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过后，各国经济复苏势头不稳，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未成主流，但各国政府仍出台了相关政策预案为退出计划做准备。由于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带有一定的副作用，退出机制不当将导致经济再次下滑。为此，我国应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抓住政策退出的关键时机，逐步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首先暗中紧缩银根并配以温和的窗口指导，其次对外暗示政策转向，最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关键词：经济刺激计划 退出时机 路径
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于对政府巨额财政赤字难以为继和通货膨胀的担心，各国普遍认为在经济复苏后应适时做出政策调整，国际机构、各国当局以及研究人士已经在多种场合提出“退出策略”的问题。G20各国财长同意，“有必要在经济实现稳固复苏后，撤销特殊的财政、货币和金融部门支持措施，但退出过程必须透明、可信”。但从全球范围看，尽管有国家采取了加息政策，由于经济复苏势头仍不稳固，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仍未成主流。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总体依然认为应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决策者而言，危机环境下防止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比预防经济过热更为现实和重要。本文对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政策进行述评，并论述了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时机、路径与政策等问题。
一、经济刺激计划副作用不可小视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的全面衰退，而且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虽然全球各国都已经联合起来救市，为此出台了天文数字的救市方案，但是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中国政府出台的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有力推动了政府投资并拉动了内需，同时也有力促进了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国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大家普遍认为，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复苏和增长，是推动世界经济的最关键因素。但投资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观望情绪较浓；消费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的刺激，目前实施的一些政策效应递减，而副作用逐渐显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可能不足。
经济刺激计划负效应不可小视，如财政负担加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产能过剩严重，道德风险增大，逆市场化行为等。因此，随着经济企稳，打消通胀预期和政府“归位”要求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退出，力争负效应最小化。建立扩张货币政策硬的约束机制，在促进经济回升和保持价格稳定及贷款质量之间取得均衡。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提前规避各级政府的隐形财政负债及其风险。
事实上，救助受危机影响的家庭和稳定金融市场的刺激政策都带有应急性特征，而应急性往往使得这些政策具有副作用。例如，美联储创新性地注资金融市场而不断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可能引发日后的通胀；财政部为给美联储融资而大量发行国债也许就埋下了未来流动性风险的隐患；而接管“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则显然存在道德风险。正是因为应急刺激政策具有这些副作用，一项完整的应急政策在推出之时就应考虑到如何适时、平稳地退出。可以说，这些政策的适时退出与其及时进入一样重要。
与应急性政策相对应，金融制度改革和维持经济长期发展动力的政策具有变革性，不过其推进速度缓慢，特别是这些变革性政策本身是有待改善的。变革性政策收益更多是在未来，然而眼前的成本却很大。而进一步探究阻力来源，则是这些变革性政策本身也多存在争议。例如，加强金融监管如何才能与维护金融创新相协调？如何才能保证金融制度改革具有前瞻性？另外，变革性政策的争议还在于其经常忽视问题的实质。例如，“奥巴马新政”强调的“可持续和均衡增长路径”指出了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但其忽视了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正是美国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受约束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其提出的购买美国货、贸易盈余国货币升值等具体方案不但有失公允，还不得解决问题的要领。其实，金融经济危机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地周期性出现，就与变革性政策推出的迟缓和不彻底，以及这些政策本身的不正确密切相关。
因此，在危机好转迹象频出的今天，如同大病初愈的人一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然需要一个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环境。在此基础上，带有副作用的应急性政策应该适时、平稳地退出；意在铲除危机根源的变革性政策则应当正确、及时地推进。而如何退出，怎样推进，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另外，在“急救式”刺激计划形成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完成后，如何激发内生性增长，并解决掩盖在经济复苏中的体制性问题，将成为退出的不得不考量的问题。
二、我国刺激计划退出时机及路径
(一)如何看待国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浪潮
危机之后，各国相继推出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方案，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经济好转以后，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可能会考虑政策调整。因为谁退出得晚，谁承担的成本和责任也越大。澳大利亚已两次加息，澳方传出的声音是在中国经济的引领下，亚洲经济出乎意料地全面复苏，特别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近30%，对它的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倘若澳大利亚的刺激政策率先退出，它就能获得其它国家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在匹兹堡峰会之前，各国都强调要继续维持经济刺激方案，但事实上大家说的和做的是有差异的，各国都在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逐步退出。这种竞争性退出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刺激政策过早、过快地退出，若不加以协调，目前虚弱的经济复苏将再次出现反复。
目前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财政、货币刺激，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固，今后两年财政刺激或将持续，但货币刺激已开始退出。货币政策包括数量和价格工具两类。数量工具指的是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即量化宽松；价格工具则是汇率、利率、准备金等涉及资金价格的政策。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一股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风潮正在显现：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先后加息，而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却表示将维持0-0.25%的基准利率区间不变，原因是什么？货币政策趋紧会否成为未来各国央行的普遍选择？
美联储表示要维持利率区间不变，未来、至少到明年上半年都不会调整。当前，美国经济仍处于失业率加重的阶段，GDP增长多得益于政府的经济刺激而非经济自身的复苏，因此，联储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二)中国继续刺激还是撤出值得深思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刺激政策会不会将资本泡沫吹得更大，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也建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应更早地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约尔延·埃尔梅斯柯夫在出席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时表示，考虑到中国在卷入国际金融危机时财政上有大规模盈余，可以负担得起财政的扩张计划，所以暂时没有必要考虑撤出刺激计划。然而对于埃尔梅斯柯夫的这一观点，也有部分“场外”经济学家表示不赞同，认为从7月份以1年期央票的“重启发行”为标志，中国渐进式的退出在当时已经开始。
有人在撤，我们撤不撤。外界普遍认为，此前着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主要是在金融危机中受伤较轻或经济复苏步伐较快的国家。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一个经济体的退出往往具有标杆效应。德意志银行曾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央行加息的开始，标志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紧缩周期的正式启动。
撤出呼声仍然高涨。现在CPI已经连续两个月环比正增长，PPI更是连续六个月正增长，通胀的压力已经慢慢浮现了。照现在的趋势发展，未来的通胀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货币政策可以逐步退出。从2009年7月份以1年期央票的“重启发行”为标志，中国渐进式的退出在当时已经开始。而就大的时点来说，美联储不准备“动”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也没有办法“动”。预计美联储会在2010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加息，所以中国最快也只能在那个时候加息。扩张性政策的正确退出路径应当是采取财政政策先撤退、货币政策“掩护”的策略。即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然后逐步开始货币紧缩政策。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究竟如何退出跟美国也是有区别的：中国的贷款是进入企业的，外国则是以注资的方式进入市场；国外货币政策调整更多地是用价格方式引导，比如利率，但中国是依靠数量的方式，如货币供应量和公开市场操作。
(三)如何把握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
面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有步骤的战略撤退，中国不能傻等着，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内在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金融救助政策工具需要逐步撤出，中国能够动用的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前形势下，中国的两大政策不可能紧缩。面对发达国家金融救市政策有步骤的战略撤退，中国不能无动于衷，否则等到发达国家的战略撤退基本完成，中国在下一轮经济政策调整中将变得被动。
以2009年为例。中国7月份，美国4、5月份为例，两国的货币政策在数量工具上均已开始退出：3、4月份至今，美联储一直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采取逆操作，预计到2010年二季度初，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将回到雷曼冲击之前的水平；中国1－6月信贷扩张很快，7月之后数量型工具退出也很明显，每个月信贷增长均不到上半年的一半。所以，总体的态势是财政政策未退出，货币政策正在退出，其中数量型工具退出早于价格型工具。
这种退出是必要的。人类在历次拯救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后的三五年，都发生了严重的通胀，所以民众对此有担心。该次，由于退出操作早于预期，再加上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吸收了通胀的压力，两个因素叠加，有可能使我们侥幸地避免危机之后严重的通胀。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
从结构来看，财政政策的全面退出将早于货币政策，加强税收征管正是财政政策收紧的一个表现。货币政策对于刺激增长非常有效，并且2010年我国出现高通胀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可以暂缓。
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中国的财政刺激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尽管财政资金不需要退出，但银行贷款最终需要全身而退。财政与信贷的捆绑运营，使得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也需考虑财政与信贷政策退出的协同效应。中国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泵”，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一旦货币政策退出过快，就意味着“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因而，财政政策要相机抉择，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
目前，宏观调控者面临着两难：一方面，经济刺激计划过早退出将对复苏造成冲击，特别是各国竞争性地退出，极有可能造成经济二次探底，后果是严重的；另一方面，退出晚，有可能引发未来的通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先于经济反弹，货币购买力下降，资产被稀释，出现新一轮泡沫。在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下，低效益的投资会增加，这给未来经济留下难题。政策退出的时机应该是经济恢复到应有内生持续增长水平的时候，而不是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危机前的水平过高，超出了潜在的增长率。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阶段，要防止过度宽松的问题。
(五)中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下一步
经济刺激计划是否应该退出，取决于这一政策是否可持续，以及衡量它能带来多大好处和负面影响。
首先要问的是，刺激经济的钱从何而来，可持续吗？就目前的刺激政策而言，是以政府财政投资为主，同时银行配以宽松的信贷政策，资金投向大多是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工程、大项目。说到底，所谓的刺激就是增加货币供应。货币多了，物价肯定要涨，资产价格肯定要上升，通胀风险肯定要来临。更为危险的是，一旦老百姓意识到通胀预期，很可能会到银行把储蓄取出来购买食物和资产，以应对通胀，这样不仅加速资产价格上升，还可能发生银行挤兑。
其次，这种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令人忧虑的失衡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贡献率达95%，即7.7%的经济增长中7.3%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而国内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三季度降到了35%这个最低限以下，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增长方式，这种严重失衡的增长或许在政府主导下，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但持续的时间越长，以后再平衡的历程就越痛苦，早晚有一天，我们将为此承担后果。
再次，刺激计划对民营经济的挤出和侵占效应也非常明显。在这轮银行天量信贷的释放过程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和资金紧缺的民营企业，能拿到多少资金呢？我们看到的是国企凶猛的进取姿态。“国进民退”浪潮是逆市场化的。
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暗中收紧，配以温和的、主要针对银行风险控制的窗口指导；第二步是对外暗示政策转向，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国务院常务会则有可能成为暗示政策转向的关键时间点。此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则将成为退出策略的第三步。但实施第三步前提是GDP增速、出口增长及CPI通胀。实施方式有三种：窗口指导；流动性吸收的力度加大，比如央票发行、正回购及调整准备金率；加息甚至贷款额度等限制。目前我国已开始实施第二步策略，即对外暗示政策转向。
目前经济刺激计划不仅缺乏可持续性，还在利益分配上拉大贫富差距，人为制造不公。作为一个有前瞻性和负责任的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应果断决策，应时而变，早日退出，以谋求其他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刺激计划退出的着力点
(一)做好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大文章
“国十条”指出，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财政部也实施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这实际上是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将有力地推进我国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产业调整和优化，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就是资金支持。为了扶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支持产业优化升级，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
(二)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的附加值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在于出口受挫，但与此同时也为我国出口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出口结构调整包括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产品层面，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靠拢；出口市场层面，出口份额更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这也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出口企业必须做出的决策，也有利于减少我国同有贸易联系国家的贸易摩擦。出口市场多元化要在保持发达国家原有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新的市场，提高对非洲、拉美和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及周边邻国的贸易比重，以分散市场风险，增强应变能力。同时，在出口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出口转内销”的步伐。目前正处于消费升级阶段，我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产品的需求增长是很迅速的，这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有利时机。
(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扩大消费需求
加大消费刺激政策，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型转变为可持续的消费、投资型。中国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2008年最终消费率(一定时期内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为48.6%，比2000年下降13.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降至35.3%，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促进消费方面，应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合法权益，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劳动者的相对谈判能力，建立职工工资稳步增长的机制等。加快新一轮税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缩小收入差距。将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的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此外，消费刺激政策也有望得到延续。目前，汽车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在提振需求、促进结构调整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可考虑延续实施期限和扩大实施范围，继续采取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等措施刺激节能、环保、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引导消费升级。
(四)采取“国退民进”倾斜政策，启动民间投资
政府投资是不能替代民间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市场的活跃与蓬勃发展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参与，在政府支出增大的同时，只有民间投资的协调快速增长与其相配才能够使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应注重启动民间投资，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银行的发展与壮大。可以考虑“国退民进”，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完全放开私人资本进场的限制，打破垄断行业的行业门槛，发挥私人资本的优势，分散政府投资风险，拓宽资本的使用路径，同时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真正起到拉动投资需求的效果，这也是我国财政政策退出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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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慧兰， 曹理达.美国复苏之后：各国的政策选择[N]，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