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1号文件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从国家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了改革的主要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其背后的问题指向，主要便在于当前我国农业供给端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1978年以来，我国从土地、粮食、农民和财政资金等不同层面深化农村改革。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和“三权分置”基本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预期，通过三轮“粮改”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促进了农村人口有序流动和部分农民身份的转换，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和粮、种、机具以及农资综合补贴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这一切都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巨大变化。经过十二连增之后，尽管在“去库存”背景下201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略有下降，仍达到了12325亿斤，长期困扰我国的总量不足矛盾明显缓解，农产品供求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但是，在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战略性跨越的窗口期之后，深层次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

首先是农产品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与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发展方式与整个国内农产品需求严重脱节。农产品的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同时并存，有的农产品如玉米严重过剩，仓库爆满；有的农产品如大豆严重短缺，进口量数倍于生产量；从品质结构看，农产品大路货多，而优质高端产品少。其次，细碎、分散、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导致产业化程度低。2006年中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只有0.61公顷，按照世界银行土地经营规模分类，只能算作超小型的“小土地所有者”。近年耕地流转加快使经营规模有所提高，但总体状况没有根本改观。这种经营模式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2015年中国稻谷、玉米、小麦和大豆的单产总成本比美国分别高46.6%、116.4%、29.7%和110.1%，严重影响农业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第三，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支撑乏力，直接制约了农业的转型升级和质量效益提高。2008年，中国农业研发（R&D）投入占农业增加值比重只有0.5%，远低于我国总的R&D经费投入强度，同比发达国家3%-6%的投入强度更是相差甚远。第四，传统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下，受国内外主要农产品价格倒挂影响，主要品种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问题越发严峻。如果今后国内外粮价仍保持较大价差，粮食大规模流向政策性收储，不仅库存压力巨大，还将会导致稻谷、小麦逼近WTO黄箱补贴“天花板”。同时，粮食生产和流通补贴“两头增”，在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形势下，财政负担也将日益沉重，难以为继。尽管2016年启动了东北地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行“价补分离”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发挥市场价格机制作用和切实保护农民增收目标之间，短期内还存在一些矛盾和两难，未来还有硬仗要打。

中国农业已经进入深刻的转型期，必然要求中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农业产品结构要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政策目标也要由“保增长”转变为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和质量效益。从改革的着力点来看，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继续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转型，为农民增收建立长效稳定机制。同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三权分置”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推进农村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财富化，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财源。二是全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着力围绕降低成本、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全面激活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等要素，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农业真正成为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现代化产业。三是激发农业内生发展动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构建各类农业服务主体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景观农业等新兴业态，同时加大农业污染治理，促进农业的绿色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