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困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无论从基尼系数、劳动报酬比重，还是从城乡、区域、行业，各个视角都反映出收入差距鸿沟已经触及社会所能容忍的底线。温家宝总理指出，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为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国家相关部门频繁调研，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联系到今年的两会精神和“十二五”规划取向，全社会对此期待甚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已成大势所趋。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也经历了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学术界称之为“大压缩”时代。这种压缩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成为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美国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剧烈的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泽被后世几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将美国贫富差距的缩小归因于“大萧条”的洗礼和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强有力的措施。实现“大压缩”的主要政策包括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大举扩张、实施工资管制等。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任期内达到79%，这使得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加上财产税的征收，美国财富集中度明显降低。在罗斯福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大增，从1935年-1945年，参与工会的美国劳工比例从12%上升到35%；工会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提高了会员的平均工资，缩小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同时，以战争期间政府对工资实行管制为契机，政府开始仲裁劳资纠纷，而且也开始为私人部门指定工资率。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使美国从一个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国家。

    美国“大压缩”后贫富差距的变化给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带来了很好的启示。首先，重点对富人征税，不仅提高了征税的总体比例，把大量财富集中于再分配环节，而且“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其次，美国贫富差距缩小过程中，工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有组织的力量与政府新政结合在一起，为民众利益的保障和贫富差距的缩小奠定了基础。第三，政府加强了对工资的指导和调整，在劳资纠纷中往往倾向于劳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整体上形成了良好的制衡机制，从而具备了长久持续的动力和稳定的社会基础，来切实改变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要运用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完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体制，用再分配的力量和工具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要科学履行政府的行政职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同时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社会规范组织对基层民众的支持作用，建立民意表达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工资协商机制，加大民众的参与度和谈判能力。从长远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形成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互动、制约的关系，建立社会政治经济的平衡生态体系，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和民众的制约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坚实的力量来从根本上推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