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公共经济学研究会
2015年7月30日上午9点,中国第一届公共经济学·理论服务实践研讨会在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隆重开幕,来自全国的近百位嘉宾出席会议。各地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就现代财政制度、PPP制度研究、现代税制、金融投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本次研讨会由云南省公共经济学研究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开幕大会由云南省公共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彭家生(云南财经大学)、秘书长李永庆主持,常务副会长杨文凯(昆明理工大学)致大会开幕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唐任伍院长致欢迎词。
中国最早研究和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卢现祥教授出席会议并作精彩演讲。围绕议题,中国投资协会农村金融促进中心王晓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段炳德、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花泽飞、云南大学罗美娟教授以及云南省公共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开经济研究》执行主编、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龚刚等专家作专题发言,各参会专家和企业家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王雍君院长在会议交流论文中谈到了财政治理学的视野和概念框架,认为财政治理学的概念框架由经济、管理、政治和法律四个维度融合而成。融合各个维度而形成的财政治理学,可以通过五组核心概念来最优地表达其话语体系:财政原罪和(集体行动)正当性;共同利益与财政赞同;委托代理问题与共用池问题;受托责任与财政竞争;财政维度--法律、政治、管理和经济维度。每个维度都包含一组特定的价值观。遗憾的是,除了经济学维度,中国的财政学著作中很少有其他维度的知识。因此当代中国没有真正自洽的和整全性的财政学。譬如,在实践中忽视管理价值、仅仅基于经济理性采取的财政行动十分常见,特别是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期。这种情形令人担忧。国家之治理,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两个终极难题:如何确保国家对社会(政府对人民)的受托责任,以及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构建适宜的竞争框架。只有在这样的概念框架被牢固确立起来后,国家治理以及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才有可能取得长足进步。
针对公共经济学的现实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从公共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来看,可能前者构成了后者的核心和基础部分。公共经济学更加侧重研究政府财政的经济活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研究分析方法为基础来研究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关系。在经济现实中,现在日益被发现和提起的经济现象是“混合经济”。但是遗憾地是,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对于现实中的“混合经济”的理论研究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公共经济学,无法从理论上研究“混合经济”。对准公共品供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是公共经济学的“盲点”。未来,公共经济学要在继承经济学各种理论的基础上实行超逾性研究,我们期待这种创新性研究的诞生。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政府部门简政放权要“大道至简”。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白彦锋教授在其交流论文中谈到,转税制紧跟现金流课税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对于所得课税的优势要有全面正确的评估,企业所得课税更容易成为纳税人避税筹划和财务操作的攻击对象,我国未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税感”。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当中,只有直面互联网等我国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挑战,适应大众移动支付的趋势,与时俱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才能发挥好充分保障横行公平和纵向公平的作用,才能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下发挥好个人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的应有作用。大道至简,作为我国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今后在“现代税制”构建中应该予以坚持和发扬。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初步测算,仅这一减费措施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这种简化和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的改革,对于坚持大道至简的财政改革方向、降低企业综合税费负担、助力企业适应新常态的挑战,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李红霞在其论文中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三中全会首次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突破了传统的财政作为经济手段和工具化的思维,使财政改革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克强总理强调,财政是“庶政之母”、“邦国之本”,突出了财政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是改革破题的关键。首先,“事”和“钱”匹配要得当。其次,事权与支出责任挂钩,“谁请客由谁买单”。再次,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重,避免“跑部钱进”。财政体制改革,要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注重加强转移支付的立法工作,尽快颁布《财政转移支付法》是十分必要的。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罗美娟教授的调研结果显示,与云南毗邻的地区都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数处于世界工厂的产业链末端,处在国际生产分工灰色地带,因而云南发展沿边经济难度巨大。“虽然云南毗邻的地区都相对贫困,但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具备了构建经济增长中心的条件。”云南沿边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区域再造”,克服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分割问题,帮助微观经济主体缩短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通过市场力量鼓励经济活动的集中并实现合理的密度。
此外,南开大学马蔡琛教授认为,新预算法强调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同时还明确了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的构成,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教授则主张,改革红利生产的关键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一种制度体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马克和教授则从国外水资源税费实践对我国的启示方面,谈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加快“费改税”进程,确定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人,二是界定计税依据,明确税率形式,三是控制水资源税收优惠措施,加强征管合作力度,四是坚持水资源税专款专用原则。针对县级财政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压力与缓解对策,安徽大学管治华教授说,随着“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县级政府支出将面临需求增长压力,建议可通过“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和“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体制调整”两个层面的改革确保城镇化事权支出的保障需要。云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新院长则对完善云南县乡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本次研讨会收到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机构、院校的学者投稿论文127篇,最终遴选50篇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公共经济文集》。会议期间,云南省公共经济学研究会秘书长李永庆先生、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花泽飞先生还接受了云南省广播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连线直播采访。会后,主办方组织专家到著名民营企业龙润集团进行调研,与会专家和该企业高管共同探讨了财税制度改革背景下企业经营模式、民营经济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等现实问题。
综上,本次研讨会不仅专家云集、学者荟萃,为学界、政府和市场主体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基于理论服务实践的思考,参会嘉宾从不同角度切入完善财政体制、深化改革的主题,观点均基于扎实的理论、实证以至调研分析得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因而必将为我国深化改革及财税金融改革思路的完善提供弥足珍贵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