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结构性减税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作为一种“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方案，早在4年前就引入至财税改革中，并通过一些“减税”“增税”措施，服务于不同阶段的特定目标任务。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将结构性减税作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个主基调。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大体延续了1993年税改时的体系框架。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曾明确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16字税改原则，但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可以说整个税制改革进展十分迟缓，在某些领域和环节甚至还出现了“负向激励”和“逆向调节”。

我国现行税制的“结构性”问题，一是过分倚重流转税，相应加重了宏观税负。近20年来，流转税（间接税）的主体地位一直未动摇，在较好满足财税收入组织功能、促进财政“蛋糕”日益做大的同时，必然加重纳税人的经济负担，按大口径计算，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高达35%，超出了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二是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相应弱化了地方税系。分税制改革之初，我国曾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地方税体系，之后十多年不断进行的共享（所得税）、暂停（固投税）、取消（农牧业税）等项改革，使得地方税税源日渐枯竭。目前，中央税为4个，地方税为7个，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为7个。数量上，地方税种可观，而实际上地方税收入规模仅占全国的8.3%（2010年）。地方税制的先天不足和逐年萎缩，倒逼着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生态上做文章，造成不规范竞争、产业趋同、产能过剩。三是缺失或空白的资源环境税、存量税（财产、遗产）、社保税，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以发挥税收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妨碍了内需“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

2011年以来，我国税制改革开始有所动作，包括个人所得税微调、房产税试点、资源税改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以及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开启了“十二五”的良好局面。相形之下，这些改革仅仅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尚属个案式、试验性和选择性改革等“表”象范畴，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触及。

财税制度是一个国家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要切实抓住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有利时机和环境条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着力于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通过深化税费改革以及优化现有税制结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弱化间接税、强化直接税，逐步弱化流转税、强化所得税和财产税，逐步弱化共享税、强化地方税，实现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由表及里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