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事权的合理划分是处理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没有合理的事权划分，就不会有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纵观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状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量。

第一，原有存量事权的划分，大致定格在1994年分税制的框架之内。期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大都以收入为主线展开，如所得税分享改革、燃油费税改革等。而零星进行的政府间事权微调，如部分高校、地勘、煤炭下划，以及地方部分石油事权上收，或者通过央企兼并上划的企业，也都具有“收好放坏”的特征。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滞后，致使分税制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第二，其后新增的事权，基本采取上下“共事”的形式。这一现象在2000年之后尤为突出，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生态环境等，在公共财政思想指引下，一些长期政府作用领域缺位的“事权”逐渐得以重视。这些新增事权的制度设计，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形式，并以“上级决策，下级执行，经费分区域分级分比例分担”的原则加以维系，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同事权。这样做，表面上看较好实现了改革目标，但这种不加区别的事权划分，背离了分税制的初衷，是“条条”干预“块块”的另一种表现，较难充分体现千差万别的公共产品需求，不利于长远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及其可持续运行。

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我们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来设计，而在实践运行中，面对不断出现的基层财政困难，2007年又开始寻求“事权与财力相匹配”，2013年则进一步升华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可见，这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变化过程。

长期以来，“上下不清，左右不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象刻画了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不规范、不合理的问题。以2013年为例，中央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46.6%，而支出占比仅为14.6%，二者离差高达30个点，明显存在着“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或称事权不足。同样，对地方财政而言，则是“小马拉大车”，或称事权过度。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上的“越位”“缺位”问题，降低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功效，成为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政府间事权划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关系再调整，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就基本的改革而言，一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依法推进各级政府间事权规范化、法治化，研究出台政府间财政关系法。二是按照外部性、信息处理的复杂程度与激励相容三原则，重新梳理、评估、界定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三是有效兼顾事权、财权与财力三者间的关系。在新一轮财税改革中，要达成“事权与财权匹配是体制设计的起点、事权与财力匹配则是体制执行的结果”基本共识，特别是赋予地方政府合理的、相对独立的事权，必要的财政权(一定的税收调节权、较为完整的支出权、适度规模的举债权)，以及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财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