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陈美芳【泰】/复旦大学

    内容提要：泰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泰国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对外合作与本国的政治经济运行状况密切相关.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除本身具有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外, 更多取决于如何研判泰国近年来政局动荡导致的政治风险。中泰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开展投资合作具有地利优势。本文对中国企业投资泰国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企业  “走出去”  泰国  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

    一、泰国的投资环境及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现状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南部，东南临暹罗湾，北部和西部邻缅甸和安达曼海，南部与马来西亚接壤，它的狭窄部分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泰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处于东南亚地区的腹地，是亚洲和东盟的门户，也位于东盟市场的中心。泰国地处东盟海陆空交通中心，将来会成为连接东盟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互联互通枢纽的位置。对中国而言，泰国不仅是中国通往东盟国家和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重要通道，而且其有助于中国更容易进入和打开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泰国对中国企业而言，泰国主要具有如下的投资区位优势：

    1.丰富的自然资源

    泰国因地形多样使它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泰国的金属矿资源主要有锡、铁、锰、钨、铅、锌、锑、金、银、铜等，而锡是最重要的矿产。锡主要分布在泰国南部各府，以及北部和西部，如清迈、喃邦、青睐、夜丰颂等府。在燃料资源方面，泰国拥有石油、天然气、煤等。其中油气资源分布在泰国内陆、泰国湾和安达曼海。内陆的石油资源广泛分布在北部的清迈、素可泰、甘烹碧、彭世洛等府。天然气资源分布在泰国东北部的孔敬府和乌隆(府。根据《油气杂志》(Oil & Gas Journal)的数据，2013年1月泰国探明的石油储量为4.53亿万桶。2011年，泰国平均每天生产石油制品约39.3万桶，其中14万桶是原油，8.4万桶是凝析油，剩余的是其他石油产品。[①] 此外，泰国还是世界第一大橡胶生产国，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约三分之一。

    2.良好的市场潜力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泰国的市场潜力比较大。泰国约有6700万人口，在东南亚地区排第四位。2013年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87.3亿美元目前，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东盟国家中排在前五位，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泰国不仅积极推进建立与东盟成员国间的多边自由贸易区，还与一系列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秘鲁和智利等国，通过这些措施，消除了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提高了商品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增加了外资企业降低成本及增加利润的空间。

     3.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

    泰国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能促进技术创新的投资。为了增加外资企业来泰国投资的吸引力，1959年泰国建立了投资促进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简称BOI)。作为泰国吸引外资的管理的机构，通过投资促进委员会，泰国政府实行了开放市场的经济政策，并提供了一系列税收优惠、进口关税豁免或减税措施，以及允许外国企业拥有土地。投资促进委员会制订了以下的投资政策：(1)更有效地利用免税优惠，对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项目，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2)支持各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标准及质量体系，以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凡通过审批获优惠待遇的企业，投资额需在一千万泰铢以上；(3)重视以下行业的投资：农产品加工业、高科技、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产业。[②]

     4.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

     在进行跨国经营活动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前来投资，它不仅给外资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能降低投资成本。泰国拥有很广泛的交通网络覆盖全国，即公路、铁路、航空以及港口。公路运输是泰国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在泰国运输网络中占80%。泰国有超过39万公里的公路运输网络覆盖全国。泰国还有一些与亚洲国家合作的项目，重要的项目有亚洲公路网、东盟公路网，以及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三角经济区发展合作框架下的多边公路发展项目。在铁路网的建设方面，2014年，泰国军政府“全国维护和平秩序委员会”批准了2015-2022年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在8年计划中将把原有的六条路线改建成复线铁路。同时，为了使中国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提升到新的水平，泰国将修建两条新的复线铁路，以与中国和老挝的铁路联通。在港口方面，泰国海岸线长3219公里，拥有4000公里的水道。此外，泰国与缅甸两国达成了合作协议，双方签署了土瓦经济特区及其相关工程领域的综合开发备忘录，重申泰方与缅甸密切合作，以开发缅甸土瓦区域的深水海港和工业园区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若土瓦港建成，将降低泰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运输成本，减少依赖运价高昂的马六甲海峡。因此，土瓦港在未来有望成为具有货物联运能力的综合物流中心。

    在2013年的东盟博览会上，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中国将积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争取到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额达1500亿美元，东盟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优先发展方向。[③]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发展较快，规模不断扩大。1989年中国向泰国申请投资优惠的项目只有14个，到了2004年中国企业向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申请优惠项目并获得批准的有20个项目，金额为1.4亿美元。2007年中国企业通过批准的项目增加到26个，金额为5.2亿美元。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企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虽然通过批准的项目增加到27个，但金额仅为0.15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恢复增长，通过泰国促进投资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有15个，金额达到0.25亿美元。2010年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快速增长，通过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有36个，金额为7.07亿美元。2013年由于泰国的政局动荡充满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投资金额为4.79亿美元，下降了148%。

    目前，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盟在华投资增速，中国投资占比在逐渐提高。^〔1〕其中，中国对泰投资列泰投资来源国第二位，投资申请仅次于日本。鉴于2015年将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在未来三年中将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泰国投资，中国企业向泰国申请投资优惠奖励的项目年均增长率将接近40%，泰国在中国对东盟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仅次于新加坡和缅甸。^〔2〕

    在具体项目方面，2010年-2013年期间，中国企业在泰国的投资领域主要有橡胶制品、农产品、矿物、陶瓷制品、纺织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与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服务业。其中，金属制品及机械设备是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最多的领域，投资项目数量有40个，投资总额为138.60亿泰铢(约27.72亿人民币)。第二大领域是农产品，投资项目数量有26个，投资总额为81.36亿泰铢(约16.27亿人民币)。第三大领域是化工产品，投资项目数量有21个，投资总额为24.26亿泰铢(约4.85亿人民币)。第四大领域是电器电子产品，投资项目数量有19个，投资总额为17.56亿泰铢(约3.51亿人民币)。第五大领域是轻工业或纺织业，投资项目数量有14个，投资总额为28.81亿泰铢(约5.76亿人民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有：

    (1)创冠环保资源(泰国)有限公司(C&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ailand)) 的扩建项目，计划扩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设立于曼谷，投资金额为8.92亿泰铢(约1.78亿人民币)。

    (2)上海双钱集团旗下的华泰橡胶有限公司(Hua Tai Rubber Co.)的合资扩建项目，投资金额为8亿泰铢(约1.6亿人民币)。华泰公司于1994年在泰国宋卡注册成立，主要生产天然橡胶制品，特别是STR橡胶，并向中国、韩国以及欧洲国家出口。

    (3)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旗下的法士特汽车传动(泰国)有限公司(Fast Auto Drive(Thailand)Co.,Ltd)的新投资项目。该公司是法士特集团海外的第一家独资公司，也是首批的海外生产基地，其设立于罗勇府的东部沿海工业区(Eastern Seaboard Industrial Estate)，投资金额为4.83亿泰铢(0.97亿人民币)。该公司主要生产汽车零件。

    除了上述公司与项目以外，目前还有其他比较著名的中国企业在泰国直接投资，如：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海尔电器(泰国)有限公司(Haier Electric)、中集集团(CIMC Group)、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CCIC)、美的集团(Midea)、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rporation)、TCL集团等。

    二、中国企业在泰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对泰国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在该地区投资的政治风险也日益加大，下文结合跨国投资风险的理论分析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存在的政治风险。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最先提出“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一词，主要用来反映美国企业对政府干预的不信任，以及外国政府或企业试图影响、控制东道国企业的现象。^〔3〕柯布林(Stephen J. Kobrin)主张从两个方面来定义政治风险，一是根据政府或主权的干预行动来定义政治风险。这一概念与东道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对私人商业企业的所有不适意结果有关，表现为没收、现金返还、对商业交易的限制等；二是将政治风险等同于任何强加给企业的政治事件的发生，例如包括暴力、恐怖主义以及游击战团体。^〔4〕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政治风险概念的研究有两个新的发展，一是由政府直接和极端的行为转向更多样的限制性措施，二是日益重视政府以外的力量。杰弗里(Simon Jeffrey)将政治风险定义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起源于东道国内部或外部，负面影响一个选定的团体或大多数外国商业运作与投资。”^〔5〕肯尼迪(C.R. Jr. Kennedy)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政治风险，涉及影响企业盈利的宏观经济社会政策(财政的、货币的、贸易、投资、产业、收入、劳工、发展)等法律和政府的(Legal & Government)非市场因素与政治不稳定性(恐怖主义、暴乱、政变、内战、起义等)引起的超法律(Extra Legal)的政治风险。^〔6〕丁(Wenlee Ting)则认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既定经营结果(收入、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等)的非市场不确定性或变化，这种不确定性或变化可能导源于东道国政治、政策、外汇制度的不稳定性。^〔7〕兰斯克(R. Lensik)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政治风险研究的是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实体关系的不确定。政治风险是一种政治力量引起的经济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公司的经济活动成负面影响。^〔8〕

    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在泰国进行跨国经营中无法避免的主要风险。它具有复杂性，涉及到政治的稳定性、治理结构的缺陷、政策的变化、政府腐败问题和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这些因素影响中国企业在泰国的跨国经营环境，可能使中国企业遇到不利的影响，或导致跨国经营活动无法取得预期的经营回报或利润，甚至使中国企业部分或全部的投资资本受到损失。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政治稳定性

    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是外国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政权保持稳定，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东道国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更迭频繁、民族纠纷、政治敌对势力强大、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以及宗教矛盾等各种原因，往往会导致东道国发生政治、社会动荡，甚至会演变成骚乱或内战。这种现象将导致跨国企业正常经营中的外部经营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给跨国企业带来影响，可能会导致跨国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中断。

    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泰国已经换了7任总理，其中只有他信政府任期满四年。政权更迭频繁往往会影响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因而导致外国企业对泰国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除了政权更迭频繁之外，政治动荡是泰国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政治问题。自从他信政府被推翻后，反对他信势力的黄衫军和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在泰国社会分别主导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泰国的政治分裂日益激烈，甚至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反对他信的示威者大部分是来自泰国南部，而他信的支持者大多数来自泰国北部和东北部。2008年5月25日，为了抗议沙马政府，黄衫军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占领了总理府、外交部、交通部以及其他政府机关。9月2日，发生了黄红之争，使双方示威者受伤40名，一名死亡。2013年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为了逼迫英拉政府下台，在曼谷举行了封锁曼谷行动，虽然这次集会没有爆发流血冲突，但对中国企业经营活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治理结构的缺陷

    泰国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家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正如达努瓦·沙卡利(Danuvas Sagarik)指出的：“泰国近年来发生的政治不稳定表明泰国的民主制度存在着重大问题，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的三权分立未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例如，2001年川·立派政府下台之后，2001年2月9日他信·西那瓦赢得了下议院的最多席位，他信上台后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为“他信经济(Thaksinomic)”，并提出政府以加强国内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的平衡为目标。他信政府的治理风格是采用管理企业的“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方式管理国家，总理像企业里的CEO，其有管理和监管国家的政府各个部门的义务，而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就像企业各部门的经理。虽然这种治理方式对泰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到泰国国内的学者和反对派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他信推行的经济政策的真正受益者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他信家族和与他信有关系的利益集团。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引起泰国社会阶层分裂逐渐加大。导致泰国部分民众对他信政府不满情绪高涨，引起国内出现反他信和亲他信力量的博弈，最后演变成了政治危机。

    2014年5月22日泰国军方以“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为名决定以军事政变手段解决泰国政治危机。同年8月25日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签署御令，正式任命“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陆军司令巴育为泰国第二十九任总理。巴育当选泰国临时总理之后，深层的社会分裂问题未能解决，反他信、亲他信两个党派的势力仍然存在，不知何时将重新爆发政治冲突。泰国近10年的政治乱局对泰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破坏了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国民经济饱受摧残，社会阶层对立情绪增加，也破坏了国家的形象，影响了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

    3.政策的变化

    目前泰国军政府计划对泰国政治进行改革，政府政权的转换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确定性，包括吸引外资政策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是中国企业在泰国跨国经营中不能忽视的问题。对中国企业在泰国的跨国经营而言，泰国政策多变会对中国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中国企业参与的泰国政府项目较为明显。例如，近几年中国有意与泰国在高铁方面进行合作。2010年在阿披实政府时期，泰内阁已审议并批准了泰国与中国合建的高铁项目，根据计划双方将共同成立股份比为51：49的合资公司。但由于泰国政局不稳，政府于2011年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导致该大型项目搁置。2013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之时，双方在曼谷共同发表了《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为了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的发展，双方同意通过连接老挝和缅甸的铁路网络，并签署了《中泰政府关于泰国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与泰国农产品交换的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中方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泰国试图以农产品(包括大米和橡胶)支付中国高铁投资的部分产品和服务的费用，在中泰高铁合作协议的框架之下，双方达成了“大米换高铁”的意向。然而，2014年5月英拉政府下台，5月22日军政府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重新考虑了高铁项目的可行性。虽然军政府没有停止与中国的合作，但该决定会影响到中国在泰国投资的其他项目的规模。

    4.政府腐败问题

    泰国政府在国家治理的过程出现了广泛贪污腐败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腐败现象被泰国民众认为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虽然十多年来每一任泰国政府，从他信政府、素拉育政府、沙马政府、颂猜政府、阿披实政府直到英拉政府都试图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并推出了一系列反腐败政策和手段，但均未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根据1998年-2012年泰国的国家廉洁指数显示(见图2)，从1998年开始，泰国的国家廉洁指数一直较低(满分为10)，数值在3.0-3.7之间。到了2012年该指数的评分方法有所变化(即将满分数为10分改为100分)，此时执政的英拉政府获得的评分为37分。可见，泰国腐败行为有着日益严重的发展趋势。

    对于泰国的贪污腐败情况，泰国商会大学的“2011年泰国腐败情况报告”通过对泰国私人企业、公务员以及普通民众等2400个对象进行的调查发现，有81.2%的私人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时曾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贿赂，贿赂金额约占合作项目的25-30%。出现贿赂行为最多的项目是路桥建设和维修项目，其次是政府设备采购。2011年6月泰国商会大学发布英拉政府时期的“腐败指数调查”时发现，英拉政府执政时期，泰国的腐败指数有所上升。有85.9%的企业家表示，在与政府部门合作或交易过程中必须支付原有的合作或交易项目的30-35%额外金额给政治家、政府官员，而只有4.7%的企业家没有贿赂行为。

     5.泰国南部边境三府的恐怖主义问题

    泰国南部边境三府，即北大年府、也拉府和那拉提瓦府。该地区与马来西亚接壤。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既有丰富渔业资源，也有森林资源。该地区重要的经济植物是橡胶棕榈油。大部分民众有马来血统，信奉伊斯兰教。十年来泰国南部边境三府频繁爆发暴力冲突，特别是从2004年1月起，泰国南部的那拉提瓦府里的约20所学校被烧，当天武装分子还抢劫了那拉提瓦军火库。从此，该地区的动乱不断，情况日益严重，爆发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虽然2005年泰国政府对北大年府、也拉府和那拉提瓦府等泰南部三府实施紧急状态令，但也未能使情况缓解。泰国南部的暴力事件持续十年不断地发生，不仅是这些三府，还延伸到泰国南部宋卡府的沙道市、沙巴维市、贴帕市、乍纳市、纳塔威市以及泰国南部重要的经济枢纽合艾市。十年来，泰国南部边境地区爆发了约8540次恐怖事件，有约9965人受伤，约5352人 死亡。近年来，虽然泰国政府已经尽量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包括与分裂主义组织进行谈判，该问题至今并没有被解决。泰国南部边境地区频繁爆发的恐怖袭击，使南部的商业、旅游业处于低迷状态，也对一些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橡胶行业。

    三、结论

    通过分析泰国的政治风险状况，可以看出泰国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国内政局不稳定、治理结构的缺陷、政策的变化、腐败问题以及泰南边境三府的恐怖主义问题。这些现象都给中国企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在这个新兴市场规避政治风险的需要，本文认为，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1.由于泰国仍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政治风险，如政治运动和暴乱、恐怖袭击等，这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风险往往会给中国企业带来风险。因此，为了确保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对境外投资的保险机构、承保条件和范围、保险金额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制定符合国情的政治风险保险制度，降低中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在政治风险中的损失，为他们提供海外保险的相关补贴与担保。

    2.建立政治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实施多年。在这个过程之中，政府的一项职能便是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搭建起评估与预警的信息平台。但与美国等国权威的评估机构相比，中国有关部门的通报机制还十分落后，对政治风险的专注度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整合各方面的数据，建立一个相对权威与全面的风险评估数据库，减少企业为寻求第三方评估带来的支出，并促进海外投资的健康发展。例如，2013年支持他信前总理的红衫军和反政府组织(PDRC)的分歧导致泰国国内政治动荡，引发了2014年5月22日发生了军事政变。发生军事政变后，虽然军政府在短期内能够控制泰国的政治稳定，但是仍然无法解决泰国政治和社会的高度分裂，导致潜在的政治风险上升。目前，中国国内并没有专门针对企业在海外敏感地区投资而建立的评估预警机制，这对中国企业对泰国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投资是不利的。

3.继续深化中泰战略合作。如果考虑外部因素影响，那么，得益于中泰战略合作的历史机遇，泰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将很有可能在做大蛋糕的增量改革过程中得到有序化解。泰国政治冲突的根源在于改革的利益分配，这一问题在存量改革情况下近乎无解，必然导致政治层面的零和博弈。而中泰战略合作则有助于在根本上改变泰国存量改革的发展难题，使其拥有足够的发展红利以弥补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客观损失，从而促使新旧利益集团的和解与妥协。^〔9〕例如，2014年12月19日，在泰国曼谷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的李克强总理会见泰国总理巴育，并见证双方企业签署《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泰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由此，中泰两国将合建总长800多公里的铁路，连接泰国北部的廊开府、南部罗勇府港口马普达普和曼谷，并和计划中的中老铁路(昆明至万象)连接，预计投资106亿美元，并将全部使用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装备建设。[④] 这将有助于泰国依托铁路网建设进一步融入次区域合作，从而在资源、资本、市场、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

参考文献：

〔1〕周方冶.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7页。

〔2〕全莉.中国与泰国：全面拓展跨新阶.载东盟发展报告(2013).崔晓麟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3〕Root, Franklin R., U.S. business abroad and political risks. MSU Business Topics, Winter 1968,pp.73-80.

〔4〕Kobrin, Stephen J., when do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result in increased investment risk?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Fall 1978:pp.113-122

〔5〕Jeffrey, Simon,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Fall 1982.pp.62-71.

〔6〕Kennedy, C.R.Jr., “Political Risk Management: A Portfolio Planning Model”, Business Horizons, 1988:pp27-33.

〔7〕Ting, Wenlee, Multi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investment and marketing decisions.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88, 30(2): pp.31-33.

〔8〕Lensink, R., Capital flight and political ris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99, 19(1): pp.73-92.

〔9〕周方冶.泰国政治持续动荡的结构性原因与发展前景.亚非纵横，2014年第1期，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