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完善财税体制，建立现代制度”，为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探寻现代财政制度的历史逻辑，挖掘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对于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关键词：财政 现代化 生产力 生产关系
一、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从1840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174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大衰败，二是大动荡，三是大发展。
(一)大衰败
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1894年甲午战争，我们失败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我们又败了。在外族入侵势力面前，我们一败再败，直至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没多久，晚清灭亡了。
从1840年到1911年71年的时间里，我们也有中国梦。林则徐最早提出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未能成功。后来，李鸿章提出来“以夷制夷”，用外国人制约外国人，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梦想，依然未能成功。
在这71年大衰败过程之中，社会逐渐走向动荡，不仅有外患，还有内忧。体制内的统治阶层在解决外患的问题上步步退却，但是在解决内忧方面还很有力量，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但如何把外国人赶走，始终是民族的噩梦。最终的结果是，体制内的力量解决不了这个事，就会有体制外的力量崛起。晚清政权的覆灭，是必然的结局。
(二)大动荡
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大动荡时代的到来。没多久，北洋军阀开始崛起。1927年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49年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但直到1978年，大动荡的局面才真正结束。
新中国建国以后，自195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上的大动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以钢为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最终是良好的愿望未能变成现实。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全面的社会动荡，由于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最后以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结束。
在这近70年的时间里，我们也有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第一个是赶走外国人，1949年我们做到了。1949年以后，“超英赶美”成为新社会的梦想，而且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愿望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但是方式、方法超越了客观规律，最终没能成功。
在大动荡的过程中，经济社会也有发展。第一次历史机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十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陷入了内战，无暇顾及侵略我们，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历史机遇，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年，国民经济从战争创伤中得到迅速恢复。但在1958年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逐渐为动荡所取代。
这70年大动荡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梦想很好，但是实现梦想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客观规律。否则，一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三)大发展
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大发展时代。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30年。2009年，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经过35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近代170多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民族复兴梦想的实现。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的见解，对于我们理解与认识“中国梦”极具启发与借鉴意义。“中国梦”就是成为中国自己，而不是成为美国，也不是成为苏联，更不是成为日本，是要成为更强大的自己，这是“中国梦”的真谛所在。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大发展中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危机。怎样成为更强大的自己，还有四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公平收入分配；二是维护生态环境；三是应对外部挑战；四是重建中国文化。这四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我们将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自己，更不可能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二、两个层次的现代化
“中国梦”的提出，源于“现代化”三个字；“中国梦”的实现，也离不开“现代化”三个字。“现代化”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与前四个现代化的区别之处非常明显，它不能像前四个现代化一样在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从根本上讲，“四个现代化”是生产力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中国梦”的实现，不是几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两个层次的现代化的问题，一是生产力的现代化，二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
(一)生产力的现代化
自新中国建立到今天，我们为“四个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我们已经可以用飞船把中国人送到太空当中，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在中华大地上奔驰。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9月，我国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制造大国。这些都是生产力的现代化所能取得进步的具体体现。
(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
除了生产力的现代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如果生产关系不能同步实现现代化，将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康乾盛世，是我国1949年以前的最后一个盛世。欧洲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根据我们的史料，运用GDP这个概念，做了一项研究。他提出，康乾鼎盛时期，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约为40%左右。到了1820年，鸦片战争前20年，中国经济实力下滑了，但依然高达33.4%。又过了20年，到1840年，英国人开始侵略我们的那一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下滑到了28.9%。
而我国2010年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9.5%，2012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也仅仅超过10%多一点点。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约为20%。
这两组数据一比较就会提出一个问题：1840年我们被英国人侵略的时候，好像不比今天的美国实力差。但是，为什么1840-1949年100多年的近代史，告诉我们的是一场悲剧，我们为何落后，因何挨打？
“五四运动”给出两个答案，一是因为我们没有科学，二是因为我们没有民主。我认为这是问题的答案，但绝对不是答案的全部。因为我们至今都缺少一个专业的视角，反思耻辱的近代史，这个专业视角就是财政。
我们被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有人、有钱、有物，但是不能转换成保卫自己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实力，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力没有实现现代化，而在生产关系(特别是财政)领域，“有财不会理、有财理不好”的问题非常突出。
(三)财政的现代化
1949年毛泽东主席建立了新中国，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于近代的落后挨打，毛主席在1963年做过深刻反思，他说：“从1840年到1945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其他的都失败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制度腐败，第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这段话距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层面的原因，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而今天很多人已经忘掉了“可能挨打”这个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忘掉了要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尤其是在生产关系的现代化这个层面，有些因素成为阻碍生产力现代化的力量。
关于我们近代为什么落后挨打，
在我国看来，“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以数字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的管理系统，其关键点是信息。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了“三金”工程(“金税”、“金卡”、“金关”)，2000年以后启动了“金财”、“金保”等十几个金字工程。为了这些工程，我们可能花了数千亿的财政资金，买了很多硬件、软件，要干什么呀？就是要建立一种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数目字管理”能力。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花了很多钱，但客观讲，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数目字管理”能力，至今仍然没有形成。
我们虽然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但是做的依然不够。我们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必须认清自己的历史。“中国梦”之所以提出来，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实现现代化，而实现“中国梦”最关键的途径，就是要把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个层次，都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完善。这其中，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三、现代财政的大国战略
中国是大国。在中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人口规模看，中国位居世界第一；从国土面积看，中国位居世界第三；从历史长度看，中国是延续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唯一古文明国家；从影响力看，中国已成为今天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一极。何谓大国？大国之大，本不在面积和人口，而在于实力和影响！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也是中国洗刷近代百年耻辱、重新成为真正的大国之梦。“中国梦”的实现，要靠每一个中国人的不懈努力。财政是“庶政之母”，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我们迎来了新一轮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树立大国战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建设现代化的财政
大国财政，首先是现代化的财政。今天的时代是工业文明的时代，时代方位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大国财政必须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财政。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财政？我的理解是，如同建设一栋现代化的大厦，首先要打好地基，其次要在地基上竖起支撑整个大厦的支柱。现代化的财政“大厦”的地基是信息，而在这个地基之上，要牢固树立六根支柱，一是权力，二是利益，三是制度，四是技术，五是组织，六是文化。这七个要素，是实现财政现代化的基本渠道。
(二)建设公共化的财政
大国财政，其次是公共化的财政。社会与经济协调并行发展，这是大国财政的本质属性。新中国建国65年来，第一个30年，国家财政的资金、资源集中投向国防和基础工业，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第二个30年，国家财政的资金、资源在保障吃饭等基本需求之外，主要投向经济建设领域，解决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第三个30年，国家财政的资金、资源在保障基本需求和经济发展之外，迫切需要投向公共服务领域，为经济发展积蓄更大的动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及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社会安全、稳定与繁荣。
(三)建设均等化的财政
大国财政，还是均等化的财政。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永续发展，这是客体方面的基本需求。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两个大局观，首先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次是先富起来的这批人要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客观讲，第一个大局实现的比较好，第二个大局实现的不是很好。什么样的中国，才是均等化的中国，才是“美丽中国”？一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是实现横向的区域均等化，三是实现纵向的政府间均等化。实现上述三个均等化，实质是建立一种覆盖全社会的共富机制，这是中华民族永继发展的最佳途径。
(四)建设法治化的财政
大国财政，应该是法治化的财政。财政收支能够规范运行和有效管理，这是过程管理的客观需要。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但财政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只够吃饭，建设怎么办，说到底还是要靠财政以外的融资工具。在现行经社发展格局和事权财力配置格局没有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地方债、城投债、银行信贷和公私合作“四位一体”的融资格局。从历史上看，政府债务是财政体制变迁和财政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政府融资管理看似一个金融问题，实质是国家财政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要懂得“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祸及社会”的历史规律，国家财政和政府融资管理都要走法治化的规范发展之路，这是未雨绸缪和防控风险的唯一正确道路。
(五)弘扬有良知的理财文化
大国财政，一定是有良知的财政。没有“灵魂”的财政注定无法实现善治，这是大国财政必备的主体条件。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被外国侵略，反思过来，反思过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文化太落后了。所以，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学习西方；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干脆打倒“孔家店”，开始抛弃传统文化。此后，我们开始学日本，建国后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学西方国家，学了几十年、近百年，学来学去，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去做自己？梦想有用吗？这个问题，不仅在文化建设层面存在，在财政工作中也存在，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同样存在。只有将现代工业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弘扬与树立一种有良知的理财文化，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壮大自己，也才能够为现代化的财政治理奠定更牢固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