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端锋、吴珂珂/江南大学
内容提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倡导资本下乡，资本下乡的实质是农业资本化。若没有农民的参与，资本主导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容易去农化，部门主导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容易去农化。文化+农业，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探索，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途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离开了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很难成功。通过服务型合作社为小农服务，这应该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而不只是再造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成功，必须要给集体赋权，进行集体经营，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本下乡 集体经济 农村文化 合作社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主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2017年5月6日，江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机制创新研究”课题组召开了第二届农政与乡建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学者、基层干部以及乡村建设者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观察三农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它与资本下乡有关，与新型经营主体有关，与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关，与经济下行有关，也与富民增收有关。前一段时期农村改革的主要议题是税费改革和乡镇改革，而如今农村改革的核心议题就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区：资本化与去农民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倡导资本下乡，资本下乡的实质是农业资本化。我们要激活资本概念，比如文化资本化，农业资本化。资本主导的乡村建设容易去农化，部门主导的乡村建设也容易去农化。
江苏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金高峰副研究员认为，江苏省的农业供给侧改革，资本进入太多，把农民赶走，老板跑路，原住民参与不足。
宿迁学院杨殿闯副教授认为，政府补贴面向大户，农业不是小农能够玩得了的，小农退出，资本主导，但一些资本盲目进入农业生产后血本无归，农业生产向何处去？他发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小农退出现象，并呼吁正确对待工商资本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角色与作用。
浙江社科院乡村研究中心主任闻海燕研究员系统梳理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五种模式，如安吉模式、遂昌模式、永嘉模式等。她发现政府投资主导，占88%，农民主体的驱动力不足，农民积极性不高。第二轮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成本高，难度大。她提出要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动力机制转型，推动美丽乡村从单纯项目建设为主向多业态融合发展转变。
湖南文理学院匡立波老师以张家界乡村旅游为例，提供了一个插秧体验的旅游项目案例，插秧成了文化，成为旅游项目。插秧很辛苦，从劳作变成文化，变成了旅游产品，这就是农耕文化的资本化，旅游就是资本化。农耕文明如何保存，通过资本化得以保存？资本化能够保存农耕文明，能够体验到农耕文化吗？台湾大学城乡与建筑研究所林德福博士在评论中认为，不能纯粹考虑资本价值，过度商业化会伤害文化，他的这一评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到底是在建设乡村，还是在破坏乡村，有建设性破坏，有破坏性建设。乡村旅游是资本下乡的一种典型形式，乡村文化借助于乡村旅游得到了复兴，还是受到了破坏？过度商业化很显然是在利用农耕文化，而不是体验农耕文化，这并不是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旅游看似复兴村落文化，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破坏乡村文化，我们不能从乡建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应该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乡村建设为谁创造价值，为农民，为投资者，为利益相关者，为国家，为社会？比如生态农业，为谁创造价值？从乡村建设来看，生态农业似乎成为了主流，我感觉这是不对的。生态农业的影响是很小的，是有不少农场，关键是这些农场都是几个乡建者在做，农民根本没有参与。这样一来，乡建就脱离了群众，乡建的专业化是好事，但却脱离了群众。梁漱溟说我们动而群众不动，而如今，乡建基本上脱离了群众，所谓的社会企业就是脱离了群众，你包一块地去种地，与农民有什么关系？你就不能再打着农民的名义。这是我对所谓的农场不感兴趣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对所谓民宿更加不感兴趣的地方。脱离群众的乡村建设，也许与农业有关，但却与农民无关，这就是去农化的乡村建设，今天的乡村建设整体上去农化了。
乡村建设的专业化，另一个面就是去农化。各类农场、民宿都是去农化的，都与农民无关。这是我最近对乡村建设观察的一个体会。各种资本下乡更是与农民无关，就是乡建者做他们的，农民做自己的，互不相干。如果我们到乡建点去观察，我们更会发现这一点，这些乡建点本来就是孤立的。乡建还可以继续做，但不能再打着农民的名义，不能用乡建来绑架农民，因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如果说地方政府做乡建容易盆景化，乡建派做乡建也容易盆景化，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并且他们的乡建点都无法持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乡村建设当前出现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小资化，一个是哲学化。不管是小资化，还是哲学化，实际上就是乡建的去农化，乡建越来越脱离农民。我们需要对当前乡村建设的去农化现象保持清醒。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生态农业，而不是农民教育，而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农民教育。过去是平民教育，现在没有人去从事教育了，都在做资源的资本化，民宿、旅游，都在做能变现的东西，能赚钱的东西。不是帮助农民赚钱，而是自己赚钱。这是乡村建设的资本化。
传统乡村建设的问题主要是哲学化，宏大化，新乡村建设的问题主要是哲学化和小资化，这两种倾向都容易导致去农化。乡建派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目前乡建的最大变化，乡建派总体上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所谓城乡融合，变成为乡建派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他们依靠小资，服务中产，他们排斥大资本，但的确没有农民。而乡村建设如何搞，真正的核心还是如何与农民结合的问题。
二、农村文化建设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消费主义进入乡村社会，尤其是住房、食品、汽车、手机、耐用品以及日常消费等，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发现，文化消费还是比较少的，而公共文化又不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农村的价值虚空与文化沙漠，地下基督教的蔓延，都与文化消费的缺失有关。不是农民没有文化消费，而是没有合适的文化产品。我觉得需求侧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推动文化供给侧改革，培育文化供给新动能，提高文化供给的有效性。
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基于文化需求的角度。文化需求就是生活需求，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就是农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农民需要一种自觉的生活，而这种自觉的生活就需要文化自觉。农民需要的是自觉，代际之间的家庭自觉，家庭之间的共同体自觉，以及村民的公共生活自觉。自觉，而非自由。
如何建设文化，则是基于供给侧的角度。下一步我们主要从供给侧的角度展开研究。从供给侧的角度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研究，人力、资本、创新都是生产要素，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的适应性。但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一定要与村民自治结合。
丽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跃亮教授以自己亲手打造的画家村沿坑岭头村为例，讨论了用艺术元素激活传统村落的进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典范。
画家对乡土文化的复兴也有帮助，一个画家用艺术元素激活传统村落，用艺术保住传统村落，艺术家介入村落文化建设。我们不再抽象地讲乡村建设，而是讲村落文化建设。
画家利用自己的资源，打造画家村，国内外画家进入村落写生，当地村民发展民宿，建画家创作亭。在建设的过程中村民参与而非外包，外包排斥参与。改厕是重点，建沿坑岭头村美术馆，成立合作社，对画家村进行规范管理。村落的特产有大枣、手工艺以及宗祠，也可以带来产业的发展。
画家能够发现美，吴冠中发现了张家界，李跃亮发现了沿坑岭头村，更多的建筑师和艺术家发现了古村落，但他们发现的都是旅游景点，或者具备旅游潜质的村落，而大部分村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村落文化建设的最大意义是要服务于生活。艺术的确保住了这个差点整体搬迁的村落，但这个村落是谁的村落呢？是画家的，还是村民的？
画家的作用在哪里？作用就在于发现优质的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就是文创。艺术家和建筑师和乡建者的作用就是提供文化创意，村落文化的主人依然是原住民。
三、新型农民培育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离开了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供给侧改革就很难成功。新型职业农民才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体，从我们的前期调研来看，这非常必要，并且完全可能。尤其是返乡青年，他们不愿走上一辈的老路，他们是天然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不能只有资本下乡，只有政策和改革，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农业的主体是新型农民。
在劳动力商品化背景下，农民培训往往服务于城市就业，服务于外出打工，而不是服务于农业，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很显然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服务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绿色生产方式即生态农业，农业转型升级，农技推广，打造农业新产业新业态，都离不开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乡村建设者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实际上是在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探路，但他们的探索要想推广，必须通过农民，而不是他们自己，所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必要的，也是乡建人才的培养。
资本下乡的确能够救活中国农村，但只有资本下乡，只有产权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聚焦这些，但都忽略了人，忽略了农民，不管是农业，还是农村，其主体都是农民。乡村建设研究不能只关注农村和农业，更要关注农民，我们的研究关注农民。我们所有的研究都以农民为主体。
仅有资本下乡是不够的，人才培养才是第一位的。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产权改革以及金融创新，这些改革当然也是服务于资本化以及资本下乡的，而农民则被忽视，没有农民，农业和农村就是没有主体的，农民才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人。乡村建设的前提是人才培养，培养新兴职业农民，由此，我们也就更加理解了乡建前辈们为什么将教育作为重点，这也是社区大学的重要性。
河南灵宝弘农书院总干事樊少欢分享了弘农书院的农民教育经验，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位青年农民的文化自觉，引发参会人员的共鸣。樊少欢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她自身就得到了成长，通过参与一个为婆婆洗脚的活动，她和婆婆抱头痛哭，她是惭愧的哭，她婆婆是感动的哭，从此，她和婆婆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好了。
以孝为先的传统文化教育，农民的道德讲堂，儿媳给婆婆洗脚，化解了天下第一难的婆媳关系。乡建要造人，这种孝道教育就是典型的造人，孝道教育是乡村教育的核心。乡村教育就是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孝道，比如忠诚，比如和睦，这是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的核心，这也是对人心的改变，也是一种道德建设。她还提到了以德为本的生态农业探索，以服务为基的农民合作社推广，以健康为首的食农教育培训。
我们可以看到，弘农书院农民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农民书院就是社区大学，是典型的农民教育，这种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同时引进了先进的生活教育，其课程内容可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可以有优质的现代文化。
农民书院的培训与职业培训不同，职业培训是技能，是工商社会的技能为主，而非道德教育，非传统文化教育，非生活教育，农民书院就是生活教育，就是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更好地追求幸福的生活。
农民书院作为社区大学可以与博物馆相配合，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而农民书院则指向当下与未来。农民书院对农民生活的干预更积极，更指向当下农民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弘农书院的探索是有价值的，弘农书院才是更有价值的乡村教育。这样一来，我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就超越了闲暇的范畴，而有了更加丰富也更加积极的内容。弘农书院的核心功能就是造人，就是营造生活方式，就是提升人的精神长相。
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供销社改革，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供销社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供销社改革能否再造供销社，这依然是一个问题。
过去，供销社是服务于集体经济的，不是服务于小农的。而当前供销社改革能否成功，就看供销社能否为小农经营服务，这样的供销社才有意义。供销社成功的关键是如何与小农打交道。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层供销社改革就是更好地为小农经营服务，合作社是合作组织，供销社改革是供销社治理，是合作治理。这次供销社改革特别重要，是重构农村合作组织的一次机会。从税费改革至今，一直是政策主导，现在，农村改革开始进入了组织重构和制度建设的时期，比如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比如供销社改革，都是基层组织建设。
笔者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途就是打造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不是再造农业经营主体，现在各地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说白了资本下乡，小农退出，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失败，以及农业生产的去小农化，我们对之表示谨慎的看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打造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这个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容易成功的，也是小农需要的，正好可以弥补小农的不足。
前期的合作社试验已经证明了生产领域的合作很容易失败。山西蒲韩合作社的发展经历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规模化农业生产是不容易成功的。当资本在补贴的鼓励下进入农业生产之后，很容易由于经营不善而陷入困局，大量的老板跑路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当蒲韩合作社转入服务为主的时候，他们就取得了少有的成功。单方面的生产合作很难成功，所谓生产、生活、生态一体的综合合作社只能借助于集体经济，离开了集体经济也无法落实。
所以，最具操作性的就是服务，中等规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是为小农服务的，是为小生产者服务的，同时也可以为消费者服务，这个服务体系的规模是中等规模，也就是以乡镇或者中心村为单位打造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
山西蒲韩合作社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他们只做服务，不做生产，以服务经济打造“诺亚方舟”，合作社综合服务的内容包括经济服务和公共服务，经济服务主要是：农资和日用品的统购，农产品的统销，以及信用服务；公共服务包括：养老服务，儿童教育，手工艺传承，农技培训，消费者服务等。这些服务都是当前农民非常需要的，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领域，都需要这些服务。
谁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呢？我们过去认为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被视为政府的责任。实际上，公共服务还可以由合作社来提供。由合作社来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合作社作为主体可能效果更好。打造服务型合作社，而非生产型合作社，也非综合型合作社，就是服务型合作社。通过服务型合作社为小农服务，这应该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而不是再造农业经营主体。
五、集体经济与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火，产业融合，农业品牌建设，仅有这些政策红利就能够成功吗？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成功呢？
靠小农家庭能够搞农业供给侧改革吗？很难，小农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小农的保守逻辑。只有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红利是很难取得农业大发展的，必须要与新型经营主体结合起来，但我们对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持怀疑态度，我们只看好合作社，家庭农场并没有改变小农的逻辑，依然是小农家庭化的逻辑，而龙头企业又遵循资本的逻辑。
农场主和龙头企业靠不住，所谓新型职业农民也靠不住，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返乡青年凭一己之力创业，也很难成功。现在有很多青年返乡创业，搞生态农业，搞乡村旅游，搞古村活化，对接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看起来似乎有巨大的市场，但一个个小型家庭农场和一座座古宅就能够成功吗？是成功的产品吗？能够盈利吗？即使能够盈利，又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又和乡村建设有什么关系？这是乡村建设吗？我感觉很难，实际上也是，乡村建设要想从根本上成功，必须要集体经营。
为什么乡建者进行的乡村建设很难成功，而像何斯路村这样由村集体进行的乡村建设能够成功，像十三村这样的村集体能够成功，像宝华村这样的村集体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这些村庄都是集体经营。山西郑冰的乡村建设为什么能够成功，也是因为合作社取得了成功，合作社具有集体经营权。
唯有合作社才能成功，只有合作才能集体经营，集体经营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所以，集体+生态，集体+旅游，集体+电商，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正路。资本下乡和供给侧改革使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这一新机遇由谁来承担呢？只能由集体来承担，或者由合作社来承担，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想成功，乡村建设要想成功，就必须要靠集体经营，必须要给集体赋权，使集体拥有经营权。
不少三农专家都将农业品牌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抓手，但如何打造农业品牌呢？靠小农能够打造农业品牌吗？靠小农+电商就能够打造农业品牌吗？很难。只有集体经营才有能力建设农业品牌。
我们认为，农业供给侧改革为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必须要靠集体的力量，要搞合作社，要搞综合农协，而从事乡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只是为乡村建设服务，其自身并不能改变农村。
所以，我们对农业供给侧改革有一个判断，不管是生态农业，还是电商，还是乡村旅游，要想成功，都必须要有集体经营，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乡村建设机制。我们探讨的是机制，而不是理念和领域。我们寻找的乡村建设机制，不是乡村建设者们的组织，说到底还是农民的组织，也就是新集体经济。
总之，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容易造成小农的退出，而离开了农民的参与，不管是资本主导，还是部门主导，都很难取得成功，这一点已经在不断曝光的老板跑路案例中得到体现。为了防止农业供给侧的去农民化，就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服务型合作社以及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吴敬琏等.供给侧改革.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2〕温铁军.农业现代化的误区.财经界，2014（11）.
〔3〕何慧丽等.从东方理性复兴的角度看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
〔4〕申端锋.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以资金筹集为主要分析对象.地方财政研究，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