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149家上市公司2010年2014年的公开数据，从固定资产投资、劳动雇佣、研发创新、运营效率四个纬度，研究“营改增”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和吸纳就业方面，营改增整体上呈现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促进研发和运营效率提升方面的长期政策效应还未显现。同时，营改增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坚定营改增信心，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全面实施；加强营改增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政策效应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加大对营改增企业的指导服务，鼓励企业做好营改增税务筹划，等。

关键词：营改增  企业行为  影响  实证分析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营改增有助于减轻现代服务业税赋、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也打通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实现了增值税环环抵扣和税制公平。从2012年1月1日上海服务业企业营改增试点至今，营改增已经实施近四年，其政策效应是否符合预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营改增对企业行为影响，目前已有研究涉猎不多。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10年2014年的公开数据，对营改增的企业行为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分析结论提出营改增政策推进和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文献综述

    营改增实施后政策效应的研究，总体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这类研究就营改增前后服务业税负进行对比，考察营改增是否有效降低了企业税负。从研究方法看，又可分为三种，一是以投入产出表为工具进行测算，从服务业上下游产业的投入产出系数来推算营改增后的企业税负，并和以前税负进行比较（何骏2012，潘文轩2012，田志伟、胡怡建2013）；二是以营改增前后实际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因素对税负影响的前提下，考察营改增因素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方向和显著程度（吴金光、欧阳玲、段中元2014，王新红、云佳2014）；三是在一些假设前提下，进行逻辑和数量推理，推断营改增对税负的影响（潘文轩2013）。这类研究的一般结论是：营改增降低了服务业税负。但也有些结论认为对于运输业、不动产租赁业等营改增后税率较高的行业，税负不降反增。

二是营改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类研究基本采取实证模式，以上市公司公开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考察营改增对企业绩效（一般是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影响方向和显著程度。（王佩2014，王玉兰、李雅坤2014，郭均英等2015），基于样本的不同，这类研究在分析结论上分别有降低绩效、提高绩效和影响不显著三种。

三是营改增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文献以上海1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时间分析法的实证手段，考察增值税扩围对股价的影响。结论是改革事件对上市公司的股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改革事件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冲击效应具有稳定性，但行业影响不同（李涛等2013）。

四是营改增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文献认为，营改增除了有效降低税负外，影响企业投资结构和定价机制，并有助于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刘晗2014）。文献以上海市“营改增”试点政策为例，阐述了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影响，认为营改增有利于企业的服务贸易（冯秀娟等2013）。

从现有研究来看，营改增税负和绩效影响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营改增对企业行为影响研究并不多，且现有研究均为定性的逻辑推断型研究，缺乏长时间视窗、多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

二、研究假设

    本文选择了固定资产投资、劳动雇佣、研发创新、运营效率四个纬度，考察营改增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为此提出四项研究假设：

    假设1：营改增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

   营改增前，服务业购进的生产类设备不能抵扣进项税，营改增后则可以抵扣，购置固定资产能够降低企业税负，营改增也使得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降低。因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营改增政策将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

    假设2-1：营改增促进了雇佣。

在营改增的宏观经济效应方面，对就业影响研究比较主流的观点是，营改增能够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若考虑一般情况下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可以认为营改增对就业的影响是正面的（孙刚2012，王朝才2012，赵迎春等2009）。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营改增将促进企业吸纳更多劳动力，增加雇佣人数。

    假设2-2：营改增降低了雇佣。

    另一方面，从税务筹划的角度看，将原来“直接雇佣员工”改为“通过和劳务派遣（服务）公司签订劳务协议用工”的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税负。因为直接支付员工工资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通过劳务公司协议用工方式，则可以取得劳务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从而实现进项税抵扣。营改增后，企业可能基于税务筹划的目的，改直接用工为间接用工，从而降低直接雇员数量。针对这种可能，我们提出2-1的一个竞争性假设：营改增降低了企业雇佣。

    假设3：营改增促进了研发创新。

    得益于“营改增”的促进作用，服务型企业的“服务专业化”、“服务精细化”趋势将加快，从而推动服务型转型升级。创新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服务业创新包括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比较容易用研发支出等数据进行衡量，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营改增将加大企业的研发力度。

    假设4：营改增提高了运营效率。

营改增会促进企业外包。在“营改增”之前，企业外包出去的服务，服务供应商提供的营业税发票不能用来抵扣，致使企业税负增加，客观上妨碍了外包发展。“营改增”后鼓励服务型企业内部服务外包，母企业在专注“作精作专”同时,也可以剥离非核心人员和资产，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因此，我们提出第四个假设：营改增将提高运营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

    1.解释变量（自变量）

以营改增政策（Policy)作为解释变量。营改增的政策轨迹如下：2012年 1 月，上海市作为首个试点城市，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工作；2012 年8月1日开始，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并扩大现代服务业试点范围，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试点；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从2014年6月1日起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①]

本文设定营改增政策变量为哑变量。在企业样本符合营改增政策所涉及的日期（年度）、行业和地区三个要素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由于实施营改增的时间节点大部分在年度之间，考虑到税收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对下半年实施营改增所涉及的样本，本年度营改增政策变量取值为0，从下年度开始取值为1。例如某企业属于交通运输业，注册地在北京，则其2010、2011、2012、2013、2014年度营改增政策解释变量的赋值分别为0、0、0、1、1，如果该企业注册地在上海，则各年变量取值分别为0、0、1、1、1。

2.被解释变量（因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变量(ln_FI)：用年末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对数来计量。

劳动雇佣变量(HR)：用年末企业正式雇员数量来计量。

研发创新变量(RD)：用年度研发支出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计量。

运营效率变量(OE)：人力资源是服务业的核心资源，人均产出是服务业效率衡量的重要标准，用雇员人均营业收入来计量运营效率。

3.控制变量

企业行为表现是多个因素共同叠加所导致的结果，税务政策只是其中政策之一。为了有效考查税务政策的影响，必须有其他控制变量，通过其他可能影响企业行为变量加入回归方程，来控制税务政策以外的因素对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的影响：

企业规模变量，用资产规模的对数(ln_A)来计量。

企业盈利能力变量两个，用毛利率(GP)和净资产收益率(EY)来计量。

融资能力变量一个，用资产负债率来计量。

企业现金流变量，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计量。

行业变量5个，分别为运输业(Industry1)、仓储物流业(Industry2)、广播电视业(Industry3)、互联网业(Industry4)、软件与信息服务业(Industry5)。行业变量为哑变量，样本属于某行业时，取1，否则为0。

最终控制人变量2个，分别为民营控股(Prviate)和国有控股(N_ Prviate)，为哑变量，取值1或0。

区域变量3个，分别为东部(Area1)、中部(Area2)和西部(Area3)，哑变量，取值1或0。

年度变量，样本涉及5个年度，哑变量。（Year2010-2015）

    （二）研究模型

    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回归方程如下：

    被解释变量=常数项+解释变量系数×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系数×控制变量+残差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

    2015年5月30日， A股、中小版、创业板中涉及营改增的服务类企业共计204家，我们选择了2010年至2014年数据健全的149 家作为分析样本，保持年度样本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来增加分析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这样得到 745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为CCER（色诺芬数据库）和CSMAR（国泰安数据库）。

样本的归类情况如下：

表1  测试样本归类情况表

在观测值中，适用增值税政策的观测值为289 个，适用营业税政策的观测值456 个。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

（一）整体样本回归

利用SPSS17.0，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对回归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诊断，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在合理范围之内。采用“enter”方法让回归变量一次性进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下（限于篇幅，行业变量、年份变量、地区变量和最终控制人变量系数我们未列入表中）：

 

表2  营改增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总体）

被解释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	雇员数量	研发创新	运营效率
解释变量	营改增政策	0.046** (1.832)	0.128* (2.010)	0.068 (1.217)	0.116 (1.645)
控制变量	资产规模	0.599*** （24.961）	0.604*** （12.911）	-0.002 （-0.037）	-0.035 （-0.668）
	毛利率	-0.005 （-0.218）	-0.095** （-2.132）	0.382*** （9.621）	-0.190*** （-3.776）
	净资产收益率	-0.031* （-1.772）	0.038 （1.115）	-0.165*** （-5.454）	0.010 （0.267）
	资产负债率	0.037* （1.685）	0.004 （0.100）	-0.107** （-2.783）	-0.007 （-0.152）
	经营现金流收入比	-0.030 （-1.494）	-0.105** （-2.666）	-0.036 （-1.102）	0.026 （0.582）
调整后的r平方		0.816	0.586	0.428	0.487
观测值数量		745	745	745	745
F值		166.720	124.364	31.253	38.246

*10%置信水平有效；**5%置信水平有效；***5%置信水平有效。

表中框内未加括弧的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为P值。

 

    由回归分析结果看：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盈利水平、现金流、行业、年份和企业性质等因素后，营改增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假设1得到检验；营改增对雇员数量的回归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假设2-1得到检验，否定了竞争性假设2-2，说明营改增政策在促进服务业吸纳就业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营改增对研发创新和运营效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假设3和4都没有得到验证。营改增对研发创新和运营效率的积极作用可能需要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后才能逐步显现。

（二）分类样本回归

为了进一步分析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我们按照样本的归类和各类数量多少，对营改增效果从行业（分成运输业和非运输业[②]）、地区（分成东部、中西部）、控制人性质（民营控股和国有控股）三个纬度，分别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3  营改增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分类）

       *10%置信水平有效；**5%置信水平有效；***1%置信水平有效。

      表中框内未加括弧的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为P值。

 

    结果显示，营改增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

就营改增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来看，运输行业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程度都超过非运输行业。相对于其他服务型行业，运输行业发展驱动要素中固定资产（例如运输工具、运输设施等）的作用更明显，运输业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也更大。不管营改增后运输业是否总体税负降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以增加进项税抵扣，都是运输业企业降低税负的一个理性选择。结果还显示，营改增对东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作用的显著性程度略强于中西部企业，营改增对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显著，而对国有企业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税务筹划的主动性更高，或者节税预期下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更高。

就营改增对企业雇佣影响来看，非运输行业的影响显著，而运输行业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样本中的非运输行业大都属于快速发展的新型行业（互联网、信息技术、广播电视），企业对营改增正向作用预期更加强烈，在员工雇佣方面的态度也更为乐观。结果还显示，营改增雇佣的影响作用，东部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显著，而中西部企业和国有企业不显著，原因也可以用这类企业政策预期和用工态度更为正向积极来解释。

就营改增对企业研发行为影响来看，各种分类回归分析结果均不显著。说明营改增对研发的促进机理还普遍未在企业发挥作用。

就营改增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看，仅在非运输行业的回归分析中显示结果显著有效，回归系数为正，其他分类回归和总体回归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营改增后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等新兴服务行业的更积极通过外包来避税和促进经营专业化，运营效率得以提高。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障结果的客观性，我们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式进行了转换，分别用年末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年度雇员数量增加、研发人员占营业收入比例和资产周转率来衡量固定资产投资、劳动雇佣、研发创新和运营效率，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营改增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不管是分类样本还是总体样本，结果均不显著，这一点和上文的结果稍有不同。其他结果均一样。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在营改增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政策效应方面，结论如下：

一是营改增政策效应已经初步呈现。在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和吸纳就业方面，营改增政策积极作用整体上呈现明显，政策意图已经有所实现。

二是营改增长期政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服务业的发展方向，是通过精细化和专业化实现转型升级，优化运营模式和专注研究开发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在研发创新和运营提升等企业发展长效机制促进方面，营改增效果还不明显。

三是营改增政策效应在不同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非运输行业、东部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政策效应分别显著高于运输行业、中西部企业和国有企业。税改政策效应优先在新兴产业、市场化程度高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呈现。

鉴于此，提出建议如下：

一是坚定营改增的信心，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政策全面实施。营改增是利国利企一项重大税制改革举措，政策的方向性和合理性均不容置疑。要坚持营改增全面覆盖的原定计划，实现营改增在各服务行业的一盘棋。

二是加强营改增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政策效应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尤其是对营改增后税赋加大、营改增政策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和地区以及国有企业，要加大调研力度，分析客观和主管原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保障政策效果不打折扣。

三是加大企业应对营改增政策的指导服务，鼓励企业做好营改增税务筹划。营改增对原营业税企业的税务管理、用工方式、投资模式、运营模式都会产生较大冲击和影响，有效进行税务筹划和管理，才能最大化政策的积极作用。税务机关等相关机构应对营改增后企业实施积极指导和引导，帮助企业进行营改增后管理体系的重构，建立营改增效应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何骏.上海增值税改革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测算及效应评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10期,p46-49.

〔2〕潘文轩.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变动的预期影响[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2年7月第4期,p32-p35.

〔3〕田志伟，胡怡建.“营改增”对各行业税负影响的动态分析——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财经论丛，2013年第7期,p45-p47.

〔4〕潘文轩.“营改增”试点中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分析[J]，财贸研究，2013年第1期,p52-p54.

〔5〕吴金光，欧阳玲，段中元.“营改增”的影响效应研究 ——以上海市的改革试点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p35-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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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秀娟等.增值税“扩围”改革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营改增”试点政策为例[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3月，第28卷第1期，P21-P26.

〔9〕王佩等.“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税负及业绩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4年第5期,P8-12.

〔10〕王玉兰，李雅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及盈利水平影响研究——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J].财政研究,2014 年第5期，p41-p45.

〔11〕郭均英等.“营改增” 对企业经济后果影响研究[J].财政研究,2015年第4期，P93-P95.

〔12〕李涛等.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资本市场反应与经济后果——来自上市公司股价的经验证据[J].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1期，P52-P59.

〔13〕孙刚.增值税“扩围”的方式选择：基于对行业和体制调整的影响性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12年第7期，P46-P48.

〔14〕王朝才，许军，江昊.从对经济效率影响的视角谈我国增值税“扩围”方案的选择[J].财政研究，2012年第7期，P31-P37.

〔15〕赵迎春，田志伟.增值税“扩围”的宏观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09年第12期，P40-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