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中小企业融资一直是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现有研究在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是否具有信号效应存在分歧。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在内的信号传递扩展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并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出台的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财税政策在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型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号效应最为显著。
关键词:中小企业 融资 财税政策 信号博弈模型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于促进科技创新、提供就业岗位、满足社会需要具有重要作用。受自身弱质性和金融资源错配、供需失衡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境,“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悬在中小企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呈现倒金字塔型,中小企业处于资源分配的底层,金融资源错配、供需失衡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深层次原因。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两增两控”、“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等一系列融资惠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将“融资促进”单设一章,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视程度。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小企业无法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去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亟需突破发展瓶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财税政策成为破题开路的重要抓手,因此,研究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意义重大。
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总结了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在内的信号传递扩展模型,提出理论假设,第四部分利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设,并从产权性质、生命周期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对于企业自身的资金积累非常重要(刘旺霞、陈五先,2018),通过提高中小企业自我积累水平,增加其内源性融资能力(湖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13)。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财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财税政策具有信号效应,能够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Kleer Robin(2010)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同类型政府补贴的信号模型来研究财政补贴是否为中小企业融资起到良好的信号作用,结果发现,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偏好于投资有政府补贴的高私人回报项目,但这种信号作用是否有效存在前提条件,当投入到基础研究项目和应用研究项目的财政补贴可以明显区分时,政府补贴的信号效应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较弱。Miguel Meuleman, Wouter De Maeseneire(2012)利用比利时1107个微观企业数据库,研究政府财政补贴是否会影响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结果发现,获得财政补贴可以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有关中小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外部融资。另一种观点认为,财税政策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政府财政补贴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效果具有严重的短期性,Bergstrom(2000)利用1987年-1993年瑞典企业融资补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政策实施第一年,财政补贴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政策实施第二年起,财政补贴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较弱的负向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效应逐步扩大。部分学者将政府财政补贴的短期有效性归因为政策信号决策偏误,虽然财政补贴可以短期内明显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有效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但是从长期来看,财政补贴作为一种政策信号干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决策,产生“融资优势幻觉”(Van Tongeren,1998),这种不恰当的影响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重视和考虑中小企业的异质性问题(肖念涛、谢赤,2013)。中小企业异质性包含企业规模、融资能力、产权性质、生命周期、所在地区等多个要素,陈路易(2018)利用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中小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来说,税收优惠存在负效应。税收优惠政策在不同融资能力的中小企业之间作用效果不尽相同,于海珊、杨芷晴(2016)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显著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贷水平,税收优惠政策对融资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对融资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无效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杨超(2015)运用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样本数据来实证研究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财政政策对促进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和效果,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促进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有显著影响,但国有企业融资效果并不显著,对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中小企业融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房地产、建筑业等行业中小企业影响有限。郭景先(2016)认为,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生命周期的中小企业融资特点存在显著差异,利用信号博弈和计量模型,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融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权性质和生命周期等因素对于财税政策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融资具有调节效应。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蔺鹏、孟娜娜,2018;吴晓俊,2013)的证实。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存在分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在内的信号传递扩展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机理,并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异质性因素,深入分析了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财税政策的精准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在Robin Kleer(2010)、谭建(2018)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构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在内的三方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一)基本假设
博弈的参与主体为政府部门、银行机构、中小企业,财税政策体现了政府部门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政府部门向中小企业提供的财政补贴一般需要特定的申报条件,比如研发补贴,政府部门通过设定研发费用占比、研发人员比重、贡献于研发的投资比例等要求,选取部分有资质的中小企业获得财政补贴项目,我们设获得财政补贴的中小企业s比例为
如果中小企业仅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外源性融资B,则政府部门的收益为
能否获得财政补贴这一标准将中小企业分为两种类型,获得财政支持的中小企业表现出“高质量”发展特性,而被财政支持事前审核“拒绝”的中小企业表现出“低质量”发展特性,中小企业的类型分布为
(二)均衡分析
当政府部门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财政补贴,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发出信号s,作为信号接收者,银行等金融机构选择行动L,即向中小企业提供外源性融资,政府部门的收益为
1.分离均衡
若分离均衡存在,政府部门收益必须满足:
因为
又因为当存在分离均衡时,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贝叶斯规则得到的修正概率为:
所以条件
整理后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信号传递博弈存在分离均衡,在分离均衡的条件下,政府部门以概率为1的形式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实施财税政策,银行等金融部门接收到信号,为获得财政补贴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资金,而获得财政补贴的中小企业积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全部的真实信息,会选择外源性融资,未获得财政补贴的中小企业需要额外地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证明自身优势的真实信息,这一额外成本较高,会选择放弃外源性融资机会,因此,能否享受到财税政策,不仅影响银行等金融部门的信贷行为,还会影响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选择,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明显的信号效应。
2.混同均衡
若混同均衡存在,政府部门收益必须满足:
这一不等式显然成立。而银行等金融部门作为信号接收者,期望收益必须满足条件:
而当存在混同均衡时,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贝叶斯规则得到的修正概率为
所以只有当
“低质量”发展的中小企业收益函数为: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信号传递博弈存在混同均衡,在混同均衡的条件下,如果中小企业未能享受到政府部门的财税政策支持,银行等金融部门接收到相应的信号,不会向其提供贷款资金,因此,“高质量”发展的中小企业会积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全部的真实信息,会选择外源性融资,而“低质量”发展的中小企业会通过“包装”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隐瞒真实信息等手段,也会选择外源性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的融资风险。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在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的条件下,政府出台的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
四、实证分析
为研究政府实施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及其效应,本文选取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中的上市中小企业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企业融资水平作为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柳光强(2016)、于海珊、杨芷晴(2016)的研究成果,本文用“长短期借款之和/企业总资产”来衡量企业融资水平。
解释变量: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国内外文献对于税收优惠存在多种处理方式,柳光强(2016)等部分学者将上市公司年报反映的“企业各类税费返还”作为税收优惠指标,郭春立(2015)、陈路易(2018)等一些学者以中小企业实际税率为基础,通过递延所得税进行调整来衡量税收优惠,考虑到税收优惠的计算方式存在分歧,本文采用上市中小企业年报中“政府补助”作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指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政府补助能够综合反映中小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财税政策的情况,本文用“政府补助/企业总资产”来衡量企业享受财税政策情况。
控制变量:借鉴现有国内外文献,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企业盈利水平、资产周转率、企业创新能力、持续经营时间、劳动密集度六个指标作为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以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越大,一般表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这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经营能力考核的重要参考;企业盈利水平以当期净利润/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企业盈利水平越高,表明企业运用总资产的获利能力越强,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该指标考察企业的经营效率;资产周转率以当期总营业收入/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资产周转率越高,总资产的周转越快,反映出企业较强的销售能力;企业创新能力以当期研发投入/总资产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越强,一般越容易获得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持续经营时间以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来表示,用以反映企业的持续经营水平;劳动密集度以企业员工人数/总资产来表示。具体变量的含义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含义
变量 |
变量描述 | |
被解释变量 |
企业融资水平 |
长短期借款之和/企业总资产 |
解释变量 |
财税政策 |
政府补助/企业总资产 |
控制变量 |
企业规模 |
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
企业盈利水平 |
当期净利润/总资产 | |
资产周转率 |
当期总营业收入/总资产 | |
企业创新能力 |
当期研发投入/总资产 | |
持续经营时间 |
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 |
劳动密集度 |
企业员工人数/总资产 |
(二)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12-2017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上市中小企业,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计量模型中各变量数据均根据上市中小企业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整理而来,在数据预处理之前,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要求,结合不同产业,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从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所有上市企业中,筛选出符合划型标准规定的中小企业。在初步筛选的中小企业样本数据基础上,剔除了政府补助为0的样本数据,经过数据处理后,2012年—2017年的样本数据分别是:212家、211家、238家、308家、392家、510家,共计1871个观测值,在实证研究周期内,存在企业上市和退市的情况,截面样本企业数量不同,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处理。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
样本量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均值 |
标准差 |
企业融资水平 |
1338 |
9.218 |
30.224 |
22.485 |
1.909 |
政府补助 |
1429 |
0 |
1.672 |
0.211 |
0.0597 |
企业规模 |
1871 |
12.339 |
29.088 |
21.771 |
1.267 |
企业盈利水平 |
1871 |
0.00013 |
0.689 |
0.0875 |
0.0523 |
资产周转率 |
1871 |
0 |
3.818 |
0.955 |
0.421 |
企业创新能力 |
1871 |
0 |
0.641 |
0.0827 |
0.0255 |
持续经营时间 |
1871 |
0.522 |
3.741 |
2.315 |
0.461 |
劳动密集度 |
1622 |
8.58E-08 |
2.67E-04 |
3.33E-06 |
6.26E-06 |
(三)模型设定及结果分析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企业第t期的融资水平以
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计量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选择,在回归中控制了产业和时间的影响,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P值为0.0226<0.05,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同时,采用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以避免其他不可观测噪声项对估计系数的干扰,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融资水平 | ||||
变量名 |
(1) |
(2) |
(3) |
(4) |
Grant |
0.0252*** (0.00711) |
0.0255*** (0.00972) |
0.0249*** (0.00670) |
0.0261*** (0.00709) |
Size |
- |
0.00693** (0.00318) |
0.00701** (0.00325) |
0.00702*** (0.00309) |
Prof |
- |
-0.108*(-0.0636) |
-0.115(-0.0936) |
-0.112* (-0.0610) |
Turno |
- |
- |
0.00344* (0.0021) |
0.00360** (0.0019) |
RD |
- |
- |
-0.0187(-0.311) |
-0.0231 (-0.663) |
Time |
- |
- |
- |
0.0331 (2.246) |
Labor |
- |
- |
- |
-0.00556 (-9.150) |
常数项 |
-1.913*** (-0.647) |
1.255***(0.152) |
-1.312***(-0.114) |
1.937*** (0.682) |
时间效应 |
有 |
有 |
有 |
有 |
产业效应 |
有 |
有 |
有 |
有 |
R2 |
0.386 |
0.391 |
0.407 |
0.409 |
Prob>F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Hausman Test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样本数 |
1298 |
1298 |
1298 |
1298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对于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极大似然估计(MLE)模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融资水平 | |
变量名 |
(1) |
Grant |
0.0189***(0.00268) |
Size |
0.00615***(0.00117) |
Prof |
-0.200(-0.583) |
Turno |
0.00281**(0.00151) |
RD |
-0.0374(0.298) |
Time |
0.0302(3.326) |
Labor |
-0.00443(-8.294) |
常数项 |
-0.913***(-0.247) |
时间效应 |
有 |
产业效应 |
有 |
R2 |
0.259 |
Prob>F |
0.0000 |
样本数 |
1298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表4的结果显示,计量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从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政府补助一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即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中小企业享受到政府部门的财税政策,不仅改善了企业的财务结构,提升了自身积累水平,增加其内源性融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财税政策的信号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了更多体现企业综合实力的信息,缓解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外源性融资。
此外,企业规模一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规模因素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效应,一般来讲,企业规模越大,表明企业总资产水平越高,企业调配资源的能力越强,可供外源性融资的抵押品越多,越容易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偏好。资产周转率一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资产周转率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较高的资产周转率能够反映企业资产较好的收益能力和较高的利用效率,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资产周转率这一指标来判断企业资产的收益保障性和安全性,从而做出贷款决策。而企业盈利能力在10%置信水平下与融资水平呈负向关系,表明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融资水平。企业的创新能力与融资水平呈现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可能会降低融资能力,Robin Kleer(2010)将企业创新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银行等金融机构会根据不同的研究类型判断企业面临的风险,从而做出相应的贷款决策。
(四)进一步探讨
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在研究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方面,应考虑和重视中小企业的异质性问题,从理论上讲,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中小企业激励效果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而影响了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本文从产权性质、生命周期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财税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供实证依据。
1.财税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不同产权性质将中小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三种类型,在样本观测值中,国有企业的样本观测值有259家、民营企业的样本观测值有923家、其他类型企业的样本观测值有116家。
表5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实证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融资水平 | |||
变量名 |
国有企业 |
民营企业 |
其他企业 |
Grant |
0.0183 (0.726) |
0.0279*** (0.00166) |
0.0209* (0.0114) |
控制变量 |
有 |
有 |
有 |
常数项 |
-0.884** (-0.473) |
1.077*** (0.324) |
0.964*** (0.135) |
时间效应 |
有 |
有 |
有 |
产业效应 |
有 |
有 |
有 |
R2 |
0.357 |
0.416 |
0.331 |
Prob>F |
0.0000 |
0.0000 |
0.0000 |
Hausman Test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样本数 |
259 |
923 |
116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从表5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民营企业中,解释变量政府补助一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政府补助对企业融资水平呈现并不显著的正向关系。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平等对待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在中小企业融资领域尤为明显。在金融资源错配、供需失衡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拥有政府信用背书和隐性担保,融资难度较小,财税政策在国有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融资压力和约束,财税政策对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更为明显的信号效应,获得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中小企业,通过运用财政补助,充实资本金,提高企业现金流,改善了企业的财务结构,同时,通过政府财税政策的信号传递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了更多体现民营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息,缓解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外源性融资。
2.财税政策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分析
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现有文献存在多种划分标准,Smith and Summer(1985)根据规模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Timmons(1990)在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中加入了企业年限,孙建强等(2003)建立了包含五因素在内的划分标准,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根据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限为标准,将样本中小企业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成长型、发展型和成熟型,三类企业的样本观测值分别是208家、277家和572家,样本观测值共1057家,并且在计量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持续经营时间两个变量剔除。
表6 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实证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融资水平 | |||
变量名 |
成长型 |
发展型 |
成熟型 |
Grant |
0.0177** (0.00851) |
0.0363*** (0.00272) |
0.0302* (0.0160) |
控制变量 |
有 |
有 |
有 |
常数项 |
-1.338* (0.665) |
0.929*** (0.0614) |
1.449 (8.878) |
时间效应 |
有 |
有 |
有 |
产业效应 |
有 |
有 |
有 |
R2 |
0.229 |
0.304 |
0.311 |
Prob>F |
0.0000 |
0.0000 |
0.0000 |
Hausman Test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固定效应 |
样本数 |
208 |
277 |
572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从表6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在成长型、发展型和成熟型中小企业中,解释变量政府补助一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并分别在在5%、1%、10%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财税政策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中小企业融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激励作用,财税政策在发展型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号效应最为显著,处于这一阶段的中小企业,产品正稳步占据市场,竞争能力逐步增强,业绩增长速度加快,面临较强的融资需求,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能够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外源性融资,有效提升自身的融资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在内的扩展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提出理论假设:政府出台的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以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中的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利用计量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信号效应,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中小企业享受到政府部门的财税政策,不仅改善了企业的财务结构,提升了自身积累水平,增加其内源性融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财税政策的信号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了更多体现企业综合实力的信息,缓解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外源性融资。
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从产权性质、生命周期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财税政策对异质性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方面,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融资压力和约束,财税政策对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更为明显的信号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方面,财税政策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中小企业融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激励作用,财税政策在发展型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号效应最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一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在财税政策制定环节,根据企业反映的问题,构建分层次、有梯度的政策保障体系,财税政策应重点向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型中小企业倾斜,重视政策配套体系建设;在执行环节,应明确财税政策的时间表和部门责任清单,有序落实相关政策;在评估环节,应重视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评价,科学合理地量化政策评估指标,及时反馈融资政策存在的问题,修补“政策短板”,有效衔接政策的各个环节,为下一步融资政策的制定、执行、完善提供决策依据,提高财税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是健全中小企业信息、信用体系。各部门应通力合作,打通“信息孤岛”,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企业信用等各个中小企业平台的集聚效应,拓宽中小企业信息的收集渠道,做好中小企业的财务、经营、信用等信息的运行监测工作;财税部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应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形成一张响应迅速、对接便捷、时效性高、资源广泛的“中小企业信息网”;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培育一批运行规范、公信力高的评级机构,尽快建立以中小企业、企业管理者、评级机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为主体,以信用等级、采集、发布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征信系统。
三是加强中小企业融资公共服务供给。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集聚效应,盘活平台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投融资、创业、人才培训、技术创新、管理咨询等“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建立完善的财务、人力资源、信息化于一体的管理制度,真正实现供需两侧共同发力。
参考文献:
〔1〕谭建.基于信号传递模型的中小企业融资探讨[J].统计与决策,2018,34(01):186-188.
〔2〕于海珊,杨芷晴.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投融资能力的影响[J].财政研究,2016(12):101-110.
〔3〕柳光强.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10):62-71.
〔4〕肖念涛,谢赤.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湖南社会科学,2013(04):143-146.
〔5〕Kleer, Robin. Governmental R&D subsidies as a signal for private investors [J].Research Policy, 2010(10):1361-1374.
〔6〕Miguel Meuleman, Wouter De Maeseneire, Do R&D subsidies affect SMEs’access to external financing?, Research Policy, Volume 41, Issue 3, 2012, Pages 580-591, ISSN 0048-7333,
〔7〕Hall, Bronwyn H. and Maffioli, Alessandro,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s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J]. NBER Working Paper, 2008(1):138-145.
〔8〕Levenson A R, Willard K L. Do firms get the financing they want? Measuring credit rationing experienced by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U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0, 14(2): 83-94.
〔9〕Cowling M, Mitchell P. Is the small firms loan guarantee scheme hazardous for banks or helpful to small busines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3, 21(1): 63-71.
〔10〕Lee N, Sameen H, Cowling M. Access to finance for innovative SMEs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2): 370-380.
〔11〕Revest V, Sapio A. Financing technology-based small firms in Europe: what do we know?[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2, 39(1): 179-205.
〔12〕Pollard J S. Small firm finance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4): 429-452.
〔13〕Harrison R T, Mason C M. Does gender matter? Women business angels and the supply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31(3): 445-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