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被人们关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创新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人们在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对于什么是创新，哪些因素推动创新产生，哪些机制有助于创新发挥作用，却存在颇多分歧。

创新最开始（18世纪）被认为是由科技力量推动，即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伟大发现，由国内外的政府机构（立法机构或王室）或私人性质的非盈利组织开展。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没有这些神一样的人物，就不会有任何物质进步或值得惊叹的成就。熊彼特虽然强调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但是基本未偏离古典经济学框架。

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很显然与古典经济学中的创新不同，它似乎更接近于埃蒙德·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提及的商业创意或者新的经济创意。它主要来自产业部门内部，是商业人士在工作中获得个人的观察和知识，与共享的公共知识（如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新工艺或新产品的概念构想。这种创意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业观念。它源自民众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

那么，一国的繁荣更多地来自哪种创新呢？早期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关注技术的应用过程，由于具有非连续性，科技创新需要一定时间后才能成功应用到实际中去。埃蒙德·菲尔普斯则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证明，科学技术不足以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于生活的兴盛，或者说大众的兴盛。这种兴盛来自于人生新的体验，即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经济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而非仅仅是精英阶层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

就内涵而言，创新强调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尝试推广。因此，支持创新不仅仅是对合法权利的肯定和执行，也不仅仅是各种商业和金融制度，更是一种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这种创新涉及企业家、投资人、金融家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所以，激发创造力和远见、推进创新增长的机制只能在私营部门爆发，而不是公共部门。

很显然，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支持创新创业不应再局限于加大科技自身的投入，而更应着眼于提高民众参与创新过程的机会和能力，并使民众创新成果得到有效的释放。按此逻辑，一方面，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师生比，加大教师培训，增加对妇女的教育机会，以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生活态度和信仰，这是支持经济长期繁荣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是否让人们拥有了创新创业的足够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这应是政府近期工作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