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锋、崔芮/中央财经大学

    内容提要：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死亡税率”说法的甚嚣尘上还是由特朗普带动的国际化减税大浪潮，无疑都将我国企业负担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使得我国企业所得税“减税”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本文立足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现实状况的分析，认为“降税率”并不等于“减税负”，应全面认识美国税改的战略深意，不要被国际税收竞争的烟雾弹牵着鼻子走，改革应做到高举轻落，并提出应掌握企业减税降费全景图，全方位立体减负，具体包括减轻企业体制性费用负担、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配套体制和机制改革等措施，最后给出了企业所得税降税后四种选择，即企业所得税自身课税要素调整、各税种税收收入之间的“跷跷板”调节、削减无效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由“增量突破”转向“存量挖潜”。

    关键词：国际税收竞争  企业所得税改革  “死亡税率”  减税降费

    一、引言

    以中国最大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美国建厂为导火线，2016年末，引发了一场有关我国制造业企业成本是否过高的讨论。一方面，在国内，大批企业纷纷“跑路”海外建厂，部分实体企业家[①]认为中国企业综合税率要比美国的35%还要高。有的学者[②]甚至提出“死亡税率”的概念，认为我国过高的税费负担已经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国际上，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直希望“制造业回流”，其新政允诺给企业丰厚的减税红利，并声称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由35%降至15%，减税规模达万亿美元。此举已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都计划采取针对企业的减税措施。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批准在2020年前把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17%。法国总统的热门竞选人弗郎索瓦•菲永也表示，上台后将使法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当前的33%降到25%。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无论是“死亡税率”说法的甚嚣尘上还是国际化的减税大浪潮，无疑都将我国企业负担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给我国振兴实体经济造成压力，使得我国企业所得税“减税”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2017年之初，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深化之年下，肩负着“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秉持着企业减税降费的原则，我国企业所得税也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整（见表1），但从中长期看，是否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还面临多方面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例如，“死亡税率”说法是否言过其实，“降税率”是否是国际税收竞争的烟雾弹，税费是否真是我国企业过高费用负担的“元凶”等。

表1  2017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内容调整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整理。

    宋春平（2011）在哈伯格模型基础上，提出我国企业总税负中的76.94%由资本要素承担，因此，企业所得税税负转嫁较难。李兰（2015）认为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政府违规收费是不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提出只有改革财税制度、科学设计税收优惠政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刘汉元（2014）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关于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密集出台，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政府的征费项目以运动形式，推陈出新。陈益刊、繆琦（2016）认为特朗普实施的减税政策将在全球各国之间掀起一场资本争夺大赛，其他国家为掣肘特朗普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愿景，必将加大财税政策改革，并分析美国减税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吸引力并不大。马尚田（2017）认为面对过高的税费负担，我国企业面临的生存选择不外乎倒闭、出走、不务正业（脱实向虚），面对国际通过减税营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我国也应适当降低税率，不仅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且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现行企业税费负担及特朗普减税的主要观点是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及清理整顿不合理的政府性收费来减轻企业负担，进而提振制造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但很少有文章详尽的分析美国减税的战略深意及我国企业费用负担过重的体制性原因，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从此处入手。

    二、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高低”的理性分析

    （一）“死亡税率”说法言过其实

    毋庸置疑，近年来，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迅猛，在绝对规模上，企业所得税收入由2000年的999.63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27133.87亿元，翻了近27番，年均增长率为1.74%；在相对规模上，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比重由2000年的7.94%上升至2015年的21.72%，并且自2012年之后稳定维持在20%左右，其税收收入占比仅次于增值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可谓“举足轻重”。同时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企业总税率[③]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自2008年以来全球企业平均总税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而我国除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修订次年企业税收负担出现“断崖”式下跌外，2009年后又慢慢爬升。此外，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缴税2017》（Paying Taxes 2017），2016年全球190多个经济体的企业总税率平均值为40.6%，其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率名列第12名，距离前10名“近在咫尺”。同时，中国以远高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36.2%的企业总税率，位居第2名，“遥遥领先”其他亚太国家。如此看来，企业所得税收入迅猛的增长态势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综合税率确实有让企业“窒息”的嫌疑。

    但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加与我国经济增长不无关系，1994~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为14.33%，即使近年来经济进入新常态，但GDP增速仍维持在7%左右。由此看来，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激增也存在“水涨船高”的因素。与此同时，纵观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比重，我国占比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占比相当，在2%~4%的区间之内，并且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值。此外，在152个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国家中，最高名义税率为阿联酋55%，我国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位于中等水平，排名75位，低于美国（38.9%）、法国（33.3%）、日本（30.86%）、新西兰（28%）[④]。

    （二）“降税率”不等于“减税负”，不能被国际税收竞争的烟雾弹牵着鼻子走

    众所周知，资本作为流动性非常强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配置的速度很快。这确实对各国税收营商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调整，各经济体之间的税收竞争也趋于白热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2016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2.13%、占GDP的比重为3.88%。相较于只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7.74%的个人所得税来说，企业所得税确实是“大头”，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确有必要。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税负”是两回事。

    第一，上述美国、英国和法国信誓旦旦地声称要降低的多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但衡量企业所得税税负的轻重，不能片面看税率高低，而应从多维度进行衡量，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国家财政支出依然如故、甚至有增无减，那么就不会被这些宣传战迷惑双眼。具体来讲，如果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的同时、税前扣除项目减少从而做大税基，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可能并未真正减轻。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消费税等诸税种综合考虑，税费与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负担综合考虑，这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旨所在。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当前国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既有真正降低企业税负的“真金白银”，也有刻意做秀单纯降低名义税率的“虚情假意”。但是，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二者都可能对国际资本动向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际税收竞争舆论战，不能被国际税收竞争的烟雾弹牵着鼻子走。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既要考虑到国内外关切，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况且，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并不完全相当，实际税率对名义税率的变化敏感性并不高，有学者[⑤]测算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虽然法定税率由33%降为25%，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企业总税负实际上仅降低了1.88%。

    第二，减税共赢的结果应该是“拉弗曲线”描述的场景，即如果税率已经超过了最佳税率、进入了“税率禁区”，这时政府部门降低名义税率之后，企业扩大生产经营、税基做大，最终政府的税收总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可能有所增加，换而言之，“减税”改革并不意味着宏观税负的降低。例如，美国综合企业所得税率从2009年的39.16%降低为2015年的39%，但宏观税负却从23.02%升高为26.36%，无独有偶，英国2015年综合企业所得税税率较2009年下降8个百分点，但宏观税负上升1.84个百分点。[⑥]

    三、掌握企业减税降费全景图，全方位立体减负

    诚如前文所述，我们切忌在国际税收竞争的烟雾弹中“迷失”方向，应全角度多方位的分析我国企业费用负担重的真实原因，对症下药，相较于简单的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可以从减轻企业体制性费用负担、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配套体制和机制改革等方面入手，让企业真真正正的享受到费用减轻的实惠。

    （一）减轻企业体制性费用负担

    我国税收收入90%由企业缴纳，个人缴纳部分不足10%[⑦]。我国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维持在18%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如此看来，我国企业税负并没有达到“窒息”的水平，但如果将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些以企业“费”形式存在的隐性税收纳入企业负担考虑范畴，我国企业综合经营成本显著提高，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由此看来，费才是造成我国企业成本负担过重的“元凶”，降低企业费用是企业降成本的关键。

    2017年我国企业的费用会全面“瘦身”，我国企业费用负担减轻“指日可待”。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预计减少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政策包括：（1）政府性基金的规范和全面清理，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将被取消；（2）在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中，有35项将被取消或停征，即使被保留的项目也将降低收费标准；（3）涉企经营性收费中由政府定价的将会减少，行政审批过程中涉嫌违规的中介服务收费将被清理取消。

    （二）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

    “五险一金”中由企业缴纳的部分本质上也构成了企业的一种“隐性税”，将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中国高达68%的企业总税率进行分解，其中利润相关税率仅为10.8%，不仅低于16.6%的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欧盟和北美等经济发达地区[⑧]。但是劳动相关税率则高达48.8%，是全球平均水平16.7%的3倍之多。在我国“五险一金”在劳动相关的税费中占据重要地位，过高的缴费比例不仅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而且降低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意愿。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但面对我国社会进入老龄化[⑨]，在减少企业负担的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更加迫在眉睫。为此，我国应立足于精算平衡，加强养老金的地区统筹、防止个别地区养老金发放“穿底”；完善养老保险相关制度，加强基金管理，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及养老保险金的足额发放。

表2  2016年亚太地区各国企业总税率（单位：%）

    注：总税率=企业缴纳所有税收总额占税前净利润的比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普华永道，《缴税2017》，p107。

    （三）配套体制和机制改革

    第一，有序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平滑电力供需关系。在电力市场存在这样的窘境，在需求方，用电企业通常被“电”伤。对于那些电力密集型企业，如化工、建材等，用电成本甚至高达企业总成本的四成[⑩]。为缓解用电成本压力，不少企业自备电厂。以“魏桥模式”[11]为代表，虽然降低了用电成本，但也产生了燃烧效率低、环保不达标等问题。在供给方，目前我国发电企业又存在产能过剩闲置的现象。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一览表》显示，2015年我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12]为3988小时，为1965年以来最低利用小时数。此外，2015年我国平均备用容量为38%，是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NERC）默认标准值15%的两倍多[13]。面对过剩产能，煤电厂仍有处于在投建状态的。2016年国家能源局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调控煤电规建设的通知》（国能电力〔2016〕275号）、《关于促进我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565号）等文件。但考虑到规划执行具有滞后性及电力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预计未来新增煤电仍维持较高水平。未来电改应以电力市场化交易、输配电价改革为着力点，不仅化解我国电力过剩产能，而且使电改给企业降成本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第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金融被称作经济运行的“血脉”，而企业则好似经济的“细胞”。毋庸置疑，金融资源是否充裕对于企业来说“生死攸关”。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6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社会各项贷款余额为106.6万亿人民币，较2015年增加12.65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3.5%。贷款投向主要领域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和房地产贷款2016年余额分别为19.14万亿元，26.68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5%和27%，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仅为19.5%。显而易见，我国贷款规模并不小，但贷款结构存在问题，一方面小微企业、绿色环保等领域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较小，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产能过剩企业却获得较多资金。产能过剩领域新增贷款大多并没有投入实体经济，而是“借新还旧”，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新增贷款增速与经济增速背离的现象。同时，基础设施投资以进入“新二元经济陷阱”，由于基础设施经济效率下降，以刺激经济为初衷的投资，反而给经济下行造成更大的压力，进而进入恶性循环。[14]此外，在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时，还应注意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例如，“僵尸企业”破产倒闭的处置机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抑制机制，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机制等。

    四、企业所得税降税之后的四种选择

    假定我国企业所得税确实降税，那么我们面临从企业所得税自身、企业所得税与诸税种、企业所得税与财政支出调整、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等四种选择。

    （一）在企业所得税自身课税要素上做文章

    第一，降低名义税率的同时减少税前扣除，从而做大税基保证税收总收入不降低。第二，通过降低名义税率，从而刺激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做大税基，也可以使税收总收入不受太大冲击。第三，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的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总蛋糕做大，企业所得税绝对收入保持不变，但是占税收总收入和GDP的比重相对降低。

    （二）稳国家税收总收入，做好各税种之间的“跷跷板”调节

    在赤字率保持不变、财政支出具有刚性的大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压力巨大。第一，税收收入“结构转向”，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这是因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的重复课税问题长期被人诟病。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所得税课税的重心应该放在个人所得税上，而非企业所得税上。正是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积弱”使得我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所得税结构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处于下风和劣势。换句话说，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所得税总税负事实上远超我国，但是其所得税构成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这样所谓的“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较重”的说法一时间也确实难以辩驳。第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加大对消费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等“绿色税收”的征收力度。我国当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是“普惠性”的改革，但是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同样会“搭便车”受益，为此相应需要通过这些“绿色税收”的“跷跷板效应”来对冲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负外部性”。这样也可以对冲因为企业所得税减税所带来的“减收冲击”。

    （三）削减无效的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预计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15]，这无疑给企业吃了颗“定心丸”，提振企业信心，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营改增”政策性减税的大背景下，我们无法忽略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严重的事实，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5.8%和4.8%，同比下降2.8%和3%[16]。因此，增长趋缓的财政收入给企业减税带来了一定的约束，面对支出规模适度扩大，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本质上也要求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削减无效财政支出。简言之，无论是减税还是降费，目标虽好，但最终归宿都会落到财政支出上，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单独谈企业“减负”，都避免不了“盲人摸象”的悲剧。

    （四）由“增量突破”转向“存量挖掘”

    目前我国年办税时间[17]（time to comply with taxes）为259小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51小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征管水平对税收收入筹集至关重要，即缩小逃税空间，减少税收流失，不失为增加税收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金税三期”，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和税务稽查能力，使纳税人经营更加合规，依法纳税遵从意识更加强化，使过去应征未征的收入不再流失，达到“税网恢恢（tax net），疏而不漏”。

    当然，以上四种选择彼此之间并不冲突，可以出台针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既包括企业所得税自身税率、税前扣除等课税要素的综合配置，也包括诸税种之间的协调配合，甚至还包括财政支出调整。

    五、小结

    我们应全面深刻认识到美国税改战略深意。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倡导的新税改战略绝不仅局限于税收本身。事实上，不仅是美国还是欧洲，其财税改革乃至整体政策都是为其所谓“制造业回流”、振兴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特别是美国推出页岩气革命之后，通过对页岩气等新能源产业给予战略性扶持，使美国经济摆脱了对海外油气的依赖、降低了美国制造的能源成本、获得了类似于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人口红利优势”，从而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谋取“先机”。为此，包括我国企业所得税在内的财税改革必须提高战略定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同时，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对企业所得税改革过程中自然应谨慎小心、高举轻落。

参考文献：

〔1〕PwC and the World Bank Group. Paying Taxes 2017. http://www.pwc.com/gx/en/services/tax/paying-taxes-2017.html.

〔2〕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Scott D. Dyreng, Michelle Hanlon and Edward L. Maydew.The Accounting Review.Vol. 83, No. 1 (Jan., 2008), pp. 61-82.

〔3〕Effective Tax Rate Changes and Earnings Stripping Following Corporate Inversion.Jim A. Seida and William F. Wempe.National Tax Journal.Vol. 57, No. 4 (December, 2004), pp. 805-828.

〔4〕白彦锋.大道至简:我国现代税收制度建设的“黄金法则”[J].公共财政研究，2015(2):80-83.

〔5〕白彦锋.碳关税与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碳税”政策调整[J].税务研究，2011(01):54-58.

〔6〕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10):3-29.

〔7〕李增福，徐媛.税率调整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J].经济科学，2010(3):37-38.

〔8〕刘俊，刘峰.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数据[J].会计研究，2014(01):21-23.

〔9〕吴祖光.万迪昉.企业税收负担计量和影响[J].经济评论，2012(06):149-152.

〔10〕杨得前.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及税收努力估计：2002-2011[J].当代经济，2014(09):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