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内容提要：自
关键词：亚投行 基础设施 投资 风险预警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核心内容，由此必然产生巨量的融资需求。而这个资金的规模是单个国家很难完成的，于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应运而生。当然成立亚投行还有更多因素的考虑，但由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两大战略的上述亲密背景，二者也被戏称为孪生兄弟。目前，意向成为亚投行成员国的国家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亚投行创立如火如荼的进行，国内对于中国发起建立亚投行一事及其前景呈现一片叫好声。我们不可否认，发起筹办亚投行无论对中国政治、经济还是外交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计划。但是，在举国上下热情高涨的现阶段，我们不能沉溺于欢呼的情绪，而应当保持冷静与警惕的态度，以直面未来中国即将面临的各种风险。只有对风险进行正确的预警，才能步步为营，未来获得真正的成功。
一、亚投行发起及为中国带来的机遇
（一）亚投行的发起
亚投行是中国发起筹建的。
经济学中讲有效的市场中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理性的即是经济的，利益是其行动的最大驱动力。想必世界各国都能够预测到未来若干年中亚太经济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基础设施将是其中的重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直至2020年这一地区将存在近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额的盈利目的下至今已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除了美国与日本外，均已加入亚投行。
（二）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
亚投行创建及未来的运营重点是支持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需要的国家提供资金融通的帮助。而目前已有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行等均不能满足如此庞大规模的融资需求。亚投行的建立不仅为亚太区域的国家带来利好，更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本身而言具有诸多的机遇。
首先，中国必然在整个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受益。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势必会形成欧盟、北美及亚洲共同呈现的“三极结构”，而以目前来看，亚洲这一“极”还没有成熟起来，但是具有巨大的潜力。[①]在这样一种蓝图之下，中国作为亚洲资源、劳动力及资本大国，无疑会在这一领域中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
其次，就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言，中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亚投行的创立一方面帮助中国的资金、技术更快捷的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则能够为中国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近几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已经获得了较多国家的认可，例如中国常年在非洲等国家进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亚投行的建立能够更好地融通资金，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收益锦上添花。
再次，国内经济正处于调结构、稳增长的重要阶段，目前产能过剩是国内经济面临的瓶颈之一。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急需转移过剩产能，亚投行的应运而生为国内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提供了良机。这与我国国内经济的调控方向一致，更加有利于国内经济的顺利转型。
最后，亚投行的建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自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实施细则》的公布，近年来人民币跨境结算量持续走高，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需求体现，中国的金融地位亟待提升。亚投行的建立直接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大的向前推进的了一步。
二、中国面临的风险因素
表面上亚投行是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但从实质上讲亚投行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化金融组织，世界的资本将涌向亚投行进行投资。这就注定了其中会充满各种风险。
（一）金融风险
按照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中介将会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而这种金融危机也将会极大的扰动整个宏观经济，最终造成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而实践证明，他所界定的三类借款人中的后两类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即投机性与高风险性的借款人。[②]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对第三类借款人而言，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切断需要巨额资金流入的企业的来源，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需要资金的企业，而将会以点带面，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我们知道，亚投行的建立旨在对重点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几乎涉及到的所有有关基础设施的项目都具有用资数额大、投资期限长以及回收见效慢的特点。完全符合海曼·明斯基的第三类借款人的特点。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而中国在其中占据最大股份。正如一般的股份制企业一样，若风险能够量化，占据最大的股份数额也同时意味着承担最大比例的风险。
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将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主导创办亚投行，也将国内资本市场扩大到亚洲市场，资本的互通流动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波动都将很快波及到中国。例如某一国家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金的流动性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也比较充裕；而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本国国内的资金呈现短缺，更何况是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极易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又如，国际金融市场必须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带来的风险，汇率的波动造成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直接促使金融危机的爆发。现如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境外流通的规模逐渐加大。据中国银行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人民币跨境指数（CRI）已经达到了240，而这一指数在两年前才仅为120左右，这说明了人民币的境外活跃度。加之亚投行的创立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指日可待。同时也将人民币暴露与更大的汇率风险之下。
（二）政治风险
1.存在政局不稳区域
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投资者考虑的首要因素，相反对于国内而言则是吸引外资最关键的条件。相对于廉价劳动力及原材料等需要考虑的生产要素微观条件外，政治局势则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宏观条件，政局不稳是经济发展的大碍。
亚投行资本的输出国有大多是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其投资风险更大。以前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均出现贷款给政治不稳定国家而无法回收的事实，所以这一政治问题引发的风险将是亚投行也是中国即将面临的风险之一。同时，亚投行的投资目的国家具有民族及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特点，存在宗教冲突，政局不稳的情况，甚至存在有战争风险的隐患；同时，亚非地区有大量的资源储备，政治冲突的背后更加显示出的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剧了冲突的形成，也加大了矛盾解决难度。亚洲地区中导致政局混乱的原因中，民族冲突至关重要。由于民族矛盾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其导致的冲突不只局限在国内，反而往往具有扩大效应向外蔓延，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并且在这样的冲突中采用的手段极为暴力，甚至出现重型武器，一般是以将对方种族灭绝为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政治背景不仅对地区与世界安全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更加不利于国内及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冲突的爆发首先会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直接影响国民的基本生活，除此之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使得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难以持续。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战争爆发之前具有“印度洋珍珠”之称的斯里兰卡，经济一直处于亚洲地区的领先位置，然而随着战争持续，战争费用开支居高不下，经济状况日趋疲软。随之带来苦不堪言的民众生活也成为一盘散沙，在民族分歧强烈的地区，这样的无组织性民众往往会使得战争矛盾升级。
政局的不稳定一方面直接影响投资利益的回收，另一方面更为严峻，即对外投资中本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受到威胁。中国的对外投资已有很多年，输出的不只是资本，还有大量的人力。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参与对外投资的华人就是因为被投资地区的政局形势不佳，而遭受到惨绝人寰的对待。所以，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亚投行未来投资项目的抉择首先需要考虑到地区政局因素。
2.政治博弈风险
从亚投行创立的提议到目前57个国家意向成为成员国，这个过程各个环节充满了美国的反对与阻挠。美国曾游说多个国家劝说不要加入亚投行，其自己到目前为止也是所有大国中唯一没有加入的国家。在已有的世界性金融机构中，美国实质掌握着最终决定权，以此巩固其几十年来的世界霸主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世界格局正在改变，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快速的崛起，不仅自身经济发展迅猛，更为世界经济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短短二三十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前茅。这对美国造成严重的恐慌，特别是针对其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的影响力。始创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虽然拥有67个成员国，但是广泛被认为是以美日为主导对亚太经济实施影响的工具。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这次提议筹建亚投行也是一次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一次正面交锋与争斗。本文认为，亚投行开弓没有回头箭，与美国在未来肯定会有交锋的时候，但是争斗却谈不上。中国提议旨在亚洲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为亚洲谋福利，当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非为了与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美国的种种阻挠做法更加说明了其狭隘、自私的心理。况且，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提议创办亚投行也是被逼出来的。中国曾多次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为中国及亚非国家争取更多资金的支持中，被美国一票否决。这也是中国为了谋求自身发展而不得不迈出的一步。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未来亚投行运作中也会遇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投资的顺利进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做条件。
需要意识到的是，除了在亚投行筹办之时受到的阻挠显示了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在日后亚投行投入运营的进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遭受这种博弈带来的影响。就筹建阶段的各国表现来看，美国为首的反对主要是因为亚投行的建立势必会影响其在亚洲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可想而知，日后的亚投行正常运营中，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或其他经济建设项目中亦会如此。以中国为例，中国也同样受到美国霸权主义思想的侵略，例如南海问题。中国南海宏伟蓝图的实现不可缺少亚投行的经济支持，然而南海领域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筹备势必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亚洲其他受美国影响更深的国家将会更甚，例如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当然，美国这样干预他国政治经济是历史原因导致的，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成为中国在亚投行建立及日后运营中的一个风险因素。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不仅深深的影响着经济与金融，并且还直接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
（三）经营风险
目前是亚投行创立的初始阶段，虽然成员国不断增加，投入资本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但是对于未来的营运情况的顺利与否，还要看经营的效率与效果。虽然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进行经营，但是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直接关乎中国的利益。
首先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借贷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不能顺利的执行。一般而言，大多是由于债务人由于自身种种原因无法按照合同偿还贷款，所以又称违约风险。对于亚投行这样的大型投资银行来说，各个国家就是投资的个体，将个体的资金集中起来共同向需要资金的国家提供资金的支持，或者共同投资于亚洲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由于亚投行主要采用的是间接投资方式而不是直接投资，资金需要国的国内经济下滑、基础设施项目无法顺利进行或者回收，造成亚投行的坏账资金，就是信用风险导致的。信用风险还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上：投资期限长，回收期限长。对一般的投资项目而言周期长就意味着风险系数的增大，任何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更何况还有对外投资中的各类不可抗力的风险因素，信用在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资本风险。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在筹建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特别是财力的支持，上文中已经提及。在数额巨大的投入资本中，部分比例来源于国有资本。在以往的对外投资中，的确出现过投资项目失败或者资本回收不顺利的情况，例如中国在缅甸的多笔“问题投资”至今也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等。同时在对外投资中国有资本的投入往往会强加上政治色彩，代表着政府的经济行为，使得对国有资本的保护愈加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的私人资本而言，亚投行能够带领这些私人资本走出国门，为其创造更广阔的投资空间，但是私人资本也将面临与国内相比更加复杂的投资环境，投入的资本将完全暴露在各类宗教、民族、军事等安全隐患之中。所以，无论是对国有资本代表的政府还是私人资本代表的企业，资本带来的风险是经营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再次是组织风险。亚投行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如何协调诸国间不同的利益以保证亚投行经营的有效性就是组织问题。例如在项目决策上，诸国的利益差异导致纷争不断，为协调各国利益而不断的进行集中沟通，直接延长了决策时间以及降低了经营效率，增加了组织风险。所以，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以及切实可行的制度法规是避免组织风险的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上，较其余几类风险，组织风险是最容易防控的。
（四）国内经济压力
我国国内经济目前正处于调结构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放缓。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为7%，虽然调结构的任务有所起色，但是这个数字毕竟成为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下行，大量企业呈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大学生就业压力也出现最为严重的时期。同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世界大型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撤离中国，而将制造地点迁往东南亚等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地区，大量的外资撤离，对我国东部沿海这些常年依赖于外资的地区雪上加霜，严重阻碍经济的回暖。在政府方面，地方政府债务仍然居高不下，虽然中央政府出台相关存量债务置换的政策，但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虽然开拓对外市场有助于帮助国内经济走出困境，但是中国不能只作为亚投行的出资人之一，仅仅投入资本就可以，中国需要的是亚投行健康稳定的营运带来更大的利益，而更好促进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细胞——企业而言，亚投行的筹建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是在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企业要抓住这个机遇就必须要加强自身实力，使自己能够有能力走出去，并且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在面对大量对外投资的项目时，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则是其“大后方”。现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调整期，实体经济、区域经济及人口等各方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压力，经济发展又具有时滞性，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并非短期就能够缓解，将成为一个中长期的调整阶段。未来亚投行的经营及中国企业的对外业务将面临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而带来的风险。当然，也只有国内的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亚投行才会考虑将资本投入到中国来。这一点更加证实了国内经济压力为我国带来的风险因素；同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避免发生信用风险，所以需要处理好国内经济带来的风险。
三、应对亚投行引致风险的防控建议
与以往我国企业单枪匹马进行对外投资相比，亚投行的建立使得这一行为成为一个国际间政府性行为，风险是有所降低的。但同时正由于是政府行为，更加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更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一）加强自身经济及技术实力
虽然中国在亚投行创立中的出资比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世界竞争的核心在于经济实力，绝不是初始的投资份额。况且，仅仅因为“愿意投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想法也决不可取，这也是不负责的行为。重中之重还是要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来保证未来在亚投行中真正的话语权。虽然目前中国具体的出资比例还没有确切消息，但是成为最大股东已经成为事实，无论最终的出资比例占据多少，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虽然未来中国很可能成为亚投行最大的基础建设资金需要国，但就目前来讲，这笔巨额支出给财政并不宽裕的中国带来不小的压力。加之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巨大，国内经济增速降低。各类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保持国内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才能真正吸引亚投行投资资金的涌入，带动国内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否则，信用风险的加大，只会使得投资资金绕行，让中国丧失在亚投行中的地位。
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技术上的领先，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整个一套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链，在对外投资的很多项目中都能够如期完成甚至取得创新，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及信用。亚投行的宗旨是支持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需要继续保持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并不断开拓。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自身的经济技术强硬一方面为中国国内市场带来更大的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只有拥有一流的经济及技术实力，才能增强别国对中国的信心，这不仅仅对中国本身的大国形象有益；从长远来看看，更有助于现任成员国对亚投行的未来树立信心，为亚洲经济的未来更有信心。增强亚洲地区各国及亚洲作为区域整体抵御世界金融及政治风险的能力。
（二）建立全面的风险评估机制及矛盾协调机制
在亚投行的投资决策中，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风险评估机制，用以评估被投资对象的全面质量，包括其政治环境、民族宗教、投资回收年限中的经济发展预测以及长期信用状况等。只有通过了全面风险评估，投资计划才具有可行性，才能使我国的投资资金及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当然，毕竟不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市场中各个企业之间的投资，仅仅意识形态上亚投行未来就将会面临诸多的矛盾，并且同一投资项目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势必会出现矛盾，所以急需建立一个矛盾协调机制。矛盾不可避免，但是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以最小的成本（包括资金及时间）使矛盾得以化解。
（三）明确责任，建立严格的退出制度
亚投行是一个投资性的金融机构，金融风险无处不在，一旦发生金融风险，根据市场传导必然会伤及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假若每个投资国看到利益就收，看到风险就躲，那么亚投行是无法持久运营下去的。必须形成明确责任、风险共担的意识，共同承担所决策项目的各类利益及风险，不可出现风险一来就退出的现象，这需要严格的制度来保障。这一机制不仅对中国，对其他各国都是防控风险的有力对策。
（四）经营公开透明
亚投行的运行需要一个透明的环境，并且建设期限长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各个环节的监控同样也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这样是有效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投资人充分了解投资资金的去向及使用，是投资者的基本权利。同时亚投行的经营环境透明化也是防止滋生腐败及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本身，在这样的国际化组织中也需要这样的基本前提。
除此之外，中国还需要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提高外交能力，以应对各种国别之间的利益摩擦，包括警惕由于个别国家对投资目标国的干涉而导致亚投行项目无法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
参考文献：
〔1〕 王木克.冷眼东北亚 亚投行:韩国的机遇与挑战[J]. 世界知识, 2014(11).
〔2〕 张晓兰.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 2015(3).
〔3〕 高蓓. 亚投行为亚洲经济腾飞保驾护航[J].国际金融, 2015(3).
〔4〕 白秀兰,赵非甦.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现实分析[J]. 国际金融, 2015(3).
〔5〕 沈铭辉. 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PPP合作模式:中国的角色[J]. 国际经济合作, 2015(3).
〔6〕 李娟娟,樊丽明. 国际公共品供给何以成为可能——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分析[J].经济学
家,2015(3).
〔7〕 黄梅波,韦晓惠. 中国与多边发展融资体系:地位与角色[J].广东社会科学, 2015(3).
〔8〕 中国宏观经济网http://gov.macrochina.com.cn/skins/1/gov/index.shtml.
〔9〕 凤凰网财经专题:亚投行博弈,中国撬动国际秩序.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atouhangby/.
〔10〕网易财经：亚投行57国携手筑梦未来.http://money.163.com/15/0416/03/AN9UJ4CE00253B0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