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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礼华/影响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时间:2012/2/9 15:19:44    来源:地方财政研究2011年10期      作者:佚名

财政部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在全球生态环境严重遭受破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但从现有国情来看,我国低碳经济面临一系列的约束和挑战,包括人口因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以及国际因素等等。认清这些制约因素和当前形势,将为今后有序发展低碳经济奠定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低碳经济  制约因素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公布了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海平面升高了0.17m。该报告认为,过去五十年观测到的地球平均温度的升高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它并进一步预测,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到21世纪末,全球的地表温度可能会升高1.1-6.4,海平面有可能升高0.18m0.59m。全球变暖成为共识。全球变暖会影响现有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并产生一些异于当前的地球现象,从而引发进一步的生态系统的变异。观测到的事实表明全球变暖已经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面临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来节约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和高效益为基础,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因此,低碳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问题,它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国际等综合性问题,任何国家单独发展低碳经济也不能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低碳技术也不可能由单个能源部门、或单个国家、或单个地区独立研发和推广;以实现全球生态平衡为宗旨的低碳经济模式,更需要全球所有国家、所有群体的共同探讨。

低碳经济是为适应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兼顾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面临着高碳排放的约束,这些约束和挑战意味着中国必须结合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

二、人口因素是影响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固有挑战

日本学者茅阳一认为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等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多,就意味着碳排放必然要多。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大挑战之一。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仍将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估算到2020年中国达到14.8亿。除人口数量对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外,人口质量和结构也会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高的生活质量、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城市化的生活模式等将会使得人均碳排放水平不断上升,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前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1.67亿人,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24%,并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也对能源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未来中国民用生活能源的消费总量将进一步增加,在现有模式下的能源结构和锁定效应导致的能源利用效率,将对低碳经济发展构成挑战。

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影响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现状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口基数大、发展水平低、人均资源短缺等特点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商品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相关关系。在目前技术条件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必然达到更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还要持续增长,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将使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

(一)工业化是当前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中国产业结构迅速向重型化发展,重工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而重工业的单位能耗远高于轻工业。工业是中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而其中的高耗能产业则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消耗部门。对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情况分析表明,钢铁、化工、建材水泥、电力、采掘、有色冶金等高耗能产业是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2005年这七个行业增加值仅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7%GDP15.6%,能源消费量却占工业能源消费的64.4%和总能源消费的45.6%。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工业也必将在正在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占主导地位。那时才可能由服务业来主要经济。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生产性碳排放尤其是工业生产性碳排放仍将持续增长。生产性碳排放具有很强的锁定效应,为避免生产性排放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消除的影响,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形成合理的能源工业模式,为后期的减排创造良好的生产基础。

(二)城市化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达到50%,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了80%1991年中国城市化率不足30%2007年已超过45%,众多研究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有可能达到65%。由于城市化通常会带来排放量的增加,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必将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

随着能源消费的增长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运行,城市的能源消费量会显著上升。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会促进产生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同时,对交通体系、医疗卫生、管道设施、城市绿化等各种公共服务设施都产生更大的需求,相关设施及建筑的建设和运行、维护都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中国大拆大建、不合理的城市规划等所促成的城市化进程是造成钢铁、水泥、建材等高耗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加速城市化进程本身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工业化国家,其消费模式具有相对固定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的高碳排放增长模式,和日本、欧盟为代表的低碳排放增长模式,说明在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模式具有某种锁定效应。中国当前的碳排放具有向高碳排放模式发展的趋势,高耗能产业也随之超速发展,这对未来的碳减排构成巨大挑战,更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可持续性。

(三)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是产生锁定效应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方式对能源需求及其相关的碳排放有很大的影响。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降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提高技术和工艺水平,降低能耗的基础上,要求能源大额清洁、高效利用,以能源结构的优质化作为经济不断发展的驱动力。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靠数量的扩张,靠粗放式的重复建设,靠低效率的能源消耗和铺张浪费等粗放型的生产来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可能会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短期行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也是低碳发展的驱动因素。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式的,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仍然很低,能源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主要发展中国家,造成中国长期的发展是以过度的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一定程度上技术落后的过剩产能、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形成了锁定效应,从而导致中国的发展轨迹偏离了内涵式发展的路径。另外,中国的技术落后不仅表现在化石能源消耗上,还体现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上,中国的能源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选择和其转让的技术,从而导致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承担着高昂的专利费,发展路径也受到限制。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气候友好技术上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在低碳技术上总体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重工业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而带来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对钢铁、水泥、化石能源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是一条历史规律,这条规律很难打破,除非有新技术路径的选择,否则工业化完成之后,会形成高碳排放的锁定路径,造成长期的大量能源消耗。当前中国技术路径下的能源消耗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短期内急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在极短的时间内无法摆脱过去高能耗技术路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身技术创新的缺乏,西方国家经过近100年才形成当前高效率的产业结构,而中国缺乏相应的技术积累过程,创新机制也十分落后,改变这种不利状况需要循序渐进的人才积累、知识积累和创新机制的改革。

(四)市场化改革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性因素

市场化是指经济制度的一种变迁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个人拥有更多经济自由,社会更多地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则更少地直接干预经济,形成充分竞争的高效率资源配置机制。主要包括市场定价机制、竞争和产权制度三个方面。总体而言,有效的市场化改革会推动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能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有力地推动了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化进程,能源体制改革优化了能源资源配置结构,提高了能源效率。中国整体市场化改革与能源市场化改革共同推进了能源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了能源技术进步,改善了能源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但是中国整体市场化改革和能源市场化改革远没有完成,政府能源价格管制措施、能源生产销售的限制措施、能源进出口的限制等政府干预造成现行制度存在缺陷,不能更合理的反映能源供需状况,不能更合理地推动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不能更合理地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妨碍了能源效率的提升。现行的能源制度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会不断上升,占世界碳排放的比重也会逐步增加,到2050年将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会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影响。

四、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是制约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能源结构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中国是世界少有的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尽管中国的能源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呈现不断优化趋势,但是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仍占绝对主导地位,2007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量中煤炭占总69.5%,远高于其他国家比重。200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29.24%,而中国的煤炭比例高达70.23%。煤炭的单位消耗排放系数在主要的矿物燃料中最高,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占全世界的比例为17.7%,而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世界的21.8%。发展中国家中,尽管印度的能源消费结构也是煤为主导,但是对煤的依赖程度要远低于中国,而且今年来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比重快速上升。巴西则受益于丰富的水电资源和生物燃料,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很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能源消耗将进一步增加,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5-60亿吨标准煤,是2007年水平的两倍多,如此大幅的增长,将给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带来很大的压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多,意味着中国环境状况很可能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将对生态系统稳定性造成威胁。

(二)能源效率会对碳排放产生锁定效应

提高能源效率,等同于同样的产出减少了能源消费,从而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能源结构、电源结构(发电能源构成)、企业规模、装备水平、节能技术、原料路线、能源质量、资源再生等。根据调查,中国天然气的平均利用效率比煤炭高30%,石油的利用效率比煤炭高23%。与1990年的能源消费结构相比,2007年由于石油、天然气消费比重的提高,二者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了6.9个百分点,煤炭消费量下降了6.7个百分点。技术进步是提高能源效率的主要动因。在能源消费部门,通过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部门效率的提高,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同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节能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能源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未来改进潜力仍十分巨大。提高能源效率不仅要改善能源产业结构,更新改造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形成合理的能源产业结构,改善能源产业效率,更要改善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的生产效率,降低各部门能源消耗强度,提高能源消费效率。中国以煤为主导的能源生产结构和社会资源节约意识淡薄妨碍了能源效率的改进,不合理的能源体制也无法对能源效率的改进形成激励机制,无法对节约能源形成合理的约束机制。因此,未来提高中国能源效率仍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耗能、高浪费、高污染的特点短期内很难消除。

五、国际因素是影响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一)国际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国际责任分担

中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并不仅反映国内的旺盛需求,同时也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被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的能源资源。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的低端,出口贸易的55%以上来自加工贸易,附加值低,而且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2005年中国与生产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约有6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约有2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净出口商品价值链中的生产和运输环节,据此计算,2005年中国与消费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约有5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影响未来排放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课题组的计算,1950-2005年中国累积国内实际排放占世界累积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虽高达10.19%,但是中国累积消费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排放总量的6.84%,这意味着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他国居民既有消费引起的。英国Tydall气候变化中心研究公布的研究结果认为,2004年中国净出口带来的碳排放占其全部碳排放总量的23%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比重达58.2%,但是FDI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技术水平不高的夕阳产业,并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向低碳经济转变。

(二)国际压力会对低碳发展产生动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是当前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仍将呈现上升趋势,这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责任。如果中国未来走西方国家高能源强度的发展道路,不采取有效措施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耗,不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降低或延缓二氧化碳排放,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也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就承担减排义务主体的争论始终是最主要的矛盾。随着2012年京都机制截至日期的临近,关于后京都时期国际气候制度如何继续发展的国际争论愈演愈烈。发达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已规定其减排义务,并且付诸实践,因而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在下一阶段的减排机制中承担减排义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人均排放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排放总量庞大,这使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承担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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