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佳佳  张艳荣/甘肃农业大学

 

    内容提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新时期“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其意义在于让那些居住在资源匮乏、环境恶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偏远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到适宜生存的地方，通过搬迁摆脱贫困。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古浪县和靖远县这两个典型易地扶贫搬迁地的调研并对相关数据及实例进行分析，找出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问题、经验，最后提出可行性策略。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农户搬迁后的家庭生计对于搬迁农户搬迁后的适应性的影响存在于方方面面。为了让搬迁农户能够在搬迁地尽快适应并实现“能致富”，在今后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要时刻关注搬迁农户的家庭生计状况，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搬迁农户的后续生活。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生计  适应性

 

    一、引言

    偏远的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致贫原因是多样的，究其根本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地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导致难以支撑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以至于造成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境。自然资源贫瘠、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便利导致偏远贫困地区出现贫困连片化的现象，这样就使得当地的脱贫工作难度徒增。因此，能否解决好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的问题，便成了当地扶贫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新时期“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是补齐偏远贫困地区发展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问题的根本之策^[1]。“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提出的前期，专家学者更多的关注点在于目标农户的识别^[2]以及对于搬迁政策的评析等宏观问题^[3-5]；“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执行了一段时间后，专家学者则将关注点投入到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存在的问题^[6]以及搬迁安置后的成效问题的研究^[7]；到了“后搬迁时代”在解决了偏远贫困地区农户“搬得出”的问题之后，能否“稳得住、能脱贫”也就成为了搬迁农户以及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重点。搬迁农户若想在迁入地“稳得住”，生计问题必然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能否适应迁入地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也就成为了搬迁农户最为担心的问题。但是近些年来诸多学者更多的关注于政策执行等宏观问题^[8-9]，对于农户对搬迁地适应性这类微观问题关注甚少。适应性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应对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响应行为^[10]，对于农户来说能否尽快很好的应对这种压力，尽快的适应搬迁地的生活这将影响到其搬迁后的方方面面。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农户能否尽快适应搬迁地的生活，这对于一项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也影响极大。家庭生计收入作为搬迁农户生存、生活的根本，对于搬迁农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将从农户搬迁后的生计对其适应性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来探讨易地扶贫问题。

    二、调研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概况

    古浪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支脉、腾格里沙漠南部边缘，同时也是甘肃省列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全县共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35.36万人，这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4.23万人，而这些贫困群众主要分布于山林丘壑、常年少雨干旱，农业生产条件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十分突出的南部高深山区、浅山干旱区和北部沿沙区，这其中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矛盾十分尖锐，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对于此，古浪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根本原则，本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坚持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同步推进，凝聚全县之力来实施推进黄花滩生态移民项目，走出了一条贫困深山山区贫困群众易地扶贫搬迁并在沙漠新建城镇的新思路。

    靖远县地处黄河上游，甘肃省中东部，同样也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8个贫困县之一。靖远县由于地势地貌的限制，大多数农户生活在沟壑蜿蜒、干旱且少雨、生态较脆弱、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自然灾害频发的深山地区。“十三五”时期靖远县政府对这些群众进行彻底全面的排查、摸底，全县共识别搬迁农户6624户2601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农户4380户18436人。截至2019年年末，靖远县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已搬迁入住3016户12690人，入住率达到69.5%。其中2016年3个安置点计划上接搬迁入住1145户5246人，现入住1145户5246人，入住率100%；2017年41个安置点共计划搬迁入住2280户9682人，现已入住1438户5811人，入住率63.1%；2018年25个安置点计划搬迁入住915户3508人，现已搬迁入住433户1633人，入住率47.3%^[11]。

    古浪县和靖远县开展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对于所取得的成绩应给予肯定，并进行全国推广，但对于问题也要做出总结概括，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补救。下文本文将以这两县的调研内容及数据作为支撑来展开分析。

    三、农户家庭收入多样性对搬迁农户适应性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9年6月，先后深入到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和武威市古浪县两地典型的易地扶贫搬迁县的村落实施实地入户调研。课题组调研员与农户之间采用面对面的访谈调查法，根据分层筛选就不同贫困程度与家庭特征的农户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前与实施中的参与情况，搬迁后的生活状况改善情况，与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并将访谈内容录入结构化的问卷；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区域内的其他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调查。此次调研，课题组共发放1000份问卷，最终实际收回问卷956份，其中有效问卷903份，这其中含未搬迁户问卷339份，所以收集回的有效问卷中仅有564份问卷符合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并完成易地搬迁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62.5%。

    (二)数据描述与说明及对搬迁农户适应性的影响因素

    适应性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由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搬迁农户对于适应性的理解与感受也各有所不同。课题组为了让农户对于适应性的问题有一个较为主观明确的认识与感受，将对农户对“新家社区的适应情况”的适应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分为5个层次来让农户根据自身感受来做出选择，分别是非常适应、比较适应、一般适应、比较不适应、非常不适应这五个选项。对于农户的选择，根据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搬迁农户对于迁入地的适应情况

 

    由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有36.7%的农户表示对于搬迁地的生活已经非常适应；有60.1%的农户表示对于搬迁地的生活已经比较适应，表示一般适应的农户有1.95%，没有农户选择对于搬迁地“比较不适应”，仅有1.2%的农户表示对迁入地的生活非常不适应，对比适应类的答案，搬迁农户对于不适应性有着更确定的答复，以上数据充分体现了其实大部分搬迁农户已经适应了迁入地的生活，这其中有60%以上的农户是2018年后期至2019年年初才搬迁的搬迁户。这些搬迁农户能够如此快的适应迁入地的生活，根据我们调研发现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基础设施改善

古浪县和靖远县作为甘肃省典型的依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来改善贫困群众贫困状况的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建设已经相对完善，搬迁后的农户不论生活环境还是生活便利性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相较于搬迁之前生活在偏远的贫困山区来说，这样的改善有助于农户尽快的投入到正常生活中并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大多数搬迁农户，搬迁前生活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贫困山区，生活有着极大的不便。搬迁后，政府通过对搬迁安置点的合理选址规划，尽量将安置点的位置选在了距离县城或者基础设施便利的城镇附近，这一举措极大的改善了搬迁农户的生活状况。

从调研中了解到，五保户李大爷搬迁前生活古浪县横梁镇的深山区，进城极不便利，如若要进城得先走半个小时、大概2公里多的山路到村边的公路旁等去县城的班车，通常每天只有一班班车可去县城，单次去县城就得费时2.5个小时，一天来回路程耗时就得将近6个小时，有时候赶不上回村的班车还得去县城的亲戚家借宿。所以李大爷一年到头基本不去县城，近几年唯一去的一次是2016年村里要求交照片办五保户证才去的。搬迁后，安置点出门就是马路，每天都有好几班班车去县城，到县城仅需费时半小时，这对于其生活便利性有了极大的改善，这样的改善对于搬迁农户的生活来说是常态。不只是交通设施，政府对于迁入地的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农户的饮水由搬迁前的井水改为搬迁后的自来水；生病就医，搬迁前农户只能到乡镇或者县城医院，由于进城极不便利，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养成了“小病靠托、大病住院”的习惯，搬迁后迁入地就有设施完善的社区卫生院，这对于农户的健康状况改善有着极大的帮助；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儿童上学问题一直是一个家庭的重大问题，搬迁前农户家中儿童上学得去附近的中心小学或者乡镇的学校，如果不能住宿，每天孩子在上学路上大概得花费2个小时的时间。搬迁后这些儿童实现了就近入学，通常学校离家只有1公里左右，上学极为便利，我们所调研的古浪县绿洲小城镇的小学以及初中是古浪县的重点学校，初中升高中升学率位列全县第二。基础设施改善这一因素，对于贫困农户来说相较于搬迁前是一种变革性的改变，这种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性能够让其尽快适应迁入地的生活。

    2.政府政策支持

    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对于刚刚经历了故土分离的搬迁农户来说极为重要，政府提供政策性支持是农户的有力后盾。农户搬迁后，政策制定者为了让农户尽快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实现“搬得出、稳得住”的政策要求，给予了农户很大的政策扶持力度。(1)在迁入地对于有需求的搬迁农户开展新分土地，让部分农户在不改变原有生计模式的情况下，继续以农业生产为生，古浪县政府在迁入地按人均1.25亩的标准对搬迁农户新分土地，由于新分土地大多为沙地，不适合传统的农业耕作，因此大多数农户的新分土地在政府的扶持下加入了当地的产业扶贫项目——枸杞种植项目以此来增加农户收入；(2)增加各类产业扶贫项目，调研的古浪县依据地方优势开展与企业签订合同开展各类沙漠特色农产品的种养殖及加工项目，靖远县对农户开展“养羊还犊”的产业扶贫项目；(3)对于搬迁的农户开设丰富的培训课程，对于一些有意愿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农户开展各类培训课程，拓展农户的专业技能，让农户能够自力更生，实现自我脱贫；(4)对于特殊群体给予补助金，使其能够维持正常生活。政府开展此类政策支持都是为了让搬迁农户能够尽快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希望农户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实现“搬得出”并“稳得住”后能够尽快实现“能致富”。

    3.生计方式改变收入增加

    搬迁后农户的生计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搬迁前的农户家庭，大多数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生，且由于其搬迁前大多数生活在自然资源贫瘠、物质匮乏、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地区，所以这些农户大多以靠天吃饭为主，常常生计无以为继，搬迁后的农户随着生活的便利、生活环境的改善，对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思路。搬迁后的农户随着生活的便捷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有能力外出打工的农户利用空闲时间外出打工增补家用，这对于其家庭的生计改善有极大的帮助，并且这些农户通过在迁入地附近打工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而且可以让搬迁农户之间通过打工互相认识，这对于搬迁地新建居民社会关系体系也有极大的帮助，同样也间接推进了农户在迁入地的适应性。

    4.社会关系建立无障碍

    我们所调研的古浪县和靖远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移民搬迁均属于县内搬迁，所以搬迁农户搬迁前后文化习俗、语言沟通、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迁入地的原住农户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搬迁后农户对于生活适应方面没有大的顾虑。但由于搬迁时因为原住村农户家庭选择搬迁安置的方式不同以及安置点容纳度有限，所以原住村搬迁的农户基本不可能所有农户都搬迁至同一安置点，这就打破了农户原有社会关系网，所以农户搬迁后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重建社会关系网，这对于很多农户，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户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困境。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村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对于这些县内搬迁的农户，原本不是一个乡镇的农户，但通过各种熟人之间的相互认识，能够很快的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所调研的农户中人均在迁入地有新结识的不属于原住村的农户约52人，原住村搬入同一社区的均数为大约46人。对于周边邻居，有96.6%的调研农户表示对于邻居已经很熟悉，并且有超95%的农户表示邻里有互助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人际交往、社会关系这方面来看，搬迁农户已经很好的适应了这种重构的关系网，所以对于其搬迁后对于迁入地的适应性来讲，人际交往并没有带来很大的阻碍，且这种新的人际关系的适应性建立很快。

    对于大多数搬迁农户来讲，搬迁后其大多数实际贫困问题都有所改善，对于搬迁前的顾虑，在搬迁后政府的扶持及自身的努力下都基本解决，正如五保户李大爷所说：“政府给我们搬迁后，我们生活有了如此大的变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富民新村(古浪县移民安置点)的生活，如果让我再回到以前我还不适应了。”适应虽是一个主观概念，每个搬迁农户对其都有一个标准，但是对于大多数搬迁农户来讲，搬迁后各方面的改善，都让其尽快适应了迁入地。极个别不能适应的农户，是因为守乡情节较重或自身原因无法适应迁入地，这属于个案。

    (三)不同类型的生计方式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适应性的影响

    根据研究分析发现，相较于其他因素对于搬迁农户适应性的影响，生计这一因素对于搬迁农户适应性的影响面更大。如表2所示。

表2  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类型与适应性

 

    1.工资性收入的影响

    搬迁农户家中存在工资性收入的农户中有137户农户表示对于搬迁地已经非常适应，有249户农户表示比较适应，表示一般适应的有11户，有5户农户表示非常不适应迁入地的生活。搬迁农户家中存在工资性收入从另一方面说明其家中成员搬迁后存在打工外出行为。对于大多是农户来说，搬迁后在适应迁入地的过程中改变其家庭生活状况最快的方式就是外出打工获得收入，所以一些有能力的农户都会或多或少的外出打工谋生，但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打工时间都不会维持太久，有外出打工状况的农户人均2个月每年。因此，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户生计的一种对农户家庭对迁入地的适应有一定的影响，但对部分农户来讲影响力有限。

    2.农业性收入的影响

    家中存在农业性收入的搬迁农户(种植性收入、养殖性收入)对于搬迁地的适应性的回答都比较一致，没有对于搬迁地的不适应性的回答。对于此，农户搬迁后若能获得农业性收入证明农户在迁入地有新分土地，或者在搬迁后农户可以继续在原住地开展农业生产。对于农户来说经营传统农业种植养殖项目，对其生计方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能够很好的适应。所以对于有农业性收入的农户，其搬迁后一切生活照常，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其能很快的适应搬迁后的生活。

    3.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课题组所抽取的所有搬迁农户中没有搬迁农户表示家中具有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作为多样性收入中的一种，此项收入对于个体及其家庭来说都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所调研的农户均反映家中均无此类收入，在我们所调研的范围内，经营性收入对搬迁农户的适应性无影响。

    4.补助性收入的影响

    相较于经营性收入，在我们的调研农户中有98.2%的搬迁农户家中有补贴性的收入，仅有10户农户反映家中无补贴性的收入，所以政府对于搬迁农户的补助基本属于全覆盖的，这些搬迁农户对于迁入地的适应性的回答，大部分表示不同程度的适应，但也有搬迁农户表示非常不适应搬迁地的生活。补贴性收入作为政府的对于搬迁农户的一种扶持政策，对于刚搬迁还未很好适应迁入地的农户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刚搬迁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家庭有此类收入的，一些特殊群体也一直有此类收入，因此，补助性收入对搬迁农户的适应性有较大的影响。

    5.馈赠性收入的影响

    对于馈赠性的收入来说，有75.9%的样本搬迁农户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来自亲友的馈赠性收入，这些搬迁农户对于搬迁地的适应性也感受不同，但大部分表示已适应迁入地的生活。馈赠性收入对于搬迁农户的适应性影响较小，因为在以熟人社会为依托的农村，馈赠属于一种常态化的存在，这些馈赠性收入大多以实物性收入为主。

    6.产业扶持类收入的影响

    从调研数据中看出，古浪县和靖远县产业扶贫帮扶类收入只有33%的搬迁户家中有此类收入，这部分搬迁农户对于搬迁地均表示已经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家中具有产业扶持类项目收入的农户大多属于搬迁时间较久的农户，这些农户搬迁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政府的扶持下加入当地组织的产业扶持项目，所以对迁入地有很好的适应性。

    四、不同生计方式对搬迁农户适应性影响所反映出的问题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搬迁农户来说，家庭不同种类的生计方式对于搬迁家庭能否尽快适应迁入地的生活是存在不同方面的影响的，由数据分析我们所能看出如下问题。

    (一)部分搬迁农户无处务工

    参与调研的564户农户中，仅有402户农户反映其家庭有工资性收入，也就是存在外出打工行为，占收集到的样本农户的71.3%。这些搬迁农户除个别由于年龄较大或身体状况较差之外，大多数农户搬迁后，由于迁入地距离城镇更近、交通也更加便捷，一般情况下有能力外出打工的农户均会选择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相较于在家务农，打工的收入会相对高一些。工资性收入是很多搬迁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这对于其家庭生计维持极为重要。但是这402户农户中有大部分表示一年能够外出打工时间极短。还有另外一些农户想外出打工，但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身体疾病原因，或由于照顾家庭原因无法长期外出打工。自身能力不足的农户是指一些农户由于长期以农业生产为生，自身没有其他可以维持生计的技能，这些农户搬迁后，其自身是有能力可以外出打工的，但由于迁入地周围没有适合农业生产为技能的林场或者合作社，所以导致这部分农户无处务工。一些身体有残疾的特殊群体，其中有些农户身体残疾只是对基本生活有一定影响的三级或者四级残疾，这些农户可参与一些轻微的劳动生产，但迁入地也并没有适合此类群体的打工处，导致这些特殊农户无处务工。对于一些农村家庭主妇，搬迁前大多数以农业生产并照顾家庭为主，搬迁之后，一些不再以农业生产为生计方式的家庭，这些家庭主妇依旧需要照顾家庭，无法到距离家较远的地方打工，但迁入地附近又无处务工，导致其闲余时间在家无工可务。

    (二)部分新搬迁农户无地可种

    通过调研发现，家中具有种植性或养殖性农业收入的农户一般是搬迁时间较久的农户，属于第一批或者第二批的搬迁农户，这些农户通过使用迁入地新分的土地开展农业活动或者加入政府组织的产业扶贫项目均可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例如古浪县的黄花滩易地扶贫搬迁点开展的枸杞种植项目，参与此类产业项目的搬迁农户不仅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而且通过政府组织和企业签订产品销售合同来销售产品，均可以取得一定的收入。但同时调研中发现，新搬迁的农户由于搬迁较晚，搬入迁入地之后有42.6%的农户表示未获得新分土地。按古浪县的政策计划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有耕地需求的农户按人均1.25亩的土地分配计划在迁入地新分土地，靖远县是对搬迁农户按人均1.75亩的标准新分土地。在古浪县我们调研的地区属于沙漠新建城镇，对于有土地需求的农户在迁入地通过沙漠土地优化来满足农户新增土地需求，但由于近几年迁入地安置点建设较快，农户大量搬迁，土地优化整治效率无法满足迁入农户的需求，导致部分新搬入的农户未能尽快获得新分土地。这些农户没有农业性收入，这对于那些无能力外出打工只能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三)农户个体及政府对于经营性项目关注度不够

    参与调研的样本搬迁农户均表示没有经营性收入，这对于搬迁农户家庭收入多样性来说有很大影响的。对于以农业生产为生的传统农户，从未有过从事商业经营的概念，这其中的原因包括农户自身思想及家庭原因的限制，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户大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农户搬迁前维持生计对于其家庭来说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更何况需要经济投入的商业类经营项目，这对于搬迁农户来讲根本是不会出现在其思想中的，所以并未关注到此类项目能够给其家庭带来收入并改善家庭状况。对于政府来讲，政府对于这些农户的扶持依旧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对其还是以农民的身份来看待，所以在给予农户扶持类项目时，从未考虑过给予这些农户经营类项目的扶持。

    (四)政府补贴全覆盖容易引发“救济陷阱”

    通过上面的分析及数据可以看到，政府对于搬迁农户的补贴基本属于全覆盖的，这对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具有极大的帮助，但政府补助如果不分类别、不划分层次，长此以往会滋长个别搬迁农户的“等、靠、要”心理。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在其脱贫后要做到“脱贫不脱政策”。补助对于兜底贫困农户来说是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但如果这些补助不分类别对所有农户全覆盖，会让有些农户产生懒惰心理进一步引发“救济陷阱”，政府一旦取消此类补助，部分搬迁农户极易返贫且将无法在搬迁地持续生存。在我们调研中，生活在靖远县北滩镇的搬迁农户侯某是一名29岁的搬迁农户，家中共有5人，其父是一名残疾人，属于一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其母由于年纪较大，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并需要照顾其父，侯某搬迁后结婚生子，并没有外出打工。问其原因，他回答说政府所给的补助足够支持其家庭开支，农村生活较简单，不需要外出打工。对于侯某家庭，其父每月可获得88元的残疾补贴，由于侯某家庭搬迁前家中承包地较多，搬迁后部分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其家中每年可获得16000元左右的退耕补助，其家庭还未脱贫，每年按人均共计可获得近5000元的补助，这些收入合计22000元左右，足够支撑其家庭在农村的生活。像侯某这样的农户并不是个例，此后若取消一些补助，极易导致返贫，并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五)产业扶贫项目难以支撑搬迁农户的需求

    产业扶贫项目是精准扶贫项目“五个一批”的重点扶持项目，这一项目对于所有贫困农户适用，政府组织的产业扶贫项目大多和企业合作，让农户在生产上无后顾之忧。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我们所调研的两地搬迁农户中仅有33%的农户表示家中具有参与政府扶贫项目产生的收入，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农户有参与政府组织的产业扶贫项目的想法，但更多的时候并无适合的产业扶贫项目可参与。因此，对于搬迁农户的产业扶持项目所作的工作还存在不足。不同地区依据自身特色在当地开展特色类产业项目，通过各类政策吸引农户参加，但很多地区由于自身发展限制并没有好的产业可发展，所以无法满足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需求。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开展就业培训让搬迁农户收入有所增多

    农户搬迁后，远离原来的居住地，且大部分农户搬迁后其原来家中的宅基地会立即腾退拆除，这样导致其在原住地的农业生产无法继续进行，搬入迁入地后如若没有新分土地，就会导致有些只能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农户家庭生计无以为继，尤其是还未适应搬迁地生活的新的搬迁农户，除了政府补助性收入，唯一可以让其家庭尽快有收入的方法就是外出打工。有些农户由于自身原因限制无法远距离外出打工，对于这些农户可以尽量提供一些本地的就业机会，让其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来维持生计。对于一些有能力外出打工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外出打工只能做一些零碎体力活的农户，可以开展技能培训，让其在外出打工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改善家庭状况。

    (二)根据搬迁农户需要尽快实现新搬迁农户的新增土地需求

    对于一些农户来说，他们的生存技能仅限于通过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土地是这些农户维持生计的唯一根本。对于农户搬迁后新分土地不能搞“一刀切”的政策，要急农户之所需把搬迁农户的需求放在首位，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保证那些只能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的搬迁农户在迁入地有地可种，让其在迁入地能够尽快适应并进入正常生活。

    (三)引导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迁入地开展经营活动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研究发现，大部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安置以集中安置为主，以古浪县黄花滩移民搬迁点为例，该搬迁点是典型的新建小城镇，此类城镇作为一个新型社区，之前并无任何生产经营类项目，搬迁农户进入新社区之后有很多的市场空间可参与经营。但是对于搬迁前只参与单一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是没有市场敏感性的，他们搬迁后并不能察觉到这些商机，这就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引导，让搬迁农户在迁入地开展商业类经营活动，同时对于那些有经营想法但无能力的搬迁农户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让其家庭实现商业经营来改善家庭生计并顺利脱贫。

    (四)政策补贴差异化，规避救济陷阱

    政府对于搬迁农户均会给与安置补贴、农业补贴等以保证农户在搬迁后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尤其是对一些发展能力低下的搬迁农户来说这些补贴是他们生计的保障。但补贴作为兜底性的政策体现，一定要有差异性，对于那些无生产能力的农户一定要给与其足够的补贴来维持生计，但对于一些有能力自主脱贫的农户一定要“区别对待”、“扶贫先扶志”，要引导这些农户通过自身能力来实现生计的正常化并使其家庭脱贫，而不能因为补助让其产生懒惰心理进而引发“救济陷阱”。

    (五)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带动搬迁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

    产业扶贫项目作为“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对于贫困群众脱贫是至关重要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在居住问题解决后，为了解决贫困群众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为了促进迁入地的后续产业发展，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产业规划，充分开发有关产业资源链，在新迁入地因地制宜的发展产业项目，让搬迁农户在迁入地实现“能脱贫、能致富”。

    总而言之，无论对于搬迁农户来说，还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农户搬迁后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后续更要“能致富”。要实现“稳得住”，农户就得尽快适应搬迁后的生活，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计对于农户的适应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并且对于搬迁农户后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尽快解决农户的生计问题让搬迁农户在迁入地尽快适应下来。

 

参考文献：

〔1〕刘苏社.凝心聚力 扎实推进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J].中国经贸导刊，2016(33):18-19.

〔2〕刘伟，徐洁，黎洁.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03):138-148.

〔3〕王晓毅.易地扶贫搬迁方式的转变与创新[J].改革，2016(08):71-73.

〔4〕陈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基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J].探索，2017(04):153-158.

〔5〕王宏新，付甜，张文杰.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03):48-53+129.

〔6〕彭玮.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湖北省的调研分析[J].农村经济，2017(03):26-30.

〔7〕宋安平.湖南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问题及政策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8(05):126-133.

〔8〕李春根，戴玮.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演进、问题与应对[J].财政监督，2019(11):20-26.

〔9〕许源源，熊瑛.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3):107-114.

〔10〕刘伟，徐洁，黎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2):218-223.

〔11〕刘旭民.靖远县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N].白银日报，2019-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