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珂/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海涛/中央财经大学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阶段，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的财政政策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梳理总结了我国财政政策的转型经验，并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最后结合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背景，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  新旧动能  动能转换  VAR模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重大判断，并明确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特征^[1]。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社会经济改革^[2]，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经济思想是国家治理的创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光芒和领导人智慧。全球治理、经济转型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需求，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年是我国建国70周年，回首凝眸，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抬首远瞻，椎轮大辂，大成有望。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作为“看得见的手”，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促进我国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调节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背景

2015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自此“新旧动能”开始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并被反复提及。《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拓展发展动力新空间，增强发展新动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三处提及“新旧动能”，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新旧动能转换”。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我国培育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第一份文件，即国办发〔2017〕4号文件。新旧动能出现在政府官方用语中时并没有规范正式的定义。但从出台的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它的内涵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起来。经济动能就是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或机制。经济增长传统动能就是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就是依靠资源和能源消耗、依赖投资刺激、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等旧的生产力。经济的新动能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生产力和传统产业等旧生产力的改造升级。经济动能转换就是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以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为指导，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生产力，以及对传统产业等旧生产力的改造升级，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支撑，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顺利过渡。

新旧动能转换是国家治理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更是中央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正确深刻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经济新常态有三个基本特征，具体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经济结构的加速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旧动能转换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战略选择。全球治理、经济转型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需求，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实施不断促进和保障。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应该与时代改革紧密相连，这个过程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个过程应充分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大力扶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图1 提升旧动能，创造新动能与新发展理念图

 

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时刻，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不断减弱，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环境、资源的约束不断加强。我国正面临一场全新的深刻的经济社会改革。我国如何破解当下难题，实现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既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责。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国家治理的创新，更是中央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正确深刻判断。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应坚持长期短期相结合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机制以及供给侧需求侧相结合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机制。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推动传统动能、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在“三期叠加”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性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问题，呈现出“两少一多”，即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社会民众对高品质教育、医疗、食品等的潜在需求非常旺盛，从供给侧完全可以激发这些受抑制的需求。我国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应当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注重完善生产关系。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回顾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跌宕起伏，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应对，不断完善相关机制，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灵活性和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七次财政政策转型（见表1）。财政政策的实施达到了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我国财政立足于市场化取向，坚持财政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不断调整财政政策手段，努力完善财政政策作用机制，为经济动能转换贡献了巨大力量。

表1  我国财政政策实践情况简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正如鲁昕（2014）提到的，我国先后经历了从“生产型分配财政”到“服务型公共财政”，再到“治理型现代财政”三次大变革。七次财政政策转型就是这三大变革的具体表现。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满足需要的分配手段。国家的存在就需要财政的存在，国家需要利用财政这个分配手段来获得物质资料以实现国家的职能。国家具有政治职能，同时也具有经济职能。国家在实现经济职能时，不仅要建立和维持一系列庞大的组织与管理经济的机构，而且还要直接掌握运用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社会化大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以保住经济职能的实现。国家依靠自己的政治权利，同时也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以满足实现自己职能的需要。财政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内在因素与分配环节，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客观上也需要财政。财政代表国家，通过税收、非税收入等形式，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取得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形成集中性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等形式，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安排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和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保持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协调发展。

我国财政政策实践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调控方式、改革开放初期以计划管理手段为主和以市场调节手段为辅的调控方式，以及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七次财政政策转型，不断朝着科学调控的方向迈进，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回顾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历程，既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有丰富的经验。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调控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注重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注重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调控工具，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统一。财政政策应遵循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原则，其调控方式主要包括坚持底线思维、注重供给管理、坚持精准发力、注重政策协调搭配等方面。

 

表2  2008-2019年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国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积极财政政策，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扩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积极盘活参照存量资金等，如表2。虽然同样是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内容却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变化。比如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表述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加了后缀，“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从这些表述的细微变化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微调整。另外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何时退出问题？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4年就退出了。200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19年已经是第十一年，目前没有任何退出的迹象。

三、经济动能转换背景下的财政支出政策分析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就是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以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为指导，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生产力，以及对传统产业等旧生产力的改造升级。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节能环保支出等支出，对于推动技术创新、科技进步至关重要。因此将财政支出进行拆分，更利于分析各项支出的作用和对经济的影响效应。

（一）文献回顾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直接构建财政政策作用动能转换的模型比较困难，所以本文主要分析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用VAR模型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影响效应的文献较多。比如，胡琨和陈伟珂（2004）^[3]通过构建了财政政策有效性的VAR模型研究财政支出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付一平（2005）^[4]、吴洪鹏和刘璐（2007）^[5]等学者也通过构建VAR模型研究财政支出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王文甫（2010）^[6]则构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冲击对GDP、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他认为财政支出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正面的，对投资和消费具有互补效应。张斌（2011）^[7]运用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影响的VAR模型，发现短期中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系数变动具有滞后的正面的影响；长期，中央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系数变动影响为正，而地方财政支出影响为负。郜可祥和徐涛（2013）^[8]构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冲击对GDP、价格、利率、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他认为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不强，增加财政支出对实际工资和失业率有负向效应，同时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储德银和崔莉莉（2014）^[9]构建了非线性门限SVAR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财政政策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王文甫等（2015）^[10]构建了符号约束的SVAR模型，他认为短期财政支出会挤出私人投资，长期财政支出对实际产出的冲击影响为负。陈诗一和陈登科（2015）^[11]研究认为我国财政支出乘数约为0.64，并且经济低迷时期财政支出乘数比经济繁荣期的要大1.3倍左右。尹雷和赵亮（2016）^[12]利用四变量TVP-VAR-SV模型和两变量SVAR模型,在局部制度模拟视角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属性进行识别。胡在铭（2017）^[13]基于1995—2014年河南省财政科技投入数据,借助知识函数和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科技投入与区域创新产出间的时滞现象。邓晓兰（2018）^[14]等采用VAR模型基于2007-2015年省级层面的财政收支数据,分析了省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互动关系。国内关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文献近几年才有。李伟（2018）^[15]提出要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马兴瑞（2018）^[16]提出通过聚焦科技产业发展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分析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节能环保支出等几项重点财政支出变动影响因素对GDP的动态冲击效应变化。

研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通常有两种，除了宏观经济模拟模型之外，还有就是简化方程。VAR模型就是简化方程中的一种，它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它不需要假设变量的外生性和内生性，可以对历史数据直接进行处理，从而提高了模型的适用性。Sims（1980）首次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他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演变为多元时间序列变量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构造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之后，VAR模型在经济分析中逐渐流行起来。VAR模型一般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式中： 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矩阵 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 是矩阵 扰动向量。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进一步考察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节能环保支出等几项重点财政支出变动影响因素对GDP的动态冲击效应变化，本文拟建立VAR模型分析财政支出政策等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本文拟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价格指数（CPI）、货币供应量（M2）、教育支出（Educational Expenditure EE）、科学技术支出（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STE）、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ocial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Expenditure SEE）、节能环保支出（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EEE）和其他支出（Other Expenditure OE）8个变量为模型变量。本文选择变量的数据为2007-2016年的月度数据。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动较大，比如节能环保支出就是在这次改革中新设立的支出科目，为保持口径的一致性，数据从2007年开始选择。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从中经网数据库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中获取。

（四）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本文拟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价格指数（CPI）、货币供应量（M2）、教育支出（EE）、科学技术支出（STE）、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EE）、节能环保支出（EEE）和其他支出（OE）8个变量构建VAR模型矩阵。在构建模型时为消除变量数据的异方差性，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具体公式如下：

                          （1）

公式（1）中，下标t表示期数，LNGDP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NCPI为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M2为货币供应量的对数，LNEE为教育支出的对数，LNSTE为科学技术支出的对数，LNSEE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对数，LNEEE为节能环保支出的对数，LNOE为其他支出的对数；α为被估计的系数， 为矩阵的扰动向量。

1.模型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要求各变量具有平稳性，变量不平稳时要进行数据的差分处理。这部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进行ADF检验发现，各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平稳，对其二阶差分后各变量平稳。

2.最优滞后阶确定

Eviews软件在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时一般有LR准则、FPE准则、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等。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时参考表1和公式（1）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本部分的样本数据有120期，数据样本较小。由于样本数量较小，此处根据AIC准则、SC准则或HQ准则的最小值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表3中AIC准则和HQ准则滞后两阶时均小于滞后一阶，SC准则滞后两阶与滞后一阶接近。因此综合上述几种情况确定最优滞后阶，最终得到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2阶。

 

表3  VAR模型滞后期的选择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318.1167	NA	7.20e-13	-5.256215	-5.068372	-5.179945
1	1054.384	1360.223	8.13e-18	-16.65058	-14.95999*	-15.96415
2	1184.879	223.3890*	2.67e-18*	-17.77761*	-14.58428	-16.48102*

注：*表明在不同标准下的最优滞后阶选择。

 

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检验VAR模型是否稳定，是判断模型能否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的前提。对VAR模型公式（1）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所有特征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如图2中这些点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

图2  AR特征根倒数模的单位圆

 

4.模型变量的协整检验

由于建立的VAR模型的变量序列不是平稳时间序列，而是二阶平稳序列，因此，判断VAR模型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是建立VAR模型的基本前提。表4、表5中at most 1表示原假设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对应备择假设至少有两个，概率值显示依然拒绝原假设，即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以此类推，at most 2表示原假设最多有两个协整关系，备择假设至少有三个，概率值显示依然拒绝原假设，即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根据表4、表5，在5%的显著水平下，迹统计检验显示模型变量之间至少存在7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根统计检验也显示模型变量之间至少存在7个协整关系。因此无论迹统计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统计检验，都说明模型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符合建立VAR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

 

表4  各变量协整关系表（迹统计检验）

 

表5  各变量协整关系表（最大特征根统计检验）

 

利用EViews9.0软件进行回归估计，得到VAR模型的输出结果。从VAR模型可以得到8个回归方程。VAR模型的检验统计量表明方程拟合优度较好。8个回归方程的 分别为0.990585，0.994333，0.999575，0.682943，0.785030，0.855487，0.840089，0.869796，表明各类财政支出、CPI、M2和GDP的相互影响是显著的。

5.模型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1]是对VAR模型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考量某变量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其他变量的当期值产生影响。表6给出了各个财政支出变量与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表6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	结果	格兰杰因果关系	结果
CPI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否	GDP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是
M2 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是	GDP是M2的格兰杰原因	是
E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否	GDP是EE的格兰杰原因	是
ST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否	GDP是STE的格兰杰原因	是
SE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是	GDP是SEE的格兰杰原因	是
EE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否	GDP是EEE的格兰杰原因	是
O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否	GDP是OE的格兰杰原因	是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M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EE）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互为格兰杰因果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其他变量的格兰杰原因，而消费价格指数（CPI）、教育支出（EE）、科学技术支出（STE）、节能环保支出（EEE）和其他支出（OE）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格兰杰原因。

（五）各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利用上面建立的VAR方程，分别给予货币供应量（M2）、教育支出（EE）、科学技术支出（STE）、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EE）、节能环保支出（EEE）和其他支出（OE）一个正的冲击，采用广义脉冲法得到关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图。

由图3可见，当在本期给货币供应量（M2）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发生相反的变化，在第2期出现最大负值，然后转为上升，在第3期转为正值，第5期正值最大。这表明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在第3个月显现出来，在第4-15个月都显示出正的效果。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在第4-7月作用最强，之后趋于稳定。

由图4可见，当在本期给教育支出（EE）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发生相反的变化，在第2期出现最大负值，然后转为上升，在第6期转为正值，第7期正值最大。这表明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在第5-8月显示出正的效果，之后趋于稳定。

由图5可见，当在本期给科学技术支出（STE）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发生相反的变化，在第2期出现最大负值，然后转为上升，在第5期再次转为负值，第8期后效果趋于稳定。这表明科学技术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而是产生较大的波动性影响。

由图6可见，当在本期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EE）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4期达到负值最大，之后开始回升，在第6期转为正值，第7期第8期正值最大。这表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而是第7-9个月显示较大的效果，之后趋于稳定。

由图7可见，当在本期给节能环保支出（EEE）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2期达到负值最大，之后开始回升，在第3期转为正值，第4期第5期正值最大。这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而是第4-6个月显示较大的效果，之后趋于稳定。

由图8可见，当在本期给其他支出（OE）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发生相反的变化，在第2期出现最大负值，然后转为上升，在第3期转为正值，第5期正值最大。这表明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在第4-7个月作用最大，之后趋于稳定。

 

 

（六）方差分解

VAR模型中的方差分解用来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在这个模型中，利用方差分解可以考察各类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表7中Period表示不同期数，即滞后阶数；纵轴中数字表示贡献程度（%），。

表7  VAR模型分解结果           

单位：%

 

方差分解结果和前面的研究分析表明：各类财政支出、CPI、M2和GDP的相互影响是显著的。随着期数的增加，各类财政支出对GDP贡献度基本呈上升趋势。各类财政支出的贡献效果从第2期就开始显现。其中教育支出在第3、4期对GDP贡献度较大，并且以后年度会产生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科学技术支出在第7、8期后对GDP贡献度较大，或许与科技成果需要一定周期转化应用相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GDP贡献度从第4期开始影响显著增大；节能环保支出从第2期开始对GDP贡献度产生持续稳定的影响；其他财政支出对GDP贡献度逐步增加，在第10期对GDP贡献度达到最大。

运用数量模型分析财政政策问题，仅仅提供一个深入分析研究问题的视角而已。从模型的数据可以看到，经济动能转换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变化对经济影响较大。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财政政策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历史使命。我国政府部门应该积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从注重需求侧管理向注重供给侧需求侧管理转变时，需要适当增加教育、科技、社保就业、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支出，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四、经济动能转换背景下的财政收入政策分析

财政收入是保证国家有效运转的经济基础，同时它也是财政支出的源泉，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税收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稳定宏观税负、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等。本部分主要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与核算口径

由于核算口径的不同，可以将宏观税负分为大中小三个统计口径。全口径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大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中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小口径宏观税负。本部分主要选取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来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劳务和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它主要包括收入法、支出法和生产法三种核算方法。本部分运用支出法来分析问题。支出法中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之和，即

                                                  （3）

其中 为t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为t期的居民消费； 为t期政府之外经济体的资本支出； 为t期的政府消费； 为净出口。

根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居民收入影响居民的消费，伴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也增加，通常居民消费的增加小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其公式表示为：

                                                           （4）

其中 为居民基本生活消费， 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居民收入， 为总消费额。假设政府为“理性经济人”，政府消费类似于个人消费，其公式表示为:

                                                          （5）

其中 为（t-1）期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是影响政府消费的重要方面。根据市场失灵理论，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会用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当经济低迷时，政府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赤字政策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一般狭义上指GDP的增长。我们通常说的GDP增长率则能较好地反映这一现象。用公式表示为:

                                （6）

          （7）

为更好地研究宏观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公式（4）带入公式（7），能够得出经济增长、政府消费和宏观税负的关系公式:

             （8）

其中 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为t期增长的消费占（t-1）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t期增长的投资占（t-1）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t期增长的净出口占（t-1）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t-1）期的宏观税负； 为（t-1）期政府消费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经济增长、政府消费和宏观税负的计量模型如下：

                                  （9）

其中 代表 ， 代表 ， 代表 ， 代表 ， 代表 ， 代表 。

（二）中口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测度

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等。因为我国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有相当的比重，比如2016年我国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8.3%。所以，选择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或许能更精准地揭示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图9  1978-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中口径宏观税负图

上图描述了1978年-2016年我国GDP增长率与中口径宏观税负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中口径宏观税负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峰值，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起伏波动的变化逐渐趋缓。中口径宏观税负的整体波动幅度不大。1996年以前中口径宏观税负逐渐下降，1996年以后又转变为稳步上升。中口径宏观税负长期走势呈大“V”型。站在长期的视角，我国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表现出较明显的负相关。

采用中口径宏观税负分析时，只需要将前面研究方法分析中的宏观税负替换为财政收入。将公式（5）中的 替换为 ，即

                            （10）

其中 为（t-1）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影响政府消费的重要方面。

为更好地研究中口径宏观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公式（10）带入公式（7），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中口径宏观税负和政府消费的关系公式:

          （11）

其中 为（t-1）期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公式中的其它字符含义不变。

本部分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取得1978-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税收收入以及政府消费等数据，进而算出模型相关变量的数值。

表8  中口径宏观税负变量统计描述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表8列出了中口径宏观税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中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口径宏观税负平均值是0.180，中位数是0.177，最小值为0.101。政府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平均值是0.139，中位数是0.137，最小值为0.123，标准差为0.010，表明政府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为正值，且作用明显。消费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值分别为0.065、0.062，中位数分别为0.057、0.051，标准差分别为0.032、0.042。消费和投资都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从我国中长期数据来看，它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平分秋色。

表9  中口径宏观税负变量间相关性检验表

注:相关性检验通过Eviews软件计算得来。

通过图4、表8、表9我们可以发现，消费与投资的贡献对于下期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的推动作用。净出口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我国不同时期有不一样的特征。宏观税负与下期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利用Eviews软件拟合计算得到中口径宏观税负模拟方程:

Y= 0.042883+1.124657X₁+ 1.077622X₂+ 1.010308X₃-0.043218X₄-0.193067X₅  （12）

通过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模型的实际值与拟合值拟合效果较好。为更好地验证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适合性，对模型进行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中口径宏观税负模型的相关检验

 

从公式（12）、表10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值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宏观税负以及上期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影响；过多的政府消费会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对下一期的经济产生影响。 、X₁、X₂、X₃、X₄、X₅的t值相伴概率均低于5%的显著水平，表示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R²值为0.992084表明回归方程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较好。F值较大，为802.0715。F值相伴概率0低于5%拒绝原假设，说明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能较好地解释因变量。怀特检验的概率值0.5364大于5%接受原假设，说明随机干扰项 不存在异方差性。

通过公式（12）可以发现，中口径宏观税负每增加1%，下期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大约0.0432%；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下期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大约0.1931%。中口径宏观税负系数为负值说明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财政收入水平较高，企业税负较重、非税收入水平较高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近几年我国一直在实行减税降费政策，以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与建议

我国经济动能转换新时代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17,18]。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国家治理的创新，更是中央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正确深刻判断。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和改善财政政策调控，并加强财政调控的机制建设，财政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19,20]。当前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为继续完善财政政策的工具、目标、实施方式，进一步提高财政宏观调控的效率和效益^[21]。我国实施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的财政政策调控应根据经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在加强需求管理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和结构调整，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效应，强化宏观调控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2,23]。

具体来看，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框架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呈现一些新的特点：从控制总量型的财政政策向促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转变，注重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从单纯的经济政策向经济社会政策转变，注重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等等。近几年财政政策比较成功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动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加大支出力度。二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三是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保持一定的政府投资规模，发挥好政策的引导作用。五是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六是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在财政调控中引入金融模式创新。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财政运行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时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税收弹性系数走低；财政支出需求上升，刚性支出日益增长；财政赤字规模较大，政府债务存在风险；调控方式有待改进，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等。针对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可从多方面进行改进：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注重顶层制度设计质量。不断改进财政政策调控方式。主动作为，远近结合，稳定财政政策基本取向。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解决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依法理财，合理界定预算收支范围，加强预算管理，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绩效管理等。三是财政支持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财政支持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支持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支持人力资本积累等^[24,25]。

“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还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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