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我国当下的经济战略，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组成部分,因此要对其进行跨时空的历史思考，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确立正确的战略理念。本文认为，正确认识“一带一路”战略，必须考虑历史上的东西方关系、中国自身的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的演变、政府主导与国家战略的关系，以及传统的天下主义与互利原则的转变等，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念以及相应的战略观念，从而使“一带一路”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一带一路”战略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施的国际经济战略，通过两年来的大力推进已经初具雏形，社会各界已经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一带一路”战略源自我国古代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概念，做历史分析也许有一定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以下方面的思考。
一、东方丝路与西方丝路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国开辟的，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但事实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人民共同开辟的。也就是说，历史上东西方都认识到了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并且为这条贸易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强调这个历史事实和强调这个认识，有助于消除世界各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误解，将“一带一路”的开发和建设作为相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福祉。
尽管东西方远隔千山万水，但在十分久远的历史上就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也就是说，中西交通事实上很早就已开始。早在公元前十世纪，西周的周穆王就从中原出发，驱车西游到西北地区，抵达中亚的一些氏族部落。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带去的丝绸品种很多，而且都很珍贵，有帛、贝带、朱、锦、珠丹、朱丹等。其中帛为白色的绸，象征吉祥，取“化干戈为玉帛”之意；贝带为有贝饰的红色丝带，作装饰之用；朱、朱丹、珠丹可能为同一类织物，属绛色绸；锦则为有多重经线的彩丝织品。在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的“大移民”运动中，有一支殖民队伍一直向北曾深入整个黑海沿岸。这些希腊人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贸易频繁，斯基泰人除以谷物、羊毛和奴隶为交易货物外，还转销来自遥远东方的货物。当时的希腊人已经知道东方有一个产丝的国家并称其为“赛来丝”。[1]在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一古墓葬出土文物中，曾发现既有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中国丝绸织物和漆器，又有公元前６至４世纪波斯王阿赫门王朝风格的艺术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时“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山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朝的乌氏县就是今甘肃的平凉县，乌氏倮可以说是当时与西方民族进行丝绸贸易的商人，当时丝绸经由甘肃、新疆向西方输出。
公元前139年和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此后，丝路基本开通，大致是从长安出发，经宝鸡、陇县、固原、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分赴各国。西方诸国来汉的使者和贩运商人也络绎不绝，最盛时“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①]”当时我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绸，输入的有大宛的汗血马、明珠、文甲等殊文异物，相传菠菜、胡椒、葡萄、胡桃、西瓜等菜果，也是从这条路线上输入的。另 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在大夏（阿富汗北部）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印度）。”可知巴蜀贩运商人早在张骞出使之前就经过印度等地从事贸易活动。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通往东南亚和非洲大陆的一条民间私道，全长3000多公里。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罗马。甘英到达波斯湾头欲渡海去罗马，被安息人劝阻而返，中国与罗马的直接贸易关系也没能建立起来。但是，罗马的物品如夜光璧、琉璃、珊瑚、珍珠、海西布、火浣布、羊毛织品等，还是辗转传入中国。而中国以丝织品为主的商品，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等，也辗转到达罗马。这条贸易通道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另一方面，西方的罗马帝国也努力探索到达东方的贸易通道。当时，波斯的安息王朝处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所以罗马帝国试图从红海地区探索通向东方的海上商路。公元二世纪初，罗马人到达孟加拉湾东岸，然后经由缅甸进入中国境内。据史书记载，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罗马属内的马其顿商人即到过中国。[2]公元162-168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nus,161-180)发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打通了海上通往东方的道路。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今越南中部)，缴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公元226年，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中国管辖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取道桂湘到武昌见了吴王孙权，表达罗马帝国与中国通商的愿望。《晋书·四夷传》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罗马帝国灭亡后，在东西方贸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处于欧亚陆路交接处，新的商道也发展起来，从前亚历山大港的国际贸易地位逐渐让位于拜占庭，丝绸成了拜占庭社会生活中的珍品。但是，拜占庭要购买来自中国的生丝必须经过波斯。为了争夺与中国的丝绸贸易，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发生多次冲突直至战争。直到552年，两个曾经到过中国的僧侣将学到的养蚕抽丝技术带给了拜占廷皇帝，这才打破波斯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3]此后，拜占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养蚕业和丝绸工业。这一传统被意大利继承，所以，直到19世纪末意大利一直是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和出口国。
可见，丝路是中国与西方包括中亚国家共同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些国家共同维护的。当然，各个国家也曾经为了控制这条丝路而展开过竞争和争夺，但共同利益还是把他们连在一起。所以，丝绸之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相关国家人民的利益。
二、大陆战略与海洋战略
一般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大陆国家，长期以来把眼光集中于大陆，并且一直将西域和西北方作为主要的关注方向。这也是历史事实。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即将关注方向从西方内陆转向东南海洋，并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实行陆海并重战略。厘清这一历史事实，有助于消除中国传统的观念，协调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的关系，更好地对外开放，有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的核心地带基本上囿于内陆。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缺陷，而是根据民族起源与发展所处的各种条件所作的自然选择。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是“向西看”，注重西域地区的关系和发展，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唐宋两朝是中国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的转折点。唐代中国国力强大，能够牢牢地控制西域，保证古丝路的畅通。但是当唐代国力衰落之时，就逐渐丧失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丝路也就时断时续了。但另一方面，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唐宋时期已经到达了东南沿海。所以，从唐朝开始中国就面向海洋了。例如，唐代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有了长足发展，唐代人已能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地理导航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唐贞观时将做大匠阎立德曾在洪州造 “浮海大航五百艘”[②] 。李皋（733—792）创造桨轮船，“扶二轮踏之，翔风破浪，疾若挂帆席。”[③]唐代海船以体积大、载量多、结构坚固、抗风力强闻名于世。此前的海上贸易通路主要是沿山东半岛、朝鲜而至日本。而唐代发展起来的海上商道是从交、广出海，以斯里兰卡为枢纽，沿印度洋岸，可抵达西亚、中亚、非洲东海岸港口、地中海沿岸各国。《新唐书．地理志》将这条海上航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唐朝中后期，中国的对外交通重心由西北陆路转向了东南海道，继之兴起了广州、扬州、泉州等三大港市，成为外商在沿海的云集之地。此外，泉、漳、福诸沿海城市，均是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外人乐于涉足侨寓之区。
到了宋代，对外贸易和海关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了，甚至成了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宋朝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宋朝政府对于发展海外贸易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63年）宋政府在广州首设市舶司，[④]以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持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⑤]目的是博买货物和招徕进奉，促进贸易往来。对于各国来华使臣，宋朝也给予较高规格的接待，并赐以服饰、礼品，甚至授以官爵等。宋朝还指令各地方官和中国商人努力招诱番客，对招揽有方的官吏和商人论功行赏，加官进秩。如规定“能招诱（蕃商）舶舟抽解物货累积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⑥]为保证外商贸易的正常开展，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建“蕃市”，以方便外商经营；还在通商口岸创办了专门的驿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招待来中国贸易的外商。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以香料和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和丝织品为主。宋英宗治平（公元1064-1067年）时，政府源自海外贸易方面的年收入达63万贯[⑦]，宋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1年）初更达200万贯[4]，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
元明两朝，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基本上是海陆并重。蒙古帝国的兴起，实现了短暂的“蒙古和平”，使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蒙古帝国出于游牧的历史传统，长于军事征伐并求助于商队供应。因此成吉思汗铁骑所到之处，打破了关卡和垒栅，贸易壁垒也随之扫除。蒙古帝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广设驿站，把各地联结了起来，使东西方陆上交通畅行无阻，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了繁荣。大食、波斯、欧洲和中亚的商旅，沿着古老的商道东行来到中国，中国的商人也驱赶着骆驼商队西往中亚。在古老的丝路上，人们交换着中国、印度、波斯、蒙古高原、南俄罗斯草原、阿拉伯半岛以及地中海的货物。在这些交换中，元代中国的手工业品仍是国际贸易中的大宗交易物品，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丝绸。元代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繁盛起来，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都通过丝绸连接起来。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沟通了东起琉球、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广大地区的贸易。
可见，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单向的内陆战略，而是陆海并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不过，总体来看，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以农立国，经济发达，并不依赖对外贸易，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中国历史上对贸易的忽视。到了清代，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完善，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基本上关闭了对外的大门。例如清代中国将对外贸易垄断权完全交给了广州十三行，始终没有同意西方国家的开关要求，这就严重限制了外贸活动。但是，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海关以后，中国才开始高度重视海洋。尽管如此，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原因，中国仍没有将主要战略重点转移到海洋。例如，即使在清晚期中国朝政仍发生过关于疆防和海防的争论。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沿海经济获得发展，而内地逐渐落后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大力发展内地经济，对于偏重于沿海的经济结构有所纠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战略偏重于海洋。这是因为与发达国家交流和贸易，都要通过海上。这种面向海洋的开放政策，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即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而广大内陆地区相对落后。这种状况也影响了中国西部的开放。实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传统的战略延续，也是新的战略的开始，表明中国当下战略思维的双向特点。
三、政府主导与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政府主导的，目的是推进民间投资，带动整体经济发展。这就是说，民间资本仍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体。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部分。所以，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政府的主导，”一带一路“战略就不可能成功。这也是丝绸之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
最早的丝路是冒险商人开辟的，但在丝路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主导的探险活动和政府对丝路的保护。罗马商人带着皇帝的书信来到中国，希望建立联系并且通商。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了争夺丝路贸易的垄断权，断断续续的战争延续了几个世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政府主导的探险始于周穆王，但真正产生经济社会影响的探险活动是汉武帝派遣张骞所进行的西域“凿空”。此后汉朝政府基本控制了西域。中原与西域的物质文化交流，使中原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西域文化也对中原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代政府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并驻军镇守，进行屯田戍边，设立烽燧、驿站维护交通畅达，推动了“丝绸之路”沿途的经济发展。唐代政府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下设 16个都督府，88个州，110个县，管理着东起玉门关、阳关，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区。公元702年，唐朝设置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而天山以南地区，仍由安西大都护府统辖。这样，北庭大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就成了唐朝在西域的两大管理机构。这是控制丝路和保护丝路畅通的根本方式。
为了保证丝路的畅通，还必须发展沿线的经济。对此，汉唐中国曾大力在西域地区实行屯田。西汉前元十一年（前169），汉文帝曾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击败匈奴后，汉朝政府也在西域进行大规模屯田，以给养边防军。唐朝在新疆的屯田，从公元630年开始到791年结束，前后历经161年。唐代在新疆的屯垦戍边主要有11大垦区，在北疆地区4处，在南疆地区6处；在中亚有碎叶1处。这些都是驻军千人至万人的军镇屯田。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屯田。唐朝在新疆的屯田由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一领导，以军屯为主，还有民屯和犯屯。每屯种地5000亩，有兵500人左右，每兵种地10亩左右，实行供给制管理，产品全归官府。中国政府在西域地区的屯田活动一直延续到清代。准葛尔叛乱平定后，新疆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边防空虚。为加强边疆防御力量，保障边防军的物资供应充足，乾隆帝于1762年下旨在伊犁惠远设置伊犁将军府，屯垦戍边工作同时进行。1764年农历4月18日，乾隆皇帝又下旨，从东北抽调了1018名锡伯族战士，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西迁伊犁屯垦戍边。自1760年到1768年，由喀什葛尔参赞大臣先后动员36000多户维吾尔族农民组成农垦大军，到伊犁河两岸安家落户，屯垦种田。这个农垦大军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以“千户”“百户”为单位，单位首长称“千户长”、“百户长”，分地驻屯，其任务是：平时垦荒种田，战时挥戈作战。
古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但是从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看，可以说基本上依靠两个战略支点，一个是西域，一个是南海。只要牢牢掌控住这两个地区，两条丝绸之路就能够保持畅通。汉唐两代，中国国力强大，基本上掌控着西域。但是在南北朝和两宋时期，由于北部游牧民族的崛起并占据了西北，致使陆上丝路中断。到15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丝路再次受到影响，西方国家不得不大力开辟海路以到达中国。所以，海上丝路又进一步重新繁荣起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南海成为丝路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此时明代中国正值兴盛时期，一度组织庞大的郑和船队进行大规模的海洋探险活动。郑和远航的成功，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开辟了新的航线，更促进了中国人民对南海周边地区的移民和开发。清代中国实行海禁政策，谈不上海洋战略，南海作为中国向外发展的战略支点作用也自然丧失。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几个海洋大国，包括葡萄牙和荷兰等早已经到达南洋地区，并且直接进入中国南海。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列强国家打开了中国海洋门户，中西贸易获得新的发展。但是，海上丝路已经变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之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收回海关权实行外贸管制，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对于海洋的重视不够，更忽视对南海的经略，所以导致南海问题日益严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这些贸易通道正是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也是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通道。所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更是中国伟大复兴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且已经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和收到显著的效果。
四、天下主义与互利原则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够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成果。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进一步创建了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有利政策。但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国家怀有疑虑，认为这是中国崛起后对外扩张之举，更引起少数大国的高度警惕甚至以各种方式作梗。这是我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我们和相关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和摩擦。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类似的矛盾和冲突，使丝绸之路面临着同样的考验。两千多年丝绸之路时断时续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些教训。
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个庞大帝国，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即“协和万邦”和“化成天下”。孔子说：“近者悦，远者来”，[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⑨]即通过提高自身吸引力的方式，把他国纳入相应的国际秩序安排。所以，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民族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约束，主要靠自由自愿，即“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⑩] 到了近代，一方面，西方列强拥有先进技术支持下的坚船利炮，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差异使我们与西方不能进行道德层面上的平等对话。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天下主义，并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秩序。然而，当中国试图以与西方同样的民族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秩序时，却遭到西方的抵制，并迫使中国承认他们强权之下的国际秩序。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中国国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各方面实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中国的发展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引起其他国家一定程度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国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理念：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对他国、对世界决不是挑战和威胁，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越有利。所以，“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构想，更是沿途国家共同繁荣之有益路径，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结合。
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居于大国地位，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经常混淆朝贡与贸易的区别。这就是说，在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中，并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而是实行朝贡原则。在这种关系中，只要对方承认自己为藩属，承诺朝贡即可以获得封赏。如明初厉行海禁，但事实上是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鼓励海外国家的“朝贡”贸易。明朝政府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11]。据《皇明祖训》记载，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国家派遣使者随船入明朝贡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几个，尽管随后的民间贸易也是得到了发展，但国家所看重的仍是“朝贡”。这种观念和制度导致一系列问题。如明代时日本承认自己的藩属地位并频繁“朝贡”。在朝贡过程中，平等贸易的内容自然必不可少，但最大的收益还在于所获得的朝廷封赏。由于日本频繁“朝贡”致使明朝不堪重负，不得不限制这种“朝贡”行为，结果招致走私贸易猖獗和海盗兴起。事实上，单方面优惠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不论对哪一方都是不适当的。单方面的优惠相当于赏赐，也是一种帝国主义思维。经过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重新以大国强国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重建天下主义，既要有“化成天下”价值理想，又要有“协和万邦”的外交实践；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警惕传统的“天朝思维”，始终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友邦国家和人民。所以，“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总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接古今、连接中外，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一条和平发展的共赢之路、一项脚踏实地的伟大事业。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我们必须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杨共乐.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罗马商人曾于公元一百至一百○一年间到过中国.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
〔3〕[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9页.
〔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15，市舶本息）.中华书局，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