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振兴实体经济与实现财政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两项重要工作。从政策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切入，有助于厘清是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的互动关系与内在机制。实体经济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及投资收益率降低、区域分割与垄断导致市场边际增量减小、开放经济条件下消费溢出等严峻现实。财政转型亦遭遇为工业国打造的财政制度不适用、碎片化市场主体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国际税收竞争与定价机制变化的冲击等结构性难题。研究认为应致力于实现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的有效互动。建议积极探索新经济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稳妥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发挥产业政策与金融改革的润滑作用。
关键词：实体经济 财税改革 供给侧 现代财政制度
一、引言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是自2008年以来，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最关心的话题之一。2008年-2012年之间，美联储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衰落；2012年之后，中国政府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致力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并实施有步骤的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是实体经济）。财政政策亦同期受到高度重视。重视不代表没有分歧：美国各界对财政政策持肯定与否定的比重旗鼓相当——背后是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争论，即财政乘数是否有效的判断；中国各界相对一致地认为财政政策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支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从供给侧入手（三去一降一补），兼顾需求管理（坚持积极财政政策）。
如何实现财政转型？传统上，财税改革存在路径依赖，而财政政策服务于宏观调控目标。事实上，如果只为了短期提振实体经济，那么财政转型的压力并不大。无论是扩大总需求（增支）还是改善总供给（减收），大多指向了财政资金的调期配置或者提高财政管理绩效等具体工作。上述领域，方法手段比较成熟，体制机制也建设多年。而财政转型往往有赖于长远制度设计。比如怎样分别面向社会中的法人和自然人筹集政府收入，并有效地把财政资金配置到最应支出的领域？不仅是管理问题，还与经济形态和治理结构高度关联。从振兴实体经济探索未来财政转型的路径，有助于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同时，不偏离94财税改革以来的总体思路。既然制度变迁难以被马上观测，政策调整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切入视角。文章将立足政策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分析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制。
二、现实困境背后的理论机制
（一）为什么实体经济有压力
1.全要素生产率及投资收益率降低
过去3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了9.65%(1978-2016)。这在保罗·克鲁格曼命名的“东亚奇迹”中绝无仅有。近些年，虽然我们把GDP增速目标从8%下调到7%，再到6.5%左右，但放置于全球不确定环境下（Bloom，2013），中国经济增速依然位居世界前列。成绩固然可喜，背后的机制及未来的可能更值得探究。
无论是观测经济增长现状还是预测将来趋势，全要素生产率，都是绕不开的内容。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主要指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自1978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在1992年之后有所降低（张军和施少华，2002）。当然，也有研究认为这种下降只出现在2003年以后（李宾和曾志雄，2009）。各方的基本共识是中国TFP大致呈现出了一个U型的变化曲线。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TFP的下滑原因，蔡昉（2013）认为不仅源于资本贡献增长的能力降低，也源于劳动贡献增长的下滑。
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便是投资收益率的降低。投资收益率是资本回报的微观反应。如果说宏观层面重视资本回报水平，那么企业更关心投资收益状况。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显示（杨汝岱，2015）：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6%之间，年均增长3.83%。其中，投资收益率降低的速度远快于劳动。在定量研究中（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发现，劳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约0.4）两倍于资本的贡献率（约0.2）。可以看到，实体经济的困难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息息相关。
2.区域分割与垄断导致市场边际增量减小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举世瞩目。较之以往，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自主性显著增强，活力充分焕发。某种程度上，市场活跃程度既受到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又为每个企业发展提供了外部支撑。
中国市场发育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市场分割便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Young，2000）。国内学者也很重视市场分割的产生原因及主要特征（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黄新飞、陈珊珊和李腾，2014等）。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转型国家存在着纵向制度上的缺陷——体现为分权不彻底，以及横向竞争上的无序——体现为“以邻为壑”。市场分割造成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更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更高的生产或流通成本（张昊，2016）。在产业价值链分工下，不仅是实体经济，几乎所有的市场微观主体，跨区域经营的压力都非常大（张杰，2017）。
行业垄断对做大市场不利。企业经营难以从市场发展中获得相应回报。从全要素增长的视角看，消除垄断带来市场扭曲可以对资本和劳动回报有明显改善（盖庆恩等，2015）。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能使资本和劳动根据市场稀缺状态来选择去向，那么实现要素有效利用便顺理成章（樊纲等，2002）。从收入分配角度看，垄断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福利损失（姜付秀和余晖，2007）。当然，垄断的形成原因比较多。不少研究也提出了改善管理体制和破除既得利益等办法。需要注意的是，与大多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表现为市场边际增量减小。简言之，本应更活跃、更有容纳能力的市场，尚未充分发挥应用的作用。
3.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消费溢出效应
中国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且极为快速。2017年1-3月，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5823亿元，同比增长10%，对GDP增长的贡献接近8成[①]。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世界旅游晴雨表》显示：2016年，中国境外旅游人数达1.35亿人次。中国游客境外消费达到2610亿美元，比2015年增加12%，连续第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②]。同时，中国连续第五年保持世界最大境外消费国位置。这当中并没有包含进口消费品、零部件及无法统计的海外代购商品。可以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升级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即使未来能够匹配消费升级的速度，消费者选择进口商品或服务，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消费溢出是扩大内需战略的新挑战，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课题。1998年之后，中国内需不足凸显，主要表现为消费占比低，以及消费对GDP拉动不足。经过20年的努力，消费对GDP的贡献显著提升。期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更加便利。在消费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还成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形式时，消费溢出效应正在放大。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部分本国商品与服务的性价比（品质与价格之比）不高；一些本国部分消费品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现实来看，一方面，我们的企业在某些商品与服务领域过度竞争；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不能够或不能充分提供一些高端商品或服务。
降低产品成本和经营成本，以及如何鼓励创新均面临困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有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低、税费成本低和资金成本低等等。中国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上述过程，但现在，所谓的低成本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没有了成本优势，经济持续增长就要有赖于创新发展。科技创新、生产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与制度创新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激活实体经济应该立足上述背景，注意发展趋势，解决现实困难。
（二）财政转型会受哪些影响
1.为工业国打造的财政制度不适用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成长的基本路径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跨越。经济发展为财政汲取收入提供了可能（王绍光，1997），也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之所以要减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要素资源投向工业发展，无非是由于工业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业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那么相对于农业部门，财政从工业部门汲取收入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依托会计核算体系记录的生产经营信息；第二，以增加值或净所得为计税依据；第三，以银行结算信息与第三方信息作为税务稽查的证据。财政支出体系同样如此。为了帮助新兴工业崛起，政府采购、财政补贴或税收返还等政策工具经常组合使用。如何甄选扶持行业、识别帮扶企业并评估财政支出绩效，往往需要分析各类统计数据，以此判断财政支出对企业经营成果的作用大小。
现代财政体系包含的预算体系、支出体系、收入体系以及管理体系，植根于工业产业特征和生产方式。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均体现了工业国运行的特点。实体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大致也立足于此。然而，挑战正慢慢到来：首先，工业国向科技国转型，必然是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实体产业快速发展。与有大规模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产业具有“轻型化”特征。其产出核算与价值评估，对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与估值方式造成极大冲击。其次，增加值与净所得计算变得困难。特别是上下游企业存在实体与非实体对接时，税收难以进入或不当进入。最后，银行结算体系与第三方信息管理受到全球化冲击。传统的税务交换信息规则，容易遗漏服务贸易和多方复杂交易。没有上述信息，税制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现代财政体系的其他三个方面也有类似情形。
财政政策激活经济的方式面临转型。1998年和2008年中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明显。工业国体系下用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填补市场投资和消费的缺位，能够有效激活经济。虽然财政刺激存在递减效应，还可能在后期变为挤出效应，但总体来看，修建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带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大都在广受褒扬，正外部性显著。工业国转向科技国，创新发展成为主角。财政支出如何在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领域找准定位，并准确刺激，十分困难。首先，大量中观产业与微观企业、个人的信息不易被掌握。其次，即便做到了全面汇总，也难以迅速处理。最后，若能迅速识别，但何时刺激多大规模刺激等细节问题，出错概率都相当高。
2.碎片化市场主体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
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应均十分显著。改革不仅很快扭转了1980年代“两个比重走低”的趋势，而且为中国财税体制运行探索了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度体系与组织规则。任何的体制机制设计都植根于一定阶段的经济社会状况，自然也会受到一些约束。比如，学界普遍认为“94税改”未完成——主要体现在分税制和分钱制之间的模糊（高培勇，2016），以及国地税征管体制始终未能完全优化。过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体制机制的设计，但事实上，财税体制不会存在于真空当中。23年后的今天，财税体制的走向再次面临新的路口。碎片化的市场主体便是一个很少提及、又比较关键的内容。市场主体之所有出现碎片化特征，主要是由于：市场分割和实体经济转型。
市场分割导致的财税体制改革效果打折。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之前，各地方政府有明面上的税收竞争，以吸引企业驻足。改革之后，税收竞争被驱赶到了桌面之下。营业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地方部分减免、返还，依然被地方政府频繁使用。加之市场管理部门对本地企业产品与外地企业产品的区别对待，市场分割下的财税体制，并不符合当年统一财税制度和财政管理的既定目标。部分行业垄断经营更是加剧了财政负担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均等分布。税收中性时常停留在设想当中。消除市场分割不仅有利于统一市场，而且是统一税制，乃至标准化财税体制的先决条件。
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困境。建立面向纳税法人管理的财税管理体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根据属地、行业性质和生产规模，划分不同层级政府对企业的管辖权，曾经起到过理顺财政管理，并稳定财税体制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前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混合的经济形态，开始令财政管理难度陡增，财税体制面临改革甚至重构的压力。因为非实体经济难以属地管理，更难以确定在某一个地区，甚至某一级财政来负责。这不仅直接造成收入归属不明确，而且在管理交接过程中很可能造成诸多不确定的矛盾甚至冲突。
3.国际税收竞争与定价机制变化对财政转型的冲击
货币是财政收支的媒介。货币价格对财政转型的影响长期被忽略。货币价格变动通过国家贸易与国际投资，对财政形成冲击，影响正在加深。进一步看，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竞争很多时候体现为区域乃至国际间的竞争。常常说的财政协调，其实是财政竞争之后，各国希望坐下来达成均衡。
国际税收竞争背后的国际间财政竞争。降低税负成本，吸引更多资本，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悖论在于，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低，财政收入有限，另一方面，不能随意增加税负，降低国际竞争力。因此，国际税收竞争看似是国家间竞逐，实际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者类似国家之间的捉对比拼。财政实力是国际税收竞争的关键。没有一定的财政实力，大量收费便会滋生。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负担不止于税收。过重的负担不仅会将产业驱赶到海外，而且会令本国地下经济盛行（Gordon和Li，2009）。这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产业没能再次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竞争与面临的财政竞争是同步的，只不过税收竞争表现得比较明显。
定价机制变化对财政转型的影响。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及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是近些年中国经济领域的大事件。人民币对外与对内价格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价格、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等一系列价格的重估。商品定价造成的税收流失是其中一个内容。财政转型受到人民币汇率影响最大的很可能是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被认为是当今财政风险乃至经济风险的重要内容。货币价格变化引发的定价机制变化，进一步传导到财政的可能性在升高，距离也在变短。如何阻断并有效化解这一外部冲击，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激活实体经济或是新的出路。
（三）实体经济与财政转型能有效互动吗
1.稳定实体经济运行才能为财政转型营造良好环境
建设工业国的道路上，中国依然具有很大潜力。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引领创新等领域中，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短期内很难被替代。不同国家对实体经济的认定有所不同——比如我们认为实物生产以及相关服务，是实体经济的范畴；美联储则将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对立起来，除了传统的金融及相关服务业，房地产和能源等与金融业高度关联的“实体”经济，他们认为也不是实体经济的范畴。换句话说，我们关注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营，美国关心金融深化程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有一点，稳定实体经济运行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即使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公然声称放弃实体经济。相反，各国都在利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各种方式，鼓励实体经济成长，并竭力阻断非实体经济或者金融活动的泡沫。
中国财政转型必须依赖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首先，稳定实体经济才能稳定政府收入。2016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5955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130354亿元。规模可喜但趋势有忧。2015年和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都低于同期GDP增速。实际上，TFP走低和投资回报下降，令部分实体经济经营困难，民间投资意愿降低。其次，稳定实体经济有助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体经济稳定运行是检验现代财政制度建立与否，乃至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实现与否的重要标志（杨志勇，2014）。最后，稳定实体经济运行有利于财政腾出手来应对更多调整。保障民生支出、推进预算改革、优化财政管理和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等领域，财政负责的领域很多，有的压力还很大。稳定实体经济运行能为此提供有力支撑，并化解后顾之忧。
2.财政有序转型是实体经济创新升级的制度基础
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既有自身成长的烦恼，也有外部环境的冲击。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实体经济对市场价格反映的速度低于非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令非金融部门的信息缺陷被放大。在某些时候，金融有争夺实体经济资源的倾向。转轨经济理论认为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相对滞后，可能阻碍经济转型升级。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到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层面，财政与金融成为最为重要的两个领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升级。
制度保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财政有序转型重在厘清轻重缓急。首先，实体经济轻装前行有赖于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实施。2012年-2016年，营业税全面改征增值税改革指向于此。2017年4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增值税税率从四档简并为三挡，向税率优化又迈出一步（何代欣，2015）。其次，财政有序转型有助于技术创新和公平竞争。新技术研发与新设备采用都有大量的财税问题——涉及到增值税抵扣、固定资产折旧、关税减免和所得税费用确认等税收环节；产业补贴、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支出环节；均等化国企与民企市场地位、共享公共资源等管理环节。最后，科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与货币政策协调可有效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多种政策推动。财政政策是政府直接作为，弥补转型投资或基础研发不足，即提供经济转型的公共产品。货币政策更多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资本配置到实体经济，弥补市场配置效率不足或者缺失，即激发经济转型的活力。两者相互配合，可称之为供给侧改革中的政策两翼。
3.善于发挥产业政策与金融改革的润滑作用
实体经济面临的市场垄断与融资成本过高。这可直接归属于产业政策与金融改革的范畴。事实上，财政政策要发挥作用，产业政策与金融改革的配合不可或缺。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完备，财政刺激拉动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效果可能比较低。为了缩短转型周期并减小经济震荡，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垄断，并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成为大多数时候，政策供给与制度建设的行动目标。
发挥产业政策与金融改革的润滑作用背后有一些理论机制与政策意涵。一方面，市场整合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行政管理上和税费负担上均等化。虽然我们放开了国民经济中的大部分行业门类，但是仍有一些本可以市场来做的事情，只允许部分企业进入。因此，效率损失和资源错配始终存在。一些经营类别相近的企业，在不同地区税费负担也存有差异。转型期，上述制度性交易成本给部分企业的压力会超出过往。要令企业能够平稳过度转型，就需要市场机制的润滑剂。产业政策亟待更加透明和科学。另一方面，金融改革的关键是降低融资成本。中国资金成本在不同行业乃至企业之间的差异巨大。如果有良好的借贷记录和足够生产经营规模，抑或有倾向性扶持，那么企业便能从正规渠道融资。与之对应的民间融资成本，往往数倍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和企业跨国经营使得国内外资金成本倒挂多年。如何让金融改革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资本成本合理定价是其中关键。金融改革的步伐还应加快。
四、应对策略
（一）积极探索新经济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适应新经济，财政政策不能故步自封，要善于学习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经验。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财政理论和实践都可能大幅度创新。第一，认识到信息搜集、处理和快速传递之于财政政策的重要性。面向企业和自然人的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体系，未来将更加复杂。财税部门不仅要掌握会计体系记录的经济信息，还需要汇总一些诸如婚姻状况、社会角色以及赡养抚养人口等其他信息。说到底，信息而非其他决定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第二，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应迈向精细化。如今，各级财政约束越来越大。财政支出领域扩大与资金规模紧张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做好财政刺激的效果预测与评价十分重要。适合中国实用的财政政策模型与数据分析亟待加强。第三，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财政政策的优先支持方向。全球化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财政政策应为行业和企业创新发展创造可能。吸收引进更多的优质科研成果与优秀人才，是大国崛起的前提也是标志。财政政策不能局限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完全可以为铸就全球创新高地营造更宽松的环境。
（二）稳妥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有利于实体经济尽快摆脱困境。第一，找准现有财政制度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摩擦点。降低工业企业税费负担，关键是找到收入替代。全面分析如何有效并合理地向电子商务、金融证券和其他新兴经济形式筹集收入，扩大税基，减轻实体经济压力。第二，确立稳定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机制。“94税改”未完成的体制机制改革亟待持续推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关键是为其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增加税种（如房产税）或者提高税率（如所得税）是不是有效的弥补收入办法？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此举会加重实体经济负担，不利于转型发展。更为可靠的办法是，利用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框架，重构转移制度，使之有利于统一市场、均衡税率并解决事权划分不当等问题。第三，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视野可以更宽广。发挥多部门信息汇总与数据分析的优势，为直接税改革创造条件，也为提高社保、教育和医疗等支出的有效性提供支撑。利用宏观经济分析及微观实证结论，发挥财政制度中长期调节资源配置、稳定经济运行、促进企业转型和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等积极作用。走出政府财务管理的狭小空间，放大财政功能，体现财政价值。
（三）利用产业优化和金融改革推动财政转型
产业优化和金融改革的协调推进，是财政转型的有力帮手。第一，产业优化形成的新产业结构，有利于财政走出对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依赖。消除垄断和鼓励创新都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关键性工作。新的经济增长点都是新的收入来源。增量改革先行、存量调整跟进，财政转型的速度也会加快。第二，金融改革有利于减轻财政转型负担。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生存压力大，很大程度源自资本配置效率的降低。金融输血造成的僵尸企业是金融改革的风险，更是财政转型的负担。清除僵尸企业的根本办法是让金融企业有理想选择机会，真正扭转企业尾大不掉的下滑趋势。切实认识到不是每一个实体经济都要财政金融去拯救。第三，产业优化与金融改革对化解财政风险意义重大。政府债务问题表现为金融机构借款违约与产业补贴负担。化解政府债务违约对财政稳定性的冲击，关键是“开前门、堵后门”。注意分别化解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风险。始终防范金融、财政乃至经济风险的连锁式爆发。产业补贴中的直接补贴和产业发展基金问题亟需高度重视。防止用新的政策概念，变相增加政府债务。
参考文献：
〔1〕Bloom N. Fluctuations in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 28(2):153-175.
〔2〕张军, 施少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 世界经济文汇, 2003(2):17-24.
〔3〕李宾, 曾志雄.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1978-2007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3):3-15.
〔4〕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56-71.
〔5〕杨汝岱.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 经济研究, 2015(2):61-74.
〔6〕鲁晓东, 连玉君.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 2012, 11(2):541-558.
〔7〕Young A.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pp. 1091-1135.
〔8〕赵奇伟, 熊性美. 中国三大市场分割程度的比较分析:时间走势与区域差异[J]. 世界经济, 2009(6): 41-53.
〔9〕黄新飞, 陈珊珊, 李腾. 价格差异、市场分割与边界效应——基于长三角1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12):18-32.
〔10〕张昊. 距离、边界与一价定律的动态表现[J]. 财贸经济, 2016, 37(7): 5-20.
〔11〕张杰，郑文平.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J].经济研究，2017(3)：151-165.
〔12〕盖庆恩, 朱喜, 程名望,等. 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研究, 2015(5): 61-75.
〔13〕胡鞍钢, 过勇. 从垄断市场到竞争市场:深刻的社会变革[J]. 改革, 2002(1):10-13.
〔14〕姜付秀, 余晖. 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10):71-78.
〔15〕王绍光. 分权的底限[M].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7.
〔16〕高培勇. 建构于分税制基础上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J]. 税务研究, 2016(2):3-6.
〔17〕Gordon R, Li W. Tax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ny puzzl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7–8):855-866.
〔18〕杨志勇. 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原则与主要特征[J]. 地方财政研究, 2014(6):4-8.
〔19〕何代欣. “营改增”最优税率问题:评估及建议[J]. 地方财政研究, 2015(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