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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残差法估算和分析了辽宁生产要素对产出贡献的影响和趋势，探讨了提高要素生产率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资本投入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占绝对优势，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由正转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波动较大。“十四五”时期，辽宁经济增长将面临资本增速下降、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低效率等多重冲击，在资本和劳动力发展趋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保持稳步上升，以此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  高质量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内生动力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之外，其他所有因素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一般以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为代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变革重点。

供给侧对应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包含资本、劳动力、土地、制度、创新等。从供给侧角度看，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本质是要素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进入更高的水平，工业化进程进入后期，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下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逐步增强。如果经济增长没有顺利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那么经济减速乃至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较大。

新常态下，辽宁经济正处在结构性减速增长时期。由于辽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越发严重，环境问题对生产的制约日益凸显，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辽宁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弱化。“十四五”时期，辽宁将处于工业化后期，城市化成熟期，依靠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迫切需要以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创新驱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解决当前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

（一）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1.测算方法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残差法来估算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因为此方法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理论和数理推导的基础之上，不存在逻辑性错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中，是产值，是资本存量，是劳动力，是综合技术水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弹性系数。索洛残差法是基于生产函数模型的创新，即，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率可被分解为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减去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增长率之后所得的残差。

2.数据说明

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是1991-201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来衡量；总产出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并且利用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将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转化成以1990年价格为不变价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的估计是利用“永续盘存法”，根据上一年的资本存量和当年的资本形成来计算当年的资本存量。其中，资本形成利用投资价格指数将当年价转化成1990年价；折旧率参考文献和专家意见设定为6%；1990年初始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1990年资本形成额除以折旧率与1990年至2000年资本形成几何年均增长率的和。

（二）测算结果与分析

1.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占绝对优势。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辽宁资本产出弹性为0.65，即资本存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经济增长0.65个百分点。1991-2017年，辽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中高—高—低”的过程，其中，2004-2016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70%以上的高位运行，个别年份的贡献率超过了100%，显现出畸形的投资拉动特征。

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由正转负。辽宁劳动产出弹性为0.35，即劳动力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经济增长0.35个百分点。1991-2014年，辽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为正，2013年最高，贡献为15.6%。2015年以来，辽宁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劳动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由正转负，2017年为-6.0%。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波动较大。从增速来看，辽宁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增长趋势，1991-2002年处于稳定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为3.6%；2003-2010年处于震荡回落阶段，年均增长率为1.4%；2011-2016年处于结构性下降阶段，年均增长率为-2.0%，低于全国同期水平（1.2%）；2017年由负转正，增长率为2.9%，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辽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1991-2017年平均贡献率为19.6%，低于全国3.3个百分点。辽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要素投入，是一种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

表1  辽宁资本、劳动力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单位：百分点、%

2.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辽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趋势与全国一致，呈现顺周期的特征。1991-2010年辽宁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出正向增长的状态，主要得益于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和依靠设备引进带来的技术、规模效率的改进。这一阶段辽宁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前期积累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产生了巨大的产能，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迅速，生产要素配置得到了改善。但2011-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大于全国（见图1）。究其原因，一方面，产出严重依靠投资拉动，但设备利用效率大幅下降、短期需求低迷导致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放慢，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难度不断提高，同时自主创新能力还未形成明显优势。

图1  2003年以来辽宁与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三、提高要素生产率面临的挑战

国内外研究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在跨入高收入门槛前，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持续上升的特征。2019年，辽宁人均GDP达57191元（按当年平均汇率6.898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算，相当于8290美元），正处于由中高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升级的重要时期，在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减速趋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挖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从工业化过渡到高水平的服务业化，是辽宁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资本增速下降的增长冲击

1.投资率由高转低

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投资率大幅提升，从2003年的38.9%上升到2014年的62.1%，2007-2014年一直保持在60%以上的高位，虽然这基本符合工业化中后期投资需求拉动较大的国际规律，但明显高于全国同期投资率平均水平（45.0%）。根据各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呈倒“U”形的统计关系，即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消费率随之提高，投资率趋于下降，投资率最大值的拐点发生在城市化率60%左右。2008年，辽宁投资率达63.1%，处于历史高位，城市化率为60.1%，2015年起辽宁投资率开始下降，2017年为43.3%，辽宁投资率和城市化率的关系与国际规律基本吻合。

2.投资效益下降

辽宁资本存量在2003年以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在2003-2014年，资本存量增速大幅提升，这一阶段资本存量增速显著高于经济增速。辽宁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由2003年的1∶1.01降低到2015年的1∶0.68，投资效率不断下降，徘徊在投资扩张—效益递减的怪圈，相当一部分投资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是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浪费，过度投资还加大了债务风险，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16年、2017年随着辽宁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不断推进，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资本形成的比率大幅提高，2017年为1∶1.44，但资本产出比仍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

（二）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增长冲击

1.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且老龄化加剧

辽宁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11年已达峰值，之后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5%，较2011年下降了3.7个百分点。虽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但辽宁生育意愿较低，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6.39‰，低于全国4.55个千分点，居全国各地第30位。生育政策调整对辽宁劳动力供给影响非常有限，未来一定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仍会呈现动态减少趋势。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化将愈演愈烈，《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显示，2017年，辽宁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达39.5，高于全国1.7岁，居全国首位。辽宁16-40岁的农民工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年为39.3%，与2010年相比下降了17.8个百分点。

2.劳动参与率下降且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

辽宁“十三五”时期的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十二五”时期有所下降，2018年为69.6%，低于全国8.5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近年来，辽宁城镇就业人员占比低于农村，2018年乡村就业人员占比53.5%，但农民市民化的程度不高。辽宁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大多从事于简单的服务业和建筑行业，许多农民工由于不能在城市扎根落户，最终又退回到农村的低效率产业，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

3.高层次人才持续短缺且人才流失严重

当前，辽宁产业工人多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高技能人才不及江苏的三分之一，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符合行业高端需求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辽宁省人社厅2017年发布的辽宁人才需求现状与特点调查报告显示，辽宁对技能型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明显，专业技术类岗位需求占42%，技能类岗位需求占39%，各市普遍急需高端装备制造业人才。同时，辽宁各层次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企业面临引进人才困难、留住人才更难的困境。由于辽宁工资水平相对偏低，企业下大力气培养的技术人才，流动性非常大，现有待遇难以留住技术人才。

（三）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低效率的增长冲击

1.资源配置低效率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意味着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衰落，顺应比较优势的产业茁壮兴起，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而原有大规模工业化框架下的生产模式和激励制度，却对创新和转型造成了障碍。资源过度向低效率部门配置，比如国有企业对资本和金融渠道的垄断，既阻碍了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公平进入，也使得无效率的“僵尸企业”在制度的保护下难以及时退出。同时，资源涌入了低效率的服务部门，尤其是房地产业，2003年以来，辽宁房地产业投资占比始终在20%以上，2017年达36.3%，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已大于带动效应。

2.技术进步低效率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地区综合实力的关键支撑，是新常态下加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要素。根据历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评价结果显示，辽宁创新能力排名从2011年的第8位下降到2019年的第19位，其中，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及创新绩效与发达省份的差距拉大。一是研发投入不足。辽宁科技创新投入强度不高，2019年，辽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86%，低于江苏0.85个百分点。企业创新意愿不强，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2018年，辽宁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仅达1.13%，低于江苏0.45个百分点。二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辽宁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转型发展的压力很大，企业高端人才匮乏、创新活跃度不高、产出效率较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亟待有效解决。2018年，辽宁规模以上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7.2%，低于江苏5.0个百分点。三是创新环境欠佳。辽宁创新环境排名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创新基础和市场环境较好，但金融环境和创业水平排名靠后，是制约创新环境发展的主要因素。人才培养和引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辽宁营商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还需要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更加公平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国内实践

在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的情况下，经济增速背后的结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指标。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部署，采取多种方式努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差异，各地在强调高质量增长时各有侧重。

（一）主动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更佳的营商环境

一是增强服务意识。四川成都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持续推进了10余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和“并联式审批”，坚持每季度召开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和民营企业座谈会，被世界银行组织评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二是提高服务效率。江苏把“不见面审批”作为全省普遍的制度安排，确定“放管服”改革“3550”目标，即企业3个工作日注册开业、5个工作日获得不动产权证、50个工作日内获得工业生产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三是提升服务质量。江苏始终把人才作为核心资源，在外来人才引进上，从洽谈、落户，到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甚至到驾驶证换证这些生活细节，都建立了保姆式的服务体系。

（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理念创新。在发展新动能上，江苏从省级层面设计了很聪明的调控：每市只能选择1到2个最有相关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与其他市重复，否则，省里的专项扶持资金将不予扶持。二是质量创新。质量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遍路径。广东推动企业普遍开展质量创新，应用卓越绩效、六西格玛、精益生产、质量诊断、质量功能展开等先进生产管理模式和方法，推广质量管理小组等质量管理活动。三是技术创新。广东大力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坚决破除无效供给，实施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引导8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四是平台创新。江苏着力建设产业发展平台、技术服务平台以及重大活动平台，并形成了长效机制，各类支撑平台成为了培厚创新的“土壤”。

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辽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对策建议

辽宁正处于从中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关口，迫切需要从传统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驱动向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驱动转变，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保持稳步上升，以此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

制度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点是要改善效率，这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政策、环境、服务等方面不断优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一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解决好对增长目标的认识和机制问题，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造和重组，加快推进混改落地，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强。三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打破行政性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让低效率的企业能够退出市场，让高效率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稳定社会、市场和企业家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金融财税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着力降低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二）加快结构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在经济减速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提质增效，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夯实根基。一是让信息化和数字化赋能辽宁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技改投入，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兴产业集群，打造高端产业基地，着力培育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和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柔性服务、协同服务、绿色服务和分享服务等重点领域形成新增长点，重点发展健康、教育、养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义务教育均等化，以解决户籍和土地问题为抓手，推动农民市民化步伐，挖掘人口潜能，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使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在新的时空上重新聚集，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三）强化科技创新，提高技术进步效率

科技创新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就要充分发挥企业促进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一是积极寻找并着力打造科技研发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链接点，结合辽宁产业基础，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快速跟进、及时抢位、形成优势，激发并集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二是激励实体企业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撬动功能，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引导激励企业加大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投入力度。三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完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平台建设，探索多形式的协同创新模式，发挥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作用，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四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技术进步提供公平的法律环境。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使得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成果得到合法的保护，这对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技术研发型企业的积极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释放人才红利

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以劳动力质量提高替代数量减少，是应对人口红利衰减的有效有段。一是多渠道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政府着力向治理主体转型，建立政府、企业、培训部门多主体协商的职业培训模式，明确规则和标准，形成长效培训机制，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二是发挥企业重要培训主体作用。加强政策激励，扶持企业新型学徒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内部的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三是根据市场对人才实际需求的情况，优化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学科设置，加大对就业前景好的专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四是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全方位激发人才活力。着重提高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的吸引力，探索建立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通过政策和薪酬引来人才，通过环境和事业留住人才。

参考文献：

〔1〕袁富华,张平,楠玉,张自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2〕任保平,茹少峰,等.新常态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4.

〔3〕宋文月,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与质量互动机制研究:1996—2016[J].财经问题研究,2018(7).

〔4〕肖宏伟,王庆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及提升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7(3).

〔5〕茹少峰,魏博阳,刘家旗.以效率变革为核心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6〕杜月,徐文舸.全要素生产率的四大影响因素[J].中国投资,2018(3).

〔7〕陈畴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再创浙江制造新优势[J].决策咨询,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