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春/辽宁省财政厅 刘国余/东北财经大学
内容提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如何解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消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入手，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本机制、市场规模机制、经济波动与社会稳定机制对二者之间的影响，并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倒“U”假说 传导机制
收入分配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其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一直将收入分配理论定位为经济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分配理论是从生产要素的功能性分配的角度作为研究切入点的，与现代意义的收入分配理论有所差别。第二个时期是新古典经济时期，经济学家一方面继续关注要素的功能性分配的研究，同时随着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又开始转向了收入的规模分配问题，即用基尼系数定量分析个体间的收入差异问题，发展了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第三个时期是此后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机制、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机制。近期的研究集中在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机制、市场规模机制以及经济波动和社会稳定机制三个方面。本文重点围绕近期的研究成果，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问题做一个理论性综述。
一、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传导机制
将人力资本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将代表性个人视为一个家庭，且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是受一个家庭的初始财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影响的。即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尽管低收入者预期到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在未来产生回报，但其仍有可能因无法自由举债而没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导致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未能实现最优，并进而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早期研究指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整体效率以及两种资本收益的提高。大多数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表明：知识、教育和人类掌握的技能在决定产出时，即便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发挥着和实物资本一样重要的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加罗尔和泽拉随后从借贷约束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与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一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且资本市场不完善时，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个人面临信用约束，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者。这必将导致他们不能进行有效的物理或者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数量不能达到最优；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长期和短期都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意大利博克尼大学经济学家佩罗蒂在研究中指出在进行教育决策方面，如果资本的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那么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较低。因此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中，若穷人比例大，那么社会总的人力资本投资就处于低水平，并会导致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佩罗蒂通过实证检验了这一命题，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中中产阶级的比重越大，则人口出生率就越低，人力资本的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贝纳布按照佩罗蒂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结果：当不同地区、不同个人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的。
卡斯特罗创新性地以个体受家庭条件影响的预期寿命为出发点，考虑到收入不平等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认为个体初始的家庭财富水平决定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寿命的长短决定了每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水平；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即使忽视在收入不平等国家中，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个体在教育投资上没有面对流动性约束——同样的财富水平低的个人也可能由于预期寿命较短而不愿在教育上投资过多。他还认为，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其父母的教育水平一般也较低，家庭教育也因此相对较差，其子女人力资本水平也会相对较低。这一思路等于在扩展的人力资本概念(加入了家庭教育)上对人力资本差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他指出我们可以预期父母受教育年限较少，其子女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也会减少，其原因可能是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和家庭环境不利于其子女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据此他认为从教育—生育决策角度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随后对此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普遍承认教育水平与分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梅塔在研究中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此模型描述的是一个以工人、管理者和具有明显的等级制生产为基础的二重经济。同时梅塔假设在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能力的应用是可持续的，同时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梅塔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解释为边际产品价值的增加，并将教育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指标。为便于将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进行对比，梅塔假设不论是技术的进步还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使一部分人获得收益的同时，一定会使得另一部分的利益受损，从而导致出现收入的差距。为此，梅塔指出教育水平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是通过两种力量实现的：即一般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力培训。两种力量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好处在分享时是不一样的。一般生产力的提高会带来经济体中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会使得各个生产部门都能分享到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这样各行各业的工资都会相应的提高，最终的结果是社会总体工资曲线向上平移，而且各行业，以及同行业内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所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会直接的拉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劳动力培训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劳动力培训是受到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教育培训成本的多少以及人们追求高技术能力的偏好的影响。教育培训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当工人对培训的偏好下降，使得培训变得更难时，会使得公司的培训成本上升，相应的会拉低企业的利润率。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公司会从经济中退出。这种变化将会使得经济体中第一产业规模缩小，给该部门就业者带来的工资收益减少，此时会导致社会总得工资曲线整体下移；另一方面，当培训成本上升，使得个人接受培训提高技能变得更加困难时，那些能够支付培训成本的人，会因为劳动能力的提升而变得更有价值，此时他们会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这种影响会使得劳动力培训带来的效用在分享时是不均衡：一部分人的工资水平相对提高，同时另一部分人的工资水平会相对下降。因此，会导致该部门工资曲线的斜率发生变化。在上述两种作用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扩大。同时，由于有能力的人收入水平提高，会激励人们积极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或者更加自愿的去接受培训，这就使得社会上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市场的扩展和国际贸易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状态的变化，以及其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可以追溯到赫克希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沿着他们的研究思路，可以很自然的得到如下结论：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市场的扩大可以使得穷国，以及穷国之内的穷人更多的受惠，从而不但可以缩小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可以缩小一国之内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克拉克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文.墨菲、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施莱弗（1989）的研究提出收入分配将通过在市场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受益度不等，从而影响到收入分配状态的变化，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Big Push)理论。利用墨菲等人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基弗（1995）的研究引入了人口、GDP总额、贸易开放度等度量市场规模的变量，检验了这一理论。在他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进行回归时,计量结果并没有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市场规模机制提供有力支持，至此有关市场规模变化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研究的热题之一。
S.P达斯（2000）的研究探讨了在要素禀赋等方面相似的国家间进行国际贸易时，会对财富和收入的个人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不同的贸易环境，构造了一个特殊的，模拟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模型。模型的研究结论表明，当贸易发生在两个国情相似的国家之间时，国际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是：由于代际间不同的储蓄率水平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初始原因，这样当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时，会导致市场上出现寡头垄断竞争，这些寡头反过来又会受益于规模经济。这两者都无形中的放大了初始的不平等。因为两国间进行的贸易，会直接影响到要素的报酬率，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从而影响资本的分配，进而波及到收入分配。与传统的研究市场规模扩大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框架不同，达斯在文章中指出，一国生产的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只占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如果扩大了的国际贸易，可以创造更出富竞争性的资本品部门，那么从长期看，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更多的生产性资本，因而倾向于降低资本品价格而提高资本报酬，并带来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样的前提下，财富水平高的家庭，会有更多的收入进行储蓄，部分家庭财富的积累速度就更快。反之，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水平就相对较低，财富积累的速度就慢，这样只会拉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度。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使用1988-1993间来自中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当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市场规模扩大后，会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两者的合力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开放度与不平等之间是呈负相关关系的。也就是在一个城市中，随着对外贸易额在GDP中占比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会不断的下降。而且当他们为了避免内生性，引入了测度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后——即将一个城市距离一个对外港口的距离作为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开放度与不平等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是成立的。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反过来会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主体能共享对外开放的成果，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类似的，樊纲（2005）的研究模型得出，关于外资比重、外贸依存度这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的符号为正，虽不显著,但t值都超过1。这可能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变量带来的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从而不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另外，外贸依存度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正影响，统计显著程度达到1%。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外向化主要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种成果的不能共享，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很多学者从市场角度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除了探究市场随着国际贸易扩大影响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一传导机制外，还通过引入市场结构和性质等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普遍指出由于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倡导自由、平等的，所以在市场经济中，首先是承认人们是有差别的，包括遗传素质、选择运气、社会地位、劳动能力、财产数量等。而且，这些差别在市场经济中，会以量化的收入差别表现出来。而且，收入差别一旦产生，如果没有“外力”（如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干预，市场机制有使它逐步放大的趋势，而且不存在能抑制它的力量。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收入水平高的人，在占有初始财富的同时，就同时占有了在未来可以更便利的进行生产投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与之相反，收入水平低的人则长期的被排斥在这些机会之外。这就出现了由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权的不平等，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马太效应”。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分层之间的垂直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稳定，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经济学家尼瑞从市场性质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如果一国用于国际贸易的产品主要来自国内的寡头垄断产业，那么国家在贸易中的形成的竞争，一方面会给国内的寡头垄断产业带来压力，同时随着产品市场的扩大，他们也会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如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好的品牌效应等。在这双重力量的作用下，特别是高的国际贸易收益会吸引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配置到此部门中。这样，在贸易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也会因为能力不同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导致获得的报酬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在国际贸易化的过程中，因为职业的差别，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不平等程度也越来越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对市场结构、信息完善程度等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世界中，消费者要花费成本去搜寻和收集信息，这就影响了市场结构、价格的形成以及厂商的利润。从理论上讲，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企业拥有“市场控制力”（Market Power），而这种控制力的大小是受消费者寻求低价的动力影响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搜寻活动越积极，就会给企业更多的压力去降价，从而使得市场的竞争性越好。反之，如果消费者搜寻低价的积极性不高，那么市场的竞争性就差。而收入分配的状态，将会影响市场参与者渴望获得信息的动力，因此最终会影响到厂商在的产决策——是否采用新技术去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产生影响。
与之前的众多研究不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从国际化会影响到家庭结构的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影响收入分配状态的原因之一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导致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即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发展的背景下，会导致以
三、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和社会稳定机制
近年来，众多的学者开始从宏观经济波动、社会稳定等角度着手，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加西亚—佩尼亚洛萨和斯蒂芬的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下，由于个人决策时会面对较大的风险，所以出于预防动机，人们就会选择更多的财富进行储蓄，所以社会总的储蓄水平就会相应提高，社会上资本积累的就会越多，投资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这反映到劳动力市场，就会使得劳动力供给增加，从而引起劳动报酬率降低。与之相反，资本报酬率会相对的提高。由于社会初始的资本分配是不平等的，这就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随后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多沿着相似的思路进行，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了经济波动对两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而言，最终的影响有何不同。在结论中他们都类似的指出，对于穷国和富国而言，由于其各自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在出现经济波动时，对两国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对高收入国家来说，只有当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时，才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即便经济的波动幅度不是很大，最终都会导致在该国出现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在将社会因素引入到收入分配模型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还探讨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很多低收入者会通过参加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提出自己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的诉求。而人们在进行这些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时，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本应该进行投资进行生产性的活动，所以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政府部门为了预防和制止这些行为的发生，也需要在正常的人力、物力配置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支出，从而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暴力犯罪率上升、社会不稳定也会造成对私人产权的威胁。这样高收入者出于风险的考虑，会将资本进行闲置而不是进行有效的生产投资，进而经济的绩效就低。为了更明确的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表现，很多学者采用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在这个一般均衡的分析模型中，参与者为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利益团体。由于这些集团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水平不同，所以他们会在最大化本阶层效用的前提下，选择不同的策略组合。一般说来，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团体会倾向于选择高税率或者高的转移支付率，反之，高收入阶层的人会偏好低税率和低的转移支付率。当社会赋予两个集团表达偏好的渠道不对等时，低收入阶层会因为缺少偏好表达渠道而采取极端的行为，如犯罪、暴动等暴力行为，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这种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囚徒困境：各集团都不能得到所偏好的政治决策，导致各个集团的效用水平都劣于最优的效用水平，而且此时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最低的。反之，若收入分配的平等度高，各集团就可以实现更大的效用，而且经济能获得更高的增长速率。
R.戈麦斯和 D.K.福特 (2004) 的研究，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了委托—代理成本、信贷约束、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探讨了为什么当一国的人口结构更倾向于年轻化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往往更高。他们在文章中假定时间的机会成本是代理成本和社会不稳定模型中的重要变量。他们的模型显示，若在人们的工作周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可能失业的预期不断下降，那么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减少。为此戈麦斯指出，正是由于年轻人和老龄人面对的失业风险不同，所以当一国内的年轻人比较多时，社会的不稳定性就更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高。反之，当一国内40-50岁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较高时，社会的稳定性就更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出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戈麦斯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引入了信贷约束，最后他指出若一国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存在很大的信用约束，那么在一个年轻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里，其经济初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态会出现持久化的趋势。而且会因为融资方面的障碍，使得低收入者突破初始财富对投资限制的能力下降，从而抑制社会生产力潜力。而在年龄结构偏高的社会中，储蓄与借贷之间的比率会更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国家里信贷约束会相对较小，从而低收入者能够相对容易的获得借款，通过增加在人力资本和营养方面的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能力，从而能够进行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活动，所以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会相对较低。在将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引入分析模型后，戈麦斯证明了，即便政府在做决策时选择遵循中间投票人原理的决策程序，但是由于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里，年轻人和低收入的个人面对当前的税率，预期未来的自己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从事高收益的生产活动，从而进入到高边际收益的部门。这样为了减轻未来可能承担的税负，在投票的过程中他们不会依照自己当前的收入状态去选择高税率，而是按照预期的收入显示自己的政治偏好，去推动政府选择低税率。戈麦斯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表明了即便初始经济条件相似的国家，但是由于国内的人口结构不同，其未来的经济发展路径也可能出现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这个结论也表明了，由于人们在进行政治决策时，不会正确的显示自己的偏好，这样不但会损害以收入分配平等度为衡量标准的社会的公平度，而且这种长期的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更将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效率损失。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如果可以对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适当干预，那么不但可以提高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度，同时有利于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四、总结与前瞻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在对库茨涅茨的倒“U”假说进行检验性研究的过程中，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明确，但后来的研究都显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各种传导机制互相影响，这就为各国政府做出有关收入分配的决策选择提供了依据。
具体说来，众多的研究结论认为，当出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之后，市场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更多的是要靠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在做出有效的政策选择时，首先要明确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因为，两者间的影响机制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时，它所带来的好处也不能自动地惠及穷人，不能自动地弥补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的公平状况。因此，政府就必须，也只能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通过影响这些传递变量来实现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调控。这也是近代学者们投入很多的精力去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化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在此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方面，我们会发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机制方面，鲜有将教育—生育机制融入到其中的研究，这是未来可以深入的一个方面。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波动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与通货膨胀等方面，现阶段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这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实证问题，这就需要更多地进行针对不同国家的实证分析。同时，已有研究在假设、方法和模型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我们下一步可以在模型的假设和方法选择方面作进一步的扩展性研究。
参考文献：
〔1〕Acemoglu & Robins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znets Curv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2), pp. 183—203.
〔2〕Alesina A. & R.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6), pp. 1203—28.
〔3〕Amparo Castello-Climent & Rafael Domenech.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Life Expectanc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8(4), pp. 653-677.
〔4〕Amparo Castello & Rarael Domenech.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Some new Evide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3), pp. 187-200.
〔5〕Attanasio, L Picci & A. Scorcu. ＂Saving, Growth and Investment: A Macroeconomic Analysis Using a Panel of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2), pp. 182–211.
〔6〕Bourguignon & Franois. ＂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 paper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o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Growth, Agence Franaise de Développement/EU Development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