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楠/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内容提要：通过教育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及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教育经费来源的经济成长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总量及以第三产业占比为表征的经济成长质量发挥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以制造业升级为表征的经济成长质量呈现负面但不显著的效果。相较之下，民办教育投资仅对经济数量增长显著，而社会捐赠教育则对这三项经济成长指标均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这三种教育经费来源的经济成长效应还体现出东中西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教育财政滞后效应明显。另外，教育财政经费的增加显著促进了民办教育投资的增长，却也明显导致社会捐赠教育的相对弱化。基于此，未来应该继续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与占比，同时调整教育财政的投入方向，增加与中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的对接，落实鼓励民办教育的各项政策并合理引导教育的社会捐赠。

关键词：教育财政  社会投资  产业结构  制造业升级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应对中美贸易战的长期对策是全面提升中国自身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是重要的课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教育是培养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关键途径。中国教育财政经费在过去几十年长期处于偏低水平。1993年我国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4%以上，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首次实现。据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204亿元[1]。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中，学前教育占7.65%，义务教育支出占比45.49%，高中阶段教育占15.6%，高等教育占比26.1%，其他教育占比5.17%。根据中央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中央教育财政投入进一步扩张至1万亿元，但教育财政支出占比4%这一水平未能显著再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北欧国家丹麦、挪威、瑞典都在7.6%以上，英、法、德、美、澳等都在5%以上。教育是一项基础性的国家工程，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已经获得经验数据的不断证实，但各国国情不同，教育的财政投入及财政外的社会投资是否显著促进了经济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有待检验，目前教育的各种投资是否存在投资不足、投资方向偏差、投资方式不合理问题，国家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否能对社会投资教育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也均需要进行考察，从而为下一步优化教育投资，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及铸就国家长期竞争力做好准备。

对于教育财政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没有成为热点问题，目前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文献保持在每年三四十篇左右，研究的议题也比较分散，定量研究的比重逐渐增加。总体来看，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具体领域的研究，其一是对教育财政支出效率的测量，例如方超（2017）基于2002年-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技术效率在各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西、东、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呈现递减趋势^[1]。其二是研究教育财政投入产生的各种影响，对象比较多元，例如陈纯槿（2017）研究了教育财政对教育结果公平性的影响，发现生均公用经费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收入对于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起到了降低教育结果不平等的作用^[2]。其三是对影响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李小克（2012）基于中部6省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实际人均收入、政府规模和师生比负向影响了高等教育支出^[3]。其四是研究教育财政制度与政策改革，这一类多为定性研究。其五是针对各类别的教育财政进行研究，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等。其六是对国别教育财政进行研究对比及经验探求，尤其是对于欧美教育财政的研究，任文隆（2015）研究认为美国教育财政的绩效拨款模型已经发展到2.0版本，国际竞争的加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财政紧缩、对受托责任的监督是2.0版本快速普及的外在因素^[4]。

对于教育财政与经济成长的关系，吴惠（2009）较早地采用量化数据进行初步研究，基于1985年-2004年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认为两者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5]。黄晗（2011）基于2008年截面数据认为，教育财政支出有空间溢出效应，地区GDP增长、相邻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对本地区教育财政支出有正面作用^[6]。焦青霞（2014）基于1981至201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发现，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时变的长期均衡关系^[7]。刘晓凤（2017）研究认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收入分配系统的协调性略高于教育财政投入--经济系统的协调性^[8]。王志扬（2016）研究了不同地区基础教育水平，认为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作用显著^[9]。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教育财政与经济成长关系的研究仍然有限，并且对不同类别教育经费对经济成长的不同维度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将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重点围绕教育财政经费、各种社会投资教育经费所带来的对经济成长的数量维度及质量维度的效应进行分析，并分析教育财政经费与社会投资教育经费的相互关系。

二、理论分析、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一）理论分析

1.教育财政经费的经济成长效应与影响路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无论对于个体家庭，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的重要性都已经成为共识。衡量经济的成长可以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基本维度进行考察，数量方面最直接的指标便是每年的经济增加值，也即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以计量。质量方面的指标比较多元，例如经济产业结构（三大产业结构占比）、产业内细分行业结构占比、经济增长的动力方式（例如是依靠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还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及科技进步的集约式增长）等。教育经济成长的数量与质量都会产生积极效应，首先，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劳动、资本）之一，劳动者的数量与质量是确保经济增长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与培养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面向产业与职业的专业教育，都能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增长。教育可以开发人的思维与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进步，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我国发展知识技能型、创新型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甚至改造传统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生产方式，向智慧化生产转型。其次，教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教育产业发挥着实现大量就业、扩张社会投资、创造税收收入、调解收入分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对经济成长产生直接的推动效果。其三，教育可以整体上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个人职业收入，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扩张及推动消费升级，而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最薄弱的一环，教育无疑是借力的有效工具，从而间接带动经济提质增效，减少对高昂投资及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的依赖。

2.教育财政经费的引致效应。整个教育领域的投入需求巨大，光靠国家财政全额负担并不现实，也不合理，教育投资主体应多元化，部分教育需求可以借助市场化来解决，教育财政经费的增加可以良性促进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经费的增长，但可能对社会捐赠教育产生挤出效应。教育财政对于社会资金投入教育的引致效应可以通过以下路径进行传导。其一，教育财政经费的增加传递了政府重视教育的信号。社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施政偏好的影响，政府重视教育，在财政安排、政策引导等方面会向社会投资传递明确的信号，开放社会力量办学、提供优惠的土地与税收政策，甚至提供一定财政补贴，这对于社会投资产生了吸引力，使得民办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必不可少的主要构成之一。其二，教育财政经费增加将引发受教育需求的扩张与提升，为民办教育创造市场空间。教育财政的投入增加能强化学校的基本建设投资及师资力量建设等，使得教育普及化程度提升以及人力资源高级化程度提高，而人力资源数量扩张及质量提高会进一步带来产业的扩张与升级、行业竞争的加剧，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得以拓展。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力渠道，产业经济的需求毫无疑问会造就庞大的教育市场，引发民办教育投资的增长。其三，教育财政经费的投资方向与民办教育投资形成错位分工，为民办教育留下成长空间。我国这几十年来现实的教育国情是，一方面受教育需求极大扩张，另一方面政府尤其是地方层级政府可供投入的财政经费十分有限，教育领域的历史欠账太多，无论是教育设施还是师资力量等都存在很大改善空间，因此我国的教育财政经费集中在补足义务教育基础及内地偏远地区教育等领域，聚焦基本条件的完善，而高等教育部分也集中于学历教育，因此为民办教育留下了诸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高服务质量型教育、课外素质教育、应用型高等教育等多个市场机会领域，极大吸引了民办教育投资。其四，教育财政经费的增加可能会对社会捐赠教育产生挤出效果。社会捐赠教育主要面向教育的落后区域及补足财政经费的不足，随着政府财政实力的增长及对教育领域经费的增加，社会捐赠教育会逐步完成其阶段性历史功能，其意愿与作用会相对弱化。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教育领域的几种主要投资来源对于我国经济成长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为此，根据数据特征与研究需要，设定了三个方程进行检验，具体形式如下：

LnGDP=α₀+α₁LnFIN_it+α₂LnPRI_it+α₃LnDON_it+α₄LnFIN_it-1+α₅LnINV_it+α₆LnFDI_it+α₇LnEXP_it+

 α₈LnPOP_it+α₉MAR_it + U_t                                                                                  (1)

    STR=β₀+β₁LnFIN_it+β₂LnPRI_it+β₃LnDON_it+β₄LnFIN_it-1+β₅LnINV_it+β₆LnFDI_it+β₇LnEXP_it+

    β ₈LnPOP_it+β₉MAR_it + V_t                                                    (2)

MANU=γ₀+γ₁LnFIN_it+γ₂LnPRI_it+γ₃LnDON_it+γ₄LnFIN_it-1+γ₅LnFDI_it+γ₆LnEXP_it+γ₇LnTECH_it+

γ₈LnPOP_it+γ₉MAR_it +Ɛ_t                                                   (3)

在以上三个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包括LNGDP、STR、MANU三项，即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结构、制造业升级，以检验各种教育投资对于经济成长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核心解释变量包括FIN、PRI、DON三项，即教育财政投入、民办教育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以衡量代表国家财政及社会投资两大类教育经费的作用，其中还增加了教育财政投入滞后一阶，考察期滞后效应，而民办教育投入及社会捐赠的滞后项由于在初步的检验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作用，所以不予纳入考察。控制变量包括包括INV、FDI、EXP、TECH、POP、MAR，分别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出口、科技水平、人口数量及市场化程度。下标i代表全国30个不同省市（除西藏以外），t代表不同年份，取值2007年-2016（由于关键核心解释变量之一PRI在2007发生统计口径重大变化，另外年鉴数据目前只公布至2016年，所以本文只截取2007年-2016的数据），U、V、Ɛ分别为方程的估计残差。

（三）变量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从各国经济成长的轨迹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首先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成长的数量指标。其次经济成长还在于质量的提升，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经济产业结构的演变，农业产值占比持续下降，而以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出先递增而后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占比（STR）则先慢后快增长，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成长质量不断提高。此外，经济成长的质量不仅表现为三大产业间的结构优化，还表现为产业内部的优化，尤其是作为立国之本及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制造业发展水平至为关键，制造业升级是必然环节。制造业升级（MANU）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加以衡量，后者可以表现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产业链地位等，本文采用宏观指标，即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制造业升级及发展质量水平，数据选取范围是各省市规模以上制造业各年度数据。

2.核心解释变量。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每个年度数据，全国各地区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FIN（含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PRI、社会捐赠经费DON、事业收入（含学费）、其他教育经费等5个统计项目，本文主要选取了前三项指标，其中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及社会捐赠经费作为与国家财政经费相对的社会投资教育经费。本文需要考察这三项指标分别对于推动经济成长的作用以及教育财政对于社会投资教育及社会捐赠投资的影响。

3.控制变量。影响经济成长的因素极为广泛，根据研究惯例，本文选取几个较重要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INV采用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FDI采用的是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EXP采用的是各地区出口总额，TECH采用的是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POP采用的是分省市人口总数，MAR采用的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樊纲等人每年测算发布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以上各项指标中，教育财政FIN、民办教育投资PRI、社会捐赠经费DON的数据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下表1是针对各项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各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等整理得出。

三、检验结果分析

（一）基于全国整体数据的经济成长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基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 stata14.0软件进行检验，在计量方法选择上，对三个模型首先以省市为聚类变量，采用LSDV（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大部分省市的个体虚拟变量显著，因此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而后对于这种个体效应呈现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的较大差别，确定不宜采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而适合辅助回归检验，采用Sargan-Hansen统计量，下表2的检验结果都强烈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综合考量之下，三个模型都采用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表2 教育财政经费及社会投资教育对经济成长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

1.核心解释变量的效应分析。模型1 的检验结果显示，教育财政经费的估计系数为0.1815191，且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其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为0.1643405，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说明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显著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民办教育经费投入对GDP增长的影响也正面且显著，估计系数为0.0188939，但其系数远小于教育财政的系数。社会捐赠对于GDP增长却呈现不显著的负面效果。模型2的结果表明，教育财政经费的投入也在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占比提升，其估计系数为1.6767，结果在10%水平显著，其滞后一期的系数为3.254892，在5%水平显著，滞后效应强于当期影响。作为社会教育经费的民办教育经费投入和社会捐赠经费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均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3的检验结果显示，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对于制造业升级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估计系数为-0.2653852，但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方向存在一定的偏差，未能强力支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人力资源，人才培养结构与制造业升级的需求存在脱节，知识型、专业技术型人才培养相对不足，学历型、普通型人才相对过剩。另外，民办教育投入的估计系数为0.6214136，对于以技术密集型制造占比为表征的制造业升级产生了虽然尚不显著但总体正面的效果，这或许与民办教育投入领域与教育财政经费的差异有关系，民办教育投入一部分模仿教育财政的投入模式，进入了基础教育与学历教育，但另一部分（尤其是高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则比公办学校更侧重于应用型、职业型人才培养，培养掌握特定技能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人才，与经济产业的对接相对紧密。

2.各控制变量的作用分析。从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投入，其估计系数为0.174649，在5%水平上显著，对于GDP的增长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式存在诸多问题，资源错配及投资效率备受诟病，但总体上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是负面影响，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集中于第二产业。中国从1978年以来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逐渐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外商投资及对外贸易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关键变量，但其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从检验结果来看，外商投资对于我国GDP的贡献显著，但对我国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及制造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有关政策有关系，第三产业尤其是许多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相对幅度较小，进度较慢，外商投资较多流入到资源类产业及制造业，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外商投资中国主要是出于庞大的市场及廉价的生产要素，因此所投资的制造业相对侧重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外资投入相对不足，因此本检验结果也显示外资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类似的也体现在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方面，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于拉动中国经济成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外部需求因素，我国目前也连续多年成为了全球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第一名，但在服务贸易方面自1998年以来至2018已经持续20年处于逆差状态，货物出口总额的持续壮大固化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地位，对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表2中模型2的检验结果显示出口的估计系数为-249118，且伴随概率显著。最后，以专利申请书衡量的科技水平不但未能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产生正面促进作用，反而估计系数为负，这表明我国目前专利申请及科研机制存在严重的弊端，据有关研究估算显示，我国很多专利其实际价值很低，高价值的专利占比不超过20%，专利成果的商业转化比率低于10%，钱没花在刀刃上，科研经费通过各种巧立名目的报账进入了个人荷包，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制造业科技水平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二）教育财政的引致效应分析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家的教育财政经费对社会投资教育的不同类别产生了不同影响，对于民办教育投入，教育财政产生了很好的引致效应，其估计系数为0.6066514，伴随概率为0.000，也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每增加1%，能导致民办教育投入增加大约0.6066514%，这一实证结果佐证了前文关于教育财政经费能间接促进社会投资教育的判断。一般而言，政府对于教育的财政经费增加有效激励民办教育投资，一方面向社会资本发出了重视教育的政策信号，由此带来的市场准入、财税土地优惠、公共基础实施建设等后续措施则实质性地鼓舞与保障了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密切相关，教育财政经费提升了人力资源规模与质量水平，带动了经济产业规模的增加及结构的转型优化，反过来产生了对更多更优人力资源的需求，在公办教育无法满足全部需求的情况下，吸引民办教育投入成为必然的选择。此外，教育财政主要支持的公办教育并没有对民办教育造成排挤，反而产生促进作用，其原因不单纯在于教育需求超过了公办教育的供给能力，还在于教育财政的投资领域与民办教育存在差别，两种相互补充。表3的检验结果还表明，教育财政经费与社会捐赠经费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估计系数为-0.3325386，伴随概率为0.001，即教育财政经费每增加1%，社会捐赠教育经费会减少0.3325386%。其原因在于，与民办教育投入具有盈利性质不同，社会捐赠属于公益慈善性质的非市场化行为，捐赠者会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的差异与变化做出反向调整，用于扶助补足弱势区域，地方财政实力较差的省市会获得捐赠者的相对偏好，省市财政实力增强以后，捐赠者会逐渐减少其捐赠占比。

表3 教育财政经费对社会投资教育的引致效应

 (三)分东、中、西区域的模型检验结果对比分析

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的教育情况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有必要分区域进行检验分析。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GDP的数量增长中，东部和中部的教育财政经费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在西部省份并不显著，其中东部的教育财政滞后效应也有显现，但效应有所减弱，在中西部则未表现出显著效果。在模型2中，各种教育经费投入对第三产业占比提升在东中西三个分别区域均未呈现显著的当期效果，但中部地区的教育财政滞后一期效应显著在模型3中，东部的民办教育投入及中部的教育财政经费滞后一阶均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中部地区教育财政的效果从当期的负面转为滞后一阶的显著正面，可见中部地区教育财政效果的滞后性明显，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模型3对中西部数据的拟合效果相对较弱。

表4 分区域的教育财政经费及社会投资教育的经济成长效应对比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F统计量括号内为概率值。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2007年-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教育财政经费、民办教育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了这三项教育经费投入对于经济成长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数据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财政经费对GDP增长、第三产业占比均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对以技术密集型制造占比表征的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民办教育投入对于经济成长的这三项指标的影响整体都正面，但都还不明显，效力有待调整。而社会捐赠经费对经济成长没能产生正面作用，不过其影响也不显著。其次，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对于民办教育投入产生了显著的引致效应，对社会捐赠教育经费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另外，从几个控制变量的效果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出口都显著地提升了中国GDP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成长质量的作用出现分化，出口显著地阻碍了以第三产业占比为表征的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固定资产投资也对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产生了负面影响，外商投资的影响正面但不显著。对于制造业升级，这些控制变量均未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目前的专利申请对于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是负面的，这值得科技界与政府主管单位反思。

（二）政策建议

1.继续巩固与强化教育财政经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从2002年的548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613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2%，明显快于GDP的增长率。其中，教育经费的财政部分从2002年的3491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6990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9%。自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以上，但却未再有明显幅度的提升。考虑到教育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巨大潜力，且未来GDP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而教育领域仍然面临区域与结构不平衡及投资不足等情况。我国目前的教育财政经费既需要补历史欠账，也需要以超出常规速度来进行先行性投资，以此应对当前国际竞争及未来经济产业发展需要。

2.优化教育财政投资方向。除了总额的继续稳定增长，教育财政内部结构与投资方向的优化也是重要议题，钱要花在刀刃上，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与长期需要对接。本文的数据检验结果表明目前的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结构不利于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竞争力来源，制造业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一环。未来在教育财政经费投资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要落实前些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减少学历教育比重，增加对职业教育重视力度，与经济产业及企业岗位需求对接，多培养知识技能密集型技术人才，服务于中高端制造业及先进服务业的需要。

3.落实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80%来源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对于地方财政产生了较大压力，未来需要进行调整，增加社会投资教育的比重，尤其是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给予其平等地位与优惠政策。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完成第二次修正，明确了民办教育可以登记为盈利性法人，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更是提出各级政府要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基金奖励、捐资激励、土地划拨等政策制度，依法落实税费减免等手段加大社会力量办学。事实上，这些年对于民办教育的法规政策逐步得到完善，接下来各地需要重点抓落实，拿出具体细则与实际举措。

4.合理引导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本文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社会捐赠教育经费都没能产生对经济成长的各项指标的正面效果，这值得反思。我国目前对社会捐赠教育尚缺乏有效的规范，资金来源、去向、使用效果审计等有效的管理，这在未来的教育经费管理中需要去加以改革及强化制度性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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