、就近销售便利等市场因素考量，以及“一带一路”和内地招商引资优惠等政策因素激励，晋江掀起一股传统制造业转移热潮。转移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出海潮”，仅2015-2016年，就有92家晋江企业奔赴东南亚、欧美等境外地区投资设厂或设立办事处，总投资近17亿美元；二是“内迁潮”，内迁区域以福建省内的龙岩、三明，以及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等为主。由于制造业转移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流失，所以如果应对措施不力超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度，那么就有可能逐步造成晋江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三）国内外贸易市场竞争问题

1.外贸市场竞争问题。图8显示，2015-2017年，晋江外贸出口从537.2亿元下降到480.4亿元，累计下降10.6%。这主要是由产业国际间转移和产品同质化竞争造成的。以制鞋业为例，近年来世界鞋业向东南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以及运动鞋代工生产巨头——宝成工业争相在越南、印尼增设生产线，日本大型鞋服企业和台湾的裕元工业、绿洲鞋业、赐昌鞋业等大型鞋企也都加速将生产重心转向东南亚。受此影响，2015-2016年晋江鞋业约有三成订单被东南亚国家抢走。

 

 

 

 

 

 

 

 

 

 

 

图8  2015-2017年晋江市外贸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泉州市商务局网站统计数据栏目，http://www.qzbofcom.gov.cn/zwgk/tjsj/。

注：外贸出口额均按照当年12月31日的汇率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单位为万元。

 

除国际间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外，贸易战将是未来晋江外贸市场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表9显示，目前晋江对美外贸依存度为15%，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启的首轮对华500亿美元关税清单由于基本没有涵盖晋江主要出口商品，所以暂时对晋江外贸出口影响并不大；但7月12日美国公布的对华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涉及约1000个纺织服装产品税号，晋江显然难以幸免；而且7月20日美国高调宣称将对华关税清单扩大到5000亿美元，7月26日又与欧盟签署零关税贸易协议，考虑到晋江对美、欧、日市场总的外贸依存度达到36.3%，因此一旦美、欧、日联手升级贸易战，那么晋江外贸企业发展必将遭遇很大压力。

表9  晋江市主要出口商品国别（地区）

国别地区	比重
日本	2.5%
欧盟	18.8%
美国	15.0%
合计	36.3%

数据来源：泉州市商务局网站统计数据栏目，http://www.qzbofcom.gov.cn/zwgk/tjsj/。

 

2.国内贸易市场竞争问题。国内贸易市场同样不容乐观，一方面外贸形势的不断恶化必然会不断倒逼出口企业商品转内销，从而稀释晋江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重庆璧山、河北保定等鞋服企业内迁集聚地近年来凭借低成本优势迅速崛起，而晋江市本土企业依然以低水平简单重复制造或者代工为主，至今仍没有形成显著技术优势，国内贸易市场被挤压、赶超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四）龙头企业转型阵痛问题

随着实体经济竞争的日趋白热化，原本只是笼罩在小微企业头上的破产倒闭浪潮，近年来也逐步蔓延到晋江龙头企业身上。表10显示，2014年晋江先后有精益、诺奇、鳄莱特、索力等行业龙头企业倒闭；2017年5月，喜得龙突然“暴雷”，紧接着在2018年1月德尔惠也轰然倒下。这些龙头企业原本都已熬过传统代工、家族化管理等粗放式发展阶段，令人意外的是却倒在企业规模化、产品科技化、经营品牌化、管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路上。倒闭原因虽和产业竞争环境恶化、竞争强度加大等客观因素密不可分，但归根结底与企业战略定位失准、产销盲目扩张、研发能力不足、品牌内涵不深等主观因素脱不了干系。

 

而作为晋江企业转型升级成功的典范——安踏近年来一直深耕国际市场，剑锋直指国际一线品牌，但与耐克、阿迪达斯相比差距仍然十分大。表11显示，2017年安踏营业收入为166.9亿元，仅为同期耐克营业收入的7%、阿迪达斯营业收入的10%；实现净利润39.9亿元，约为同期耐克净利润的14%、阿迪达斯净利润的36%。这些差距反映出目前安踏在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运营能力等方面仍然远低于耐克和阿迪达斯，国际化征战道路任重而道远。

数据来源：安踏、耐克、阿迪达斯2017年度统计年报。

注：耐克（2017年财报年度为2016年6月1日-2017年5月31日）营收和利润转换使用的是2017年5月31日汇率；1美元=6.8633元；阿迪达斯（2017年财报年度为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营收和利润转换使用的是2017年12月31日汇率：1欧元=7.8064元。

 

四、解决晋江经济发展问题的政策建议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晋江经济困境和瓶颈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自身未来的健康发展，甚至关系到全国县域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解决好现阶段晋江经济问题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而站在战略层面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坚决贯彻习近平同志七入晋江调研时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思路。具体而言：

（一）坚定不移地发展实体经济

晋江模式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实体经济，目前晋江经济发展遭遇的利润持续下滑困境不仅不是坚守实体经济造成的，相反正是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不足造成的。而要进一步推进实体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就需要逐步完善晋江产业发展路径，着力点主要有两个：

1.创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21世纪初期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境时，晋江企业家主要依靠品牌运营和改制上市等管理创新方法成功跳出产品同质化竞争陷阱。而今随着品牌竞争与上市竞争愈演愈烈，单纯依靠品牌运营和改制上市来改造传统产业的运作空间显然已经不大。考虑到现阶段晋江实体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缺乏一套先进的工业技术支撑体系，因此未来创新传统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提高产品利润率，以拉开与同类产品的代际差异，从根本上提高产品竞争力。

2.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晋江现有产业并非是朝阳产业，部分产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比较突出，势必需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重组和淘汰。而重组和淘汰腾挪出来的空间，正好为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晋江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日益趋紧的大环境下，产业发展新动能的培育方向尤其需要向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劳动力密度程度低的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转变。在培育方式的选择上应尽量以本土培育为主，外来引入为辅。因为相比于“招商引资”而来的外域经济，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本土民营经济更多是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与当地资源禀赋契合度也更高一些。

（二）走产城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

尽管晋江实体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它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是不匹配的。因此，未来晋江经济发展需要走产城相融合的道路，尤其是补齐城镇化发展这块短板。

1.践行“工业片区”发展理念。目前晋江工业化发展仍然主要基于以乡镇行政区划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园区”，这在当前产业发展已经突破地域限制、行业限制的情形下，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此，晋江工业化未来发展急需引入“片区”发展理念，通过打破行政区域限制，统筹区域内城乡资源，重新引导和优化产业布局，全面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2.大力发展服务业。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只有通过深化服务业发展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才能为工业进一步发展赢得先机，否则随着劳动力、土地等企业运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是必然的。晋江服务业发展特别需要补齐两块短板：一是金融业。金融业是实体经济运行的血液，实体经济运营难问题最终会体现为企业融资难。晋江在推进本地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鼓励国有或集体商业金融体系聚焦和扩大企业自主创新环节、传统工业技术改造提升、知识产权质押、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质押等贷款业务，以引导产业升级。同时，创新金融业发展载体，深化产业链金融、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改革，夯实晋江民营经济的金融基石。二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晋江很多重点产业和龙头企业都采用自营生产性服务业的方法，这不仅弱化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专业化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业对“主业”的聚焦程度。因此，晋江应继续引导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行“主辅分离”，鼓励服务外包，同时继续培育和引入优质生产性服务企业，在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1.夯实龙头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基础。产业集群是龙头企业发展的根基，做实做大产业集群是提升龙头企业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晋江经济未来发展应注重支持龙头企业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方式，加强与集群内配套企业的信息交流、生产合作；鼓励配套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实施并购重组，推进专业化、规模化改造，完善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的产业链条。

2.实行龙头企业差异化发展战略。对于安踏等具备国际化运营能力的企业，应围绕它们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国际战略个案比较研究、国际信息交换、国际争议协调等“走出去”服务，辅助它们进一步做强、做大国际市场。对于产品影响力主要限于国内的龙头企业，则应主要引导它们围绕产业链延伸拓展和补齐短板，通过联合、并购和品牌经营等方式整合中小企业，重点并购重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优势的创新型企业，引导它们进一步做大国内市场。

（四）推行内贸为主、外贸为辅的发展战略

立足本国，深耕国内市场几乎是所有国际大型企业的共同特点。因此，晋江民营企业需继续以品牌建设为核心，以直销网络和代理网络为基础，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依托，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份额，稳住国内贸易阵脚。同时，谨慎应对“贸易战”可能对国际贸易发展带来的逆冲击，加大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营销力度，降低对美、欧、日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稳健地运用海外并购营销、境外投资办厂就近销售等方式拓展国外市场，逐步减弱对国外市场“贸易进入”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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