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的成功实施，较好克服了“统收统支”和“包干制”的诸多弊端，实现了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转变。这一重要的制度创新，历经20年的实践运行，初步构建了现代财政体系框架，奠定了市场经济制度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有关分税制的历史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但受改革初始条件的约束，分税制其实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还留了个不小的尾巴。

一般地，维系财政体制有效运行有三要素，即政府间事权的划分、政府间收入的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考察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就事权划分而言，仍沿袭着1994年前“不清晰”的划分，事权过分向下倾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较为突出；就财权划分而言，由于层层强调“集权”，政府间纵向财力“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就转移支付而言，出现了专项转移支付一般化、一般转移支付专项化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政府间财政关系“三驾马车”几乎同步“失灵”，更与“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债权”的构想相去甚远，凸显了该项制度演进的衰退、异化甚至背离。目前维系这一体制正常运转，一靠政绩考核制度，形成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治行政控制，二靠中央充分集中财权，形成了对地方的财力控制。基于法治化、民主化、规范化视角的进一步考量，现行的分税制也亟待提高。

纵观近些年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结果不令人满意，后续跟进的改革创新显得有些不足。如一些零星的改革，大都停留在修修补补的层面，碎片化、表层化问题突出；有些改革处于方案论证或试点试验中，出现了选择性、被动性改革的问题；受部门（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甚至还出现了改革的逆向性选择、狭义经验主义倾向。当下，改革的滞后性已引致社会各界的诟病，并产生了诸多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

事实上，分税制前的1993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4349亿元，而到2012年则高达11.7万亿元，扩大了27倍。同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2.3%提高到22.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22%提高到47.8%。也就是说，随着政府作用领域和财力配置范围的扩大，原有的“小口径”、“窄范围”的财政体制运行模式呈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

财政体制在整个财政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分税制是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最有效的实现形式。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和财政分权制度，就是要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不动摇，正视现存的矛盾和问题，有效兼顾多方利益关系，下决心重启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升级版营造优良的财税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