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选择了西方公共预算理论中的四种支出模型，即渐进模型、行动——反应模型、财政资源模型和支持者模型，以中国省级政府1995至2004年十年间的相关财政支出数据来加以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四个支出模型对中国各省相关支出的解释力存在着差异，比较而言，渐进模型、行动——反应模型的解释力最强，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省级财政支出中存在渐进主义和竞争的特点，前者是“以史为鉴”，后者则是“知己知彼”，他们都表达了预算过程中有限理性的支出决策者的简单智慧。

    关键词：渐进模型  行动——反应模型  财政资源模型  支持者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预算研究领域中各种支出决策模型的竞相出现。本文受到霍尔、洛维利和雷迪克等学者所进行的相关实证检验的启发，从中选择了四种模型，即渐进模型、行动——反应模型、财政资源模型和支持者模型，试图通过中国省级政府1995年至2004年十年间的相关财政支出数据来加以检验，分析上述四种模型能否解释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并根据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理解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的过程。

    一、与政府财政支出相关的四种模型

    这四种模型都源于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理论，然而为了便于经验检验，模型只能是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对原理论的假设或主旨加以具体化。虽然这样对于研究的效果会是一个挑战，但却有利于将理论间最主要的区别突显出来，并使我们能够将有关的解释和比较最终落脚在如何利用不同视角增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上。

    1.渐进模型

    在有关公共部门的预算决策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渐进预算理论，最初是由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60年代末该理论被瓦尔达沃斯基等学者加以模型化之后，渐进模型便被广泛的运用于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的预算研究中，并获得了大量支持性的经验证据。虽然其后的批评和相左的经验证据也为数不少，但是对于西方公共预算研究来说，渐进预算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渐进预算的基本命题是，预算的做出是渐进而非全面的，政府支出是建立在上一年的预算基础之上，并特别关注边际上的增加和减少。换言之，渐进预算理论强调基数在政府支出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内部预算过程而非外部变量对预算产出的作用。渐进预算理论所表达的这种当年财政支出取决于前一年财政支出的主要假设可以用一阶自回归模型来加以表达，本文选取了雷迪克在2002年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政府预算产出检验时所使用的渐进模型：

S_(i，t)＝a₁＋b₁S_(i，t－1)＋ε_1t                                                        (1)

    其中，S_(i，t)是某年项目i的支出总额，S_(i，t－1)是前一年该项目支出总额，ε是残差项。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无法得到各省部门预算数据，因此无法从渐进模型的基本分析单位——机构来加以检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从项目层面来研究和检验预算过程本来是作为与渐进模型相竞争的预算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但是这无碍于本文将渐进模型的核心理念运用到对中国省级政府支出的解释中，事实上，已经有研究在项目层面上对渐进模型进行了检验。

    2.行动——反应模型

    行动——反应模型最初是被运用于有关军备竞赛和国防开支的研究，后来被霍尔、洛维利等学者分别运用于有关国际组织预算和美国州政府支出的实证研究。虽然这些都表明了竞争的存在及其对支出的影响，但是其分析单位和检验路径并不相同。运用于军备竞赛的初始模型是比较邻近国家的国防开支；霍尔等人的研究则以视国际组织为功能相邻的前提来比较其预算；而洛维利等人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初始模型中“相邻”这一关键词的内涵，即政府支出中凡是作为资源竞争或互补的均可视作“邻近”项目。根据洛维利等人的假设，行动——反应模型可以被表达为：

S_(i，t)＝a₂＋b₂CS_(j，t－1)＋ε_2t                                                     (2)

    其中，S_(i，t)是某年项目i的支出总额，CS_(j，t－1)是与之竞争或互补的项目前一年的支出总额。

    虽然依据洛维利等人的假设，“相邻”似乎有无所不在之嫌，但是从竞争的角度而言，这一假设还是能够成立的，它反映了财政资源稀缺条件下项目支出竞争的存在，同时这种竞争是以其他某个或某些支出项目为“对手”展开的。

    3.财政资源模型

    财政资源模型关注财政收入在决定支出中的作用。这一模型的核心理念早已被用于有关政府规模和政府支出增长的相关研究，并被广泛的使用和检验。而且，就一般理解来看，财政支出也不可能不受财政收支关系及其规律的约束而随意增长。同时，中国地方政府必须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因此对于研究中国省级财政支出而言，有关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亦是不可或缺的。本文采用了洛维利等人关于这一模型的简化形式：

S_(i，t)＝a₄＋b₄R_(t－1)＋ε_4t                                                         (3)

    其中S_(i，t)是某年项目i的支出总额，R_(t－1)是前一年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总额。

    4.支持者模型

    支持者模型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公民需求与支出政策间的关系，这在有关美国州政治比较研究中常作为与资源取向相对的假设或观点被提及。虽然支出政策制定中关于公民需求取向的支持性证据相较资源取向者少，但无以否认的是它确实存在。虽然公民需求不能完全解释支出的增长，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对全国性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公共服务更是如此。此外，当前预算实践中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赋权性预算、强制性开支和法定支出问题也与此有关。

    本文采用了洛维利等人对美国州政府支出检验时所使用的支持者模型，该模型以支出项目的支持者数量来表示对所要检验的支出项目的需求：

S_(i，t)＝a₅＋b₅C_(t－1)＋ε_5t                                                         (4)

    其中S_(i，t)是某年项目i的支出总额，C_(t－1)是前一年该项目的支持者数量。

    二、模型的数据检验及其结果

    本文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各模型中均要求以上一年度的相关数据作为自变量，因此，在模型检验中本文实际采用了1994年至2004年各省相关数据。对于统计年鉴未能公布或因为统计指标的改变而缺乏的个别年份数据，则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中获得。但是仍有个别省份的某些数据无法获得，例如教育事业费，甘肃、浙江、河北没有1994年至1997年数据，因此本文关于上述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模型检验只涉及1999年至2004年。

    文中财政支出或收入主要采用的是各年份按财政体制划分的省级财政组织的收入和负责安排的支出数据。关于各地区农业支出数据，1995年至2004年实际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关于重庆和四川的相关数据，本文统一采用1997年及以后的相关数据。

    在支持者模型的检验中，关于四个支出项目所对应支持者的测量，本文设定农业支出的支持者数量为各省的农业人口数；教育事业费的支持者数量为各省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在校学生数；城市维护费的支持者为各省市镇人口数；行政管理费由于不针对某一特定人群，因此本文视各省全部人口为该项支出的支持者。本文试图将各支出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作为支持者来进行测量，但还是可能导致偏差，可能会影响该模型的检验结果。在行动——反应模型的检验中，也存在一些测量上的困难。由于无法明确地界定竞争或互补会发生于哪两个支出项目，因此，本文采用了霍尔和洛维利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两两比较，以拟合优度最优者为准。

    表1、表2、表3、表4提供了渐进模型、行动——反应模型、财政资源模型和支持者模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关于农业支出、教育事业费、城市维护费、行政管理费等四个支出项目上的检验结果。

表1  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支出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表2  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事业费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表3  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维护费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表4  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管理费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从检验结果看，同一模型在不同支出项目间的解释力存在着差异。在农业支出项目上的解释力要明显弱一些，其判定系数均值是同一模型关于四个项目检验中最低的。渐进模型和财政资源模型在教育事业费支出上的解释力都是最强的，而行动——反应模型则在行政管理费支出上的解释力强于其他三个支出项目。

    对于同一支出项目，四个支出模型的解释力也存在较明显差异。在农业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上，行动——反应模型的解释力最强，该模型在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两项支出检验中的判定系数均值分别达到了0.868和0.921，并分别在25个省和18个省中产生了最高判定系数。在教育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支出上，渐进模型强于行动——反应模型，两项支出检验分别在22个省和16个省产生了最高判定系数，但是从判定系数均值来看，两者在解释力上的差距并不大，在教育事业费的检验中两者判定系数均值仅相差0.016，在行政管理费的检验中，行动——反应模型判定系数均值甚至比渐进模型还要高0.0008。(详见表5)

表5  按支出项目分四模型产生最高判定系数、判定系数均值、标准偏差情况

    综合来看，财政资源模型解释力弱于上述两个模型，在农业支出、教育事业费、城市维护费、行政管理费四个支出项目上判定系数均值分别为0.771，0.948，0.875和0.926，虽然在教育事业费的检验中，该模型在6个省中产生了最高判定系数，比行动——反应模型多1个，但是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验结果中存在11例正相关。这与本文对于该模型的期望存在着差距，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该模型检验中所使用的财政收入数据是各年份按财政体制划分的省级财政组织的收入，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还存在着上解、补助和税收返还的关系，因此，该数据可能无法真实的反映出省级政府的实际财力情况。支持者模型解释力最弱，除了在城市维护费检验中产生了3个最高判定系数，其余三项支出检验中均无最高判定系数产生，且判定系数均值在各项支出检验中都是最低的，由于农业支出和教育事业费检验中分别在18个省和14个省产生了负回归系数，与基本假设有悖而被筛除。同时在各项支出检验中该模型还分别存在6个、4个、3个和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此外，在各项支出检验结果中该回归模型在为数不少的省份还存在残差项序列正自相关的问题。(详见表1、表2、表3、表4)对此结果，除了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关于支持者数量的测量存在一定问题外，该模型本身自变量的设置也存在问题，公民的数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需求的大小及其影响程度，这本身就需要被证明，跨越了这一步所建立起来的模型，即使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也可能反映的是一种虚假的因果关系。

    三、模型检验结果的相关分析

    根据各支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及其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归纳出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的以下特点：

    1.渐进主义的增量预算

    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部分省份推行的零基预算以及当前各省部门预算改革都明确地表达了消除传统“基数加增长”的渐进预算这一目标，但是上述渐进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渐进主义仍旧是中国省级政府预算过程的主要特点之一，财政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以上一年的支出为依据的，零基预算及其核心理念的影响程度和范围非常有限。这与部分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从具体支出项目来看，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最具“渐进”的特点。为了保证教育财政支出能够达到与中央政府所强调的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相当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但是从多年来各省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作为对完全遵照相关法规政策执行的一种备选支出策略，省级政府更有可能将实现教育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作为一种替代目标来加以执行，这一目标可以更为简单的通过教育支出的增量式发展来表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渐进主义预算过程就是当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