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魏哲铭/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在分析消费者基本生活支出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应用此模型对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付能力做了测算。实证分析表明，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目前陕西省的筹资水平与农户的支付能力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仍然有小部分农户无支付能力。因此，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加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可以提高这部分农户的支付能力，从而促进新农合良性、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合作医疗  农户  可支付能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如何合理科学地筹集资金问题，农民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对筹集资金水平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对陕西地区农民的合作医疗的客观支付能力进行了定量研究,力求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入户调查，该调查是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研究调查的组成部分，课题组于2008年1月进行了调查，共覆盖商洛市、宝鸡市、咸阳市，包括镇安县、陇县、武功县等3个县，云盖寺镇、木王镇、柴坪镇、王家湾镇、东风镇、曹家湾、普集镇、贞元镇、西关镇等10个乡镇，云镇村、柴坪村、坪胜村、普东村、普中村、普西村、普邑村等18个村，420户农户，在去掉不完整的观察值以后，409户农户构成了我们的分析样本，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和家庭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和外部数据吻合良好，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

本文采用分析消费者基本生活需求支出的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经济学家L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利用此系统可以测算出农户是否具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付能力。而对支付能力的测算是建立在对消费者的基本消费需求水平之上的。应用该系统有三个假设：一是一定时期内农户对于各种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他们的纯收入水平。二是农户对食物、衣着、住房、燃料、医疗保健、教育、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的各项生活需求可分为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两部分。三是基本需求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发性消费，即纯收入为0时，举债或者动用过去的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它又可称为“自主性需求”，消费者只有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按照边际消费倾向将剩余收入分配到不同的非基本消费支出中去。通过对各项生活支出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消费者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消费需求，消费者的收入只有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需求之后才可能用于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基本消费需求水平便可作为衡量消费者是否具有医疗保险支付能力的基本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水平，说明其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则可以认为这部分消费者不具备医疗保险支付能力；反过来，如果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高于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水平，则可以认为其具有医疗保险支付能力。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基本函数形式为:

D_¡=A_¡+β_¡（Υ-∑A_¡），（¡=1，2，…，n）                                      （1）

在该公式中，D_¡为第¡项生活消费需求的总支出，A_¡为第¡项生活消费的基本支出水平，β_¡ 为第¡项生活消费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MPC_¡。Υ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经过数学变换，上式可以转换为：

D_¡=A_¡+β_¡Υ-β_¡∑A_¡= A_¡-β_¡∑A_¡ +β_¡Υ=α_¡+β_¡Υ（¡=1，2，…，n）                （2）

公式（2）是线性回归方程，利用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可求得α_¡，β_¡的估计值。

A_¡与α_¡ 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A_¡-β_¡∑A_¡=α_¡                                                                                                                          （3）

方程两边求和

∑A_¡-∑β_¡∑A_¡=∑α_¡

∑A_¡（1-∑β_¡）=∑α_¡

则有∑A_¡=∑α_¡/（1-∑β_¡）                                                   （4）

将公式（4）代入（3），便可将基本消费A_¡ 表示为α_¡，β_¡的函数：

A_¡=α_¡ +β_¡∑α_¡/（1-∑β_¡）                                                  （5）

在确定了生活消费需求函数的公式后，便可算出农户对于各消费项目的需求收入弹性。

计算公式如下：

E_¡=（dD_¡ /dΥ）*（Υ/D_¡）=β_¡*（Υ/D_¡）                                       （6）

公式（6）中的E_¡为农户对第¡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样本农户收入以及生活消费状况：

表一：

农民家庭全年的收入包括家庭所有成员所获得的收入，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养殖、外出打工、经商、政府救济等各种收入。而家庭全年的纯收入则要扣除生产性支出，包括购买各种生产资料的支出以及机耕、灌溉等相关费用和用作饲料的自家粮食。而基本生活支出则包括食品、衣着、燃料等各种日常生活费用。即使农民纯收入为0或者负债，维持生计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从样本平均水平来看（见表一），农户年纯收入为14587.92元，而生活费用总支出为8355.49元，占农户年纯收入的57.28%，其中基本生活支出占农户年纯收入的26.03%，是农户最大的一项开支。其次是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其中医疗保健户均支出1852.7元，占生活消费的12.70%。可见，陕西省农民的医疗负担仍然较重。

表二：

将农户按纯收入5等分，由少到多，可以看出，随着农户纯收入的提高，生活费用总支出也在不断的增加。在最低收入组和中下收入组，生活费用总支出都大于总支出，意味着，这两组农户是靠举债或者动用储蓄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在基本生活支出中，最低收入组户均2544.86元，最高收入组户均为6566.88元，两者之比为38.75%，是两者纯收入之比6.39%的6.06倍。这说明了基本生活的支出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发性的消费，与收入水平的变化的相关性非常小。而教育支出在农户的支出中也呈现出刚性的特征，当然这也反映了陕西历来注重教育的传统，宁肯减低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或者负债也要优先考虑对教育的支出和供给。基本上教育费用的支出不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而医疗保健费用在生活费用各种项目中的也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一方面是由于疾病本身就有着很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得疾病的风险有着放大的效应。同样，农户的年龄结构也对医疗保健费用的支出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外，随着农户纯收入的提高，高收入家庭可能会有更好的疾病风险防范意识，例如日常的体检和平时的更好的保健。从而减少了疾病尤其是大病的发生。当然样本也说证明了医疗费用的支出也呈现出了正态分布的特征，在409个总样本中，其中有45个农户在2006年—2007年没有发生医疗保健的支出。其中243户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在1000元以下，占总样本的59.41%，而这部分农户的总的医疗保健支出为115300元，与总样本624500元的比重为18.46%。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出在5000以上的农户为35户，这部分农户的支出额为257500元，占总样本医疗保健费用的41.23%。

表三：

根据样本对农户全年纯收入和各项生活消费指出的调查数据，可以求得总样本和各收入组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参数的估计值（见表三）。除了教育支出和医疗保健与收入间的β估计值无统计意义以外。其余各项的生活费用开支的α，β估计值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生活费用支出和农户年纯收入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从表三中可以看中，随着收入的提高，在基本的生活支出中，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这是因为对于基本生活的消费的变动不大，虽然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这也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表四：

根据公式（5）和公式（6）可以计算出总样本以及各个收入部分的各个消费项目的自主性消费水平及价格收入弹性系数（见表四）。其中基本生活支出的自主性消费为3611元，明显高于其他生活项目的支出，在整个生活费用总支出中占了47.98%。其中医疗保健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为0.19。各个收入组的医疗保健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是在各项中比较低的，并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对医疗保健的购买和消费，是非常缺乏弹性的。一方面是由于医疗保健的可替代性非常的弱，疾病风险发生的不可预见性，只有在疾病发生了，农户才不得不购买医疗保健服务，是一种引致需求导致的消费。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疾病的发生，而费用支出大部分都是由于重大疾病导致的，因此也没有导致医疗保健费用大幅度增加。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能力的测算：由于基本生活支出是维持生计的基本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自发性消费，即使农户的纯收入为0或者为负债时，农户举债或者动用过去的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而农户家庭的纯收入首先得满足基本生活支出之后，才能将剩余的收入按照农户的偏好分配到其它的项目，农户也才有可能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农户纯收入小于基本的生活支出3611元，说明农户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因此被认为完全无支付能力。而农户的纯收入大于基本的生活支出3611元，但是低于所有生活项目总支出7642.53元，那么农户就不得不在基本生活支出的其它项目之中做出选择和调整，不过还是具有支付能力的。如果农户的纯收入大于所有生活费用的自发性消费之和7642.53元，那么被认为完全具有可支付能力。按照这个标准，根据农户的纯收入则可测算出他们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付能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能力测算

三、结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的讨论可获得如下结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陕西省有13%的农户纯收入在3611元以下，连基本的生活也很难维持，因此完全无支付能力，有26%的农户支付能力较差，有61%的农户完全有支付能力。因此，按照陕西省的经济条件和农户的收入情况，目前的筹资水平基本上是适合的，农户的支付能力有限，筹资水平不宜过高。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增强财政支持。尤其是收入状况最差的农户的收入水平，完全无支付能力的农户基本上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效益，致使其始终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按照森的观点，贫困其实是对权利的一种剥夺，因此，这部分农户也无法分享新农合所带来的收益。Joachim von Braun等人证明：越是贫困的农村居民,家庭保障越为脆弱,越依赖具有风险分散功能的社会保障。对于这部分绝对弱势群体，应该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事实上，居民的支付能力是不相同的，所以，筹资的水平公平往往被认为是不公平的。WHO颁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把筹资公平性作为三个主要的卫生系统绩效评价体系之一。

2．随着农民纯收入的逐步提高，可适当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目前，陕西省实行的个人筹集资金的标准是每人10元/年，按户缴纳，目前的模式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即低缴费率，低给付率。同时，在这次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对“医疗报销缓解家庭困难”持认同态度的占到72.4%，有25.8%的认为作用不大，有1.8%的则认为一点没用。但是按照陕西省的经济条件和农户的收入情况，目前的筹集资金的水平基本上是适合的。但是随着农民以后纯收入的增加，可以适当的提高筹资水平。

3．增加政策支持。加大新型合作医疗的宣传，积极引导和培养农民的保健意识和风险意识，合理调整消费结构，尽量减少不不健康的消费。从而相应的增加对医疗保健的支付意愿。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首要的问题在于要提高认识水平，而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认识最为重要。如果各级政府没有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就不可能带动全体农民和相关主体积极地去进行这项利国利民的事业。当然，政府还有责任去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认识，使他们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农民是新农合的主要当事人和受益主体，农民的认同和积极参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也取决于政府的宣传和引导。因此，通过立法形式来加强各级政府和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加强农村医疗保障立法，通过立法可以提高各级政府和农民等各方对农村医疗保障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立法可以明确各方责任，保障制度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特别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重要性。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连续和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参合农民对政策的认同和接受程度。这样可以做大合作医疗的基金规模,提高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和参保待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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