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王书林/辽宁大学

内容提要：一直以来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特点使辽宁投资强消费弱的问题始终存在，目前经济学界探讨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劳动收入份额。与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5年之后并没有延续下降趋势相比，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依然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辽宁经济发展中的重工业化倾向和资本持续深化。当前辽宁经济面临困境，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下降使得辽宁经济的结构转型尤为重要且十分紧迫。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  辽宁经济发展  结构调整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辽宁省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1177元增加到2015年的65354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30%。然而2015年上半年伊始辽宁经济增速全国垫底，引发广大学者不得不深刻反思东北振兴十年来辽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目前辽宁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有全国共性的原因，中国经济整体增速放缓，也有辽宁自身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的原因，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特点使辽宁投资强消费弱的问题始终存在。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与全国平均相比辽宁省这一问题更加明显。2000年以来辽宁省居民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2000年为39.99%，2007年最低为30.45%，此后缓慢上升到2015年为36.25%，并且辽宁这一指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4年以来辽宁省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迅速上升，之后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辽宁为47.38%，到2014年上升为61.02%[①]，而2014年全国平均为45.9%。

有学者认为消费低迷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如Kujis（2006）认为中国消费低迷不是通常认为的居民储蓄增加的结果，而是来自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入占比降低，进而引发了许多国内外学者探究造成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劳动收入份额即国民收入分配中归属劳动者收入的比例，它反映了生产投入过程中劳动要素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有些研究也称为劳动收入占比或劳动报酬率。根据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国民收入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劳动收入份额的简单计算即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②]。

简单来说，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由于劳动所得用于消费的边际倾向要远高于资本所得，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进而也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内需不足始终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如林毅夫（2007）提出可以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并与其他省份的变化趋势相比较观察辽宁的特殊之处，进而对当前辽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出我们的思考。

    二、劳动收入份额相关研究的简要评述

劳动收入份额研究中重要的一篇文献是Kaldor（1957），在这篇文章中Kaldor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历程中总结了六点经验观察（姚洋，2013），被称为“卡尔多特征事实”，其中第一条即为劳动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长期保持不变。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明显下降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多种角度探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各方观点不一。

周明海等（2010）综述已有研究指出转型和开放两大特征是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关键。首先，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向非农产业结构转换以及国企改制和民营化带来的所有制变动都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技术进步由劳动增强型向资本增强型转换也进一步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其次，在开放条件下，全球化贸易和投资通过提升经济效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最后，很多研究指出，随着中国由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将得到扭转，即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条U形曲线。

从数据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截止到2007年，同时针对某一省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的研究也不是很多。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已有研究基本上是从全国整体来考虑的，强调共性而非特性，探讨一般性规律；其次，2007年之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整体变化趋势比较一致，因而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下降，然而随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共性的问题可以在国家整体层面进行探讨，但针对省级的研究则需要考虑地区的特殊性。

以王金萍等（2012）对2000年-2007年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的分析为例。他们认为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的宏观税负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劳动者负担。这种观点无可厚非，很多研究都指出与近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税负的增加，从数据来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历史走势辽宁与全国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但这里存在的一个疑问是，如果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与其他省份并不相同那么这样的解释就会缺乏说服力。再比如，从企业因素来看，他们认为企业内部的工资议价机制尚未建立，企业所有者处于强势地位造成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同时收入差距拉大，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辽宁独有的，全国其他地区的企业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本文认为，省级研究需要将共性与特性区分开来，如果所有省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大致趋同，恰恰说明共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特性的因素并不是很重要，相反如果辽宁的变化趋势与其他省份不同，那么就需要关注辽宁的特殊性。钱震杰（2011）在分析1978年-2007年中国资本收入份额[③]的省级变化差异时发现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资本收入份额的水平和变化趋势与其他省份不一致，尽管作者未做过多评述，但作者指出这些省（市）分别是直辖市和传统的重工业省份，其要素分配和产业结构异于其他省份。

三、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地区比较

表1为1993年以来辽宁省收入法生产总值构成。由于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对有关统计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金红，2011），从而造成2005年前后辽宁省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并不具有可比性。王金萍等（2012）根据2006年-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2005年-2007年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为44.01%、42.49%和40.50%，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整后数据计算分别为53.55%、52.49%和51.76%，后者显著地高于前者。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作者计算得到，其中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数据来自王金萍等（2012）的表1。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变化趋势。王金萍等（2012）指出2000年-2007年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表1中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这一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国家统计局调整后数据），表明近十年间辽宁省劳动要素在市场分配中的地位仍然在降低，也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普通收入阶层带来相应实惠，蛋糕虽然越来越大但劳动者分得的份额却在降低。表1中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辽宁省政府所得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王金萍等（2012）也指出2005年-2007年辽宁省这一比重在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整后数据可以看到2007年这一比重为13.15%，到2012年上升到20.90%，此后虽略有下降但也保持在18%左右。从2005年以来三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来看（国家统计局调整后数据），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与政府所得比重的上升幅度大体上持平，表明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流向了政府，货真价实的“国进民退”。

再观察地区间的横向比较，2005年以来中国东部、中部和东北18个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比较，这些省份也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从绝对水平来看，2009年之后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高于北方，辽宁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大量研究都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迅速下降，但图1中可以看到，2005年之后绝大多数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延续下降的趋势[⑤]，只有辽宁、吉林和江西在下降，辽宁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

四、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分析

国内研究主要是从转型和开放两个视角来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本文重点从转型的视角来分析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国内研究中，李稻葵等（2009）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以及姚洋（2013）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都指出，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向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工业转移，因此工业产值占比上升的同时全社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完成、工业就业达到顶峰之后，劳动力开始从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工业流向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服务业，因而随着服务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全社会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会上升。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李稻葵等（2009）利用跨国数据以及罗长远和张军（2009）利用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

龚刚和杨光（2010a、2010b）基于需求的视角进一步指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得工资不随劳动力需求增长而增长，同时也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从而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会下降。同时他们还指出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升将使剩余劳动力供给逐渐消失，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意味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将得到逆转，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也将随经济发展呈现U型曲线。

但图1中，2005年之后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依然下降，而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延续下降趋势，这引发了本文的思考。针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一种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冲击的分析，如罗长远（2008）指出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释放了大量劳动力形成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正向冲击，这一正向冲击在短期内会压低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统计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带来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考虑到辽宁是国企改革的大省，因此需要思考这种对劳动力供给冲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本文认为在国企改革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释放的劳动力已经在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且近年来辽宁的人口外流始终存在，这都表明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正向冲击并不是始终存在的，换句话说这种影响是短期的而非长期的，表1中可以看到，2000年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大幅下降，但2000年-2004年这一份额大致保持稳定。从相反的角度来说，经济发达省份一直在不断吸收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但它们的劳动收入份额也没有下降，因而本文认为从国企改革导致对劳动力供给冲击的视角仅能够解释短期的影响，但并不足以解释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的继续下降。

如果从供给不足以解释，那么就需要关注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情况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劳动力需求是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工业部门可以通过智能化制造、流水线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通过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产品，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带来工资的大幅上升，相反服务业需要劳动力，劳动需求增加会刺激工资的上涨，使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罗长远（2008）指出重工业化倾向会抑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他认为由于资源被工业部门过多地占用以及对私人资本进入的限制，服务业发展将受到很大制约，不利于就业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这与Acemoglu（2003）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不同的影响，当经济运行在转型路径上时，如果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增强型（劳动节约型），那么劳动收入份额将随技术进步而下降。

反观辽宁，作为国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工业历史悠久，其产业结构呈现出很强的非均衡性，经济发展长期依靠传统重化工业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无论是企业数占比还是产值占比都始终都处在全国前列，2015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企业数占总数的72.8%，产值比重为79.9%[⑥]。因为至今为止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2005年之后各省分产业的劳动收入报酬数据，这使得我们无法直接比较各省分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及变化趋势，我们尝试从分产业就业人员的增长情况来进行观察，表2为2004年以来辽宁、山东、吉林和浙江分产业的就业人员增长比较。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十余年间，与其他三个省份相比，辽宁的明显特征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增长缓慢，尤其是工业。考虑到2015年辽宁经济数据的大幅下降，此处本文选择2014年数据进行比较。四个省份中辽宁工业增加值（当年价格）的增长幅度仅次于吉林，高于山东和浙江，但辽宁工业部门就业人员的增长幅度却是最小的，2014年相比2004年同比增长10.2%，同期山东同比增长46.2%、吉林同比增长42.6%[⑦]和浙江同比增长33.2%。应该说，辽宁工业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工业部门就业的大幅增长，这恰恰印证了罗长远（2008）的观点，即重工业化倾向会抑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

同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于工业比农业和服务业更加密集地使用资本，因而劳动份额较低，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劳动力将从工业流向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服务业，服务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上升，所以总的劳动收入份额会上升。然而2005年以来辽宁省资本形成总额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越来越强，特别是2005年-2011年，资本形成率持续走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表3为2005年以来辽宁、山东、吉林和浙江按产业分生产总值构成，可以看到与山东和浙江明显不同的是，2005年-2011年辽宁和吉林两省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在下降，而山东和浙江两省却是工业比重在逐渐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逐步提高。2005年辽宁省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27%，2011年上升至48.12%，此后随着制造业寒冬的到来这一比重有所下降，2005年辽宁省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95%，2011年下降至36.71%，在2013年之后开始回升。因此对辽宁而言，本文认为资本深化和向工业倾斜一方面使工业占地区经济的比重居高不下，经济对投资拉动的依赖性增强，进而拉低本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也会使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反向作用减弱。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希望对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及原因的分析可以有助于探讨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辽宁的特殊性在于其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工业化倾向和资本深化使得2005年以来辽宁省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这种趋势在其他经济发达省份并没有看到。重工业化倾向会抑制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供给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尽管随着经济增长和转型劳动力需求也在上升，但相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的上涨幅度是有限的，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同时在一段时期内，无论是重化工业投资力度持续加大导致资源向工业倾斜和资本深化，或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速较低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都无疑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目前学者们主要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提高劳动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例如通过制度设计来提高劳动者讨价还价能力、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等，但学者们对这一思路存在争议，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指出强制性的增加工资会导致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反而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他们认为适当的劳动保护是必要的，但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不能起到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另一个则比较统一，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全社会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

从措施来看，前一个主要依赖国家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以及税收政策的完善和调整，重点探讨从国家宏观整体层面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后一个还是要解决产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辽宁来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也是本文重点思考的所在。

关于如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政策建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控制以及法制水平的低下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政策建议的方向是政府简政放权、降低第三产业负担及加大支持力度。另一类如茅于轼（2015）所指出的，“居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当然无法增加他们的购买”，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是消费拉动型的，而消费源于收入，因此政策建议的方向是政府改善民生、减轻居民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关注社保、医保、房价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这些政策建议本身都没有问题，但本文认为这些政策建议要么会降低政府收入，要么会增加政府支出，因而问题是如果这些政策建议被实行的话（其他不变），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就会被打破。政策建议更需要考虑的是政府会怎么做，如果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在不考虑政府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税收就要增加，市场中的企业将面临更高的税收负担从而会对就业产生影响，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仍是不利的。解决办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政府调整其他支出保证财政预算平衡，要么在税收之外寻求收入的其他来源，如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就提出通过让国企增加分红来弥补政府收入的差额。

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习惯于从投资入手拉动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投资就是支出。尽管经济新常态以来内生增长、创新驱动成为主旋律，但投资依然是稳增长的关键，2014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十五条措施的通知》中第一条就是增加有效投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实际可支配资源占GDP比重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不考虑政府会怎么做的情况下某些政策建议甚至会成为政府税收增加的借口。因此本文的建议很简单，即在至少保证税负不再上升的情况下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更加谨慎地判断政府主导的投资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果政府的支出能够较少，那么减少的这部分支出可以用于增加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最终才能够增加消费，拉动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结构转型。

本文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投资的作用，仍需投资的地方还有很多，诟病的焦点是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由于有效监管的缺失和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地方政府投资热情依然高涨，因此如何保证政府投资效率是问题的关键。同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投资，辽宁国有经济比重大也使这一问题尤为明显，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这些企业的投资很难保证投资效率，因为它们会意识到即使投资失败还可以通过借债来保证企业运行，而且这些投资也是它们进一步获取政府补贴和支持的理由，通过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近年来辽宁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率在逐年上升。

当前辽宁经济面临困境，政府税收收入势必要下降，尽管政府在控制和调整投资结构，但投资始终需要政府收入作为支撑，要么会挤占政府民生投入要么会使税收居高不下，都会对地区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与其他省份相比，辽宁由于其产业结构的特殊性，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下降使得结构调整尤为重要且十分紧迫，本文希望我们的思考能为辽宁省未来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Acemoglu，D.，2003，“Labor- and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1(1)：1-37.

〔2〕Kaldor，N.，1957，“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The Economic Journal，67(268):591-624.

〔3〕Kuijis，L.，2006，“How Will China' 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 Wolr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No.5.May 5).

〔4〕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5〕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6〕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J].管理世界,2010(5). 

〔7〕金红.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改革与完善—从两次经济普查后对GDP数据的修订说起[J].调研世

     界,2011(12).

〔8〕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

〔9〕林毅夫. 初次分配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N].人民日报，引自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4/28/content_6038867.htm.

〔10〕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8(1).

〔11〕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9(5).

〔12〕茅于轼.2015，《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症结何在？》，引自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966?full=y

〔13〕钱震杰.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14〕王金萍,刘嘉莹,杜国林.21世纪以来辽宁省劳动报酬率演变分析[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2(2).

〔15〕姚洋.发展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6〕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J].世界经济文汇,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