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商学院
内容提要:自1985年我国向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转型开始,GDP成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不过,GDP考核具有单一强调经济数量的片面性。相比而言,真实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下的经济、社会和资源三分法更能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鉴于国家财政对可持续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依据GPI指标体系,对财政支出进行三分法考量,这不仅有利于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GPI的灵活应用。
关键词:真实发展指数 可持续发展 财政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以下简称SNA)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以全面生产概念为基础,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活动都纳入核算范围,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两个指标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自1985年我国向SNA体系转型后,该体系下的GDP指标逐渐深入人心,GDP增长率更成为考量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快慢的参照数,这使我们忽略了GDP核算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如GDP核算不考虑所列项目的目的及影响、GDP核算不计货币交换领域外的经济职能、GDP核算不论不平等的社会成本等。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经济总量,还需要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社会资本,自然化、可持续的自然资本。因此,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核算,必须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这是GDP核算做不到的,也是提出并实践真实发展指数的理由。
一、对可持续的真实发展指数的解释
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以下简称GPI)是描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数之一,它于1995年由旧金山经济智囊团RP的经济学家克利夫·科布提出,他用这个指数作为经济福利与发展相对于GDP的选择性测度,如果GDP被用来说明经济体中消费与生产的总货币价值,那GPI则用于解释个体生活质量和整个社会真实发展状况。具体来讲,GPI指数扩展了以GDP为表现的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GDP中认为没有价值的人力、社会和环境因素纳入核算体系,从而把经济、社会、环境三个主体要素整合成一个综合指标,提供了有效分析GDP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手段,能更为真实的反映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状态。GPI被创造出来后,已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引进使用,并发布了GPI统计结果。例如,美国2006年的GPI研究报告表明,从1950年到2004年,其GDP年均增长率为3.38%,GPI年均增长率为2.28%;而同期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13%,人均GPI年均增长率仅为1.03%,而且,自1978年来几乎没有增长。
表1显示的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的GPI,共51个指标,从该指标体系上可以看出,GPI核算的特点有:①充分考虑了对真实进步有贡献的因素,如家务劳动;②是一种货币尺度的指标体系,与GDP具有衔接性;③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考虑在内,如森林水质等;④将物质之外的幸福感计算在内,如平均寿命等。
表1 GPI指标体系
经济福利指标(12个) |
社会福利指标(21个) |
环境福利指标(17个) |
经济增长 经济多样性 贸易 可支配收入 每周工资率 个人开支 交通支出 税额 储蓄率 家庭债务 公共基础设施 家庭基础设施 |
贫困 收入分配 失业 有偿工作时间 家务劳动 自由时间 志愿者服务 上下班时间 平均寿命 早期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 肥胖 自杀 吸食毒品 交通事故 离婚 犯罪 赌博问题 选举投票率 受教育程度 抚养孩子及赡养老人 |
公园与荒地 湿地 泥炭地 水质 油砂储量 有毒废料 碳预算赤字 垃圾填埋场 生态足迹 温室气体排放量 能源耗用强度 农业可持续性 林业可持续性 森林破坏程度 鱼类及野生动物 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与空气质量有关的排放量 |
二、对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考量——以甘肃为例
相对其它国家对GPI的研究应用,我国则是学者从生态城市的理论角度对GPI进行研究,但都没有持续下去。实践上除北京市启动“北京GPI系统研究”以外,各级政府也鲜有使用GPI的。当然,不可否认,GPI在我国的研究应用受到了一系列因素制约,如GDP至上论、数据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对一些社会福利和资源福利的成本估算缺乏成熟方法等,但GPI的经济、社会和资源三分法是适用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尤其是在绿色GDP推行缓慢和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的背景下。毕竟,GPI是对GDP的扩展,通过经济、社会和资源三个账户组成的指标体系,较有效解决了GDP核算中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GPI中的社会和环境指标体系下的具体指标能够有效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社会和谐程度。至于借鉴GPI考量财政支出使用状况,这是因为:第一,在我国现行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财政收支所占比重远超其它收支类型,以GPI为依据对财政支出进行考量,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第二,GPI中的社会和资源指标体系下的具体指标,其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故GPI的实践本身是指向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三,GPI是一种投入产出模式,财政也是一种投入产出,财政收入为政府投入,财政支出为政府投入的产出。因此,可借鉴GPI的指标体系,对财政支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考量。
(一)与GPI相对应的财政支出分类
参照表1中的指标体系可知,对真实进步有贡献的与财政支出相关的经济要因包括耐久消费型财产的服务价值,政府的社会资本存量的服务价值,纯资本投资的价值和净外债等;与财政支出相关的社会要因包括公共物品的费用、城市化的费用和社会保障的费用等;与财政支出相关的环境要因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恢复、人文环境的建设与维护等。据此,可将财政支出统计表中的支出项目按照经济福利财政支出项目、社会福利财政支出项目和环境福利财政支出项目进行分类,详见表2。
表2 与GPI对应的财政支出分类[①]
经济福利财政支出项目 |
社会福利财政支出项目 |
环境福利财政支出项目 |
基本建设支出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地质勘探支出 科技三项费用 流通部门事业支出 政策性补贴支出 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车辆税费支出 债务利息支出 |
文体广播事业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支出 医疗支出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公检法司支出 城市维护支出 |
环境保护 农业支出 林业支出 水利和气象支出 卫生支出 城市维护支出 |
(二)对甘肃省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考量
甘肃省财政支出绝对规模的增长都是很明显的,但差距在拉大,经济福利财政支出规模最大,次之为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最后为环境福利财政支出。从增长率上看,经济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反弹,说明经济增长的压力是始终存在的;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则是小幅振荡表象下的稳定;环境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则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绝对数上拉大的差距正在被缩小。通过对财政支出三部分的绝对数和增长率比较,可以发现,甘肃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正在逐步改善,省政府在应对GDP竞赛的同时,也对社会和环境福利给予了关注,尤其是环境改善力度在加大,这也与改善甘肃人文自然环境的迫切需求相一致。
三、提高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GDP改进为GPI
概括起来,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已形成生态学方向、经济学方向、社会政治学方向和系统学方向四大主流方向,生态学方向下是以生态足迹概念及其模型为代表;经济学方向下是以世界银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代表;社会政治学方向下是以GPI等为代表;系统学方向下代表性的是建立在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框架之上的国家尺度主体指标体系。在这些指标体系中,GPI因是对GDP的扩展,故实施起来难度会偏小些。当然,GPI不是万能的,它也有统计数据、指标的权重处理以及集成为综合指标时的不足等问题,但GPI下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分法是与我国现实非常符合的,也与财政改革的包容创新目标是一致的。
(二)依据GPI分类财政支出
2007年,我国对财政收支分类进行了改革,将以往的一般预算收支科目、基金预算收支科目和债务预算收支科目改为了收入分类科目、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2007年之后的财政支出所列项目属于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其他支出。这种分类方法,在某些方面与GPI分类是一致的,如环境保护的单独设立,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分离的,如建设支出项目的取消,故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共同发展。应在现有财政支出分类之外,再依据GPI对财政支出进行经济、社会和环境分类,以完整反映各级政府在这三方面的财政活动。
(三)成立专业研究和评估财政可持续发展机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可持续发展评估的代表性研究有很多,如以牛文元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的“五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匡耀求等探讨的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式,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
(四)提高财政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财政支出对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本身具有可持续性。应以GPI的三分法为依据,在继续主导经济增长的同时,改进财政在社会福利和资源福利方面的作为。具体来讲,财政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在于,加大财政对科教文卫的投入,其中科技与教育又是支出的重点。增强财政二次分配的调控力度,通过增加转移性支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再就业投入力度,形成固定支出比例,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网络建设,增加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障支出机制,拓宽筹资渠道,增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补助的资金,确保每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预算总量比重不低于上年水平,并加强对社保资金的监管。财政对环境福利的支持在于,财政应在减免税收、增加财政专项补助和贴息贷款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型企业建设。开展区域性污染防治工作,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农村水利支出,培育生态农业和种植生活区。增加在自然保护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形成人文财政。
参考文献:
〔1〕勾红洋.算算中国家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7).
〔2〕[加]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M].林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金周英.中国的真实进步指标(GPI)系统-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6):53-54.
〔4〕张燕峰,林逢春.GPI理论研究及美国应用案例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7(1):14-20.
〔5〕翟璐,孙莉莉.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对策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0(4):342-346.
[①] 2007年,我国对政府收支分类进行改革,改革前后财政支出列表项目变化较大,代表性的是改革前有基本建设支出项目,改革后未列;改革前没有环境保护项目,改革后设立。为获取数据之便,此表和下面的数据分析参考2007年之前的分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