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升民  向景/广东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社保费负担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不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在“降成本”条件约束下，各省纷纷采取了降低社保费负担的举措。社保费负担调整对投资增长和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对于消费则没有显著性影响。社保费负担调整受到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降低社保费负担策略，既要能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又要防止一些省份社保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出现系统性风险。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成本  社保费负担  经济影响  系统性风险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重要手段。其中，“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税费负担是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自然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1]。实际上，近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推动减税降费。最大的制度性减税措施就是“营改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提供的数据，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超过5000亿元。在降费方面，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自十八大以来，政府为企业降费超过4200亿元。已有的研究对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学术界大都认为，相对于利润水平和全球化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言，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整体是偏重的^[2-4]。进一步剖析企业税费负担的构成，研究者发现，企业上缴的社保费在各种税费负担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小微企业层面更显突出^[5-6]。鉴于此，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分两次先后要求下调失业险费率、工伤险以及生育险费率，总降幅为1.75%，社保五险费率由41%下降到39.25%。根据国务院会议的精神，全国20多个省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下调了社保费率，但下调幅度并不一致。2016年，许多省份又进一步加大了降低社保费率的力度。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存在差异，在社保费省级统筹的前提下，各省降低社保费率的力度会有所不同。那么，在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各地区降低社保费率及其企业面临的负担对中国经济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通过国际比较来判断中国企业所承受的社保费负担状况；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各省社保费负担现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社保费负担对消费、投资及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企业社会保险费率水平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开始凸显。其中，人工成本过高成了许多企业不可承受之重。而在人工成本的构成当中，社保负担过重又是较为突出的问题。社保费的具体内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根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中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接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福利国家40%的缴费门槛。上述缴费水平分别比美国、日本和韩国社保缴费率高出23.2、14.01和24.12个百分点，约为菲律宾的3.04倍，泰国的3.84倍和墨西哥的4.76倍。如果再加上各地10%到24%的住房公积金缴费，中国“五险一金”的名义费率已经达到60%左右，社保负担已经超过了工资总额的40%以上，在世界上都属于费率负担较高的国家，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些“福利国家”的水平。

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保费率进行了比较，比较的对象不仅涵盖了企业承担的社保费负担，也包括了个人承担的社保费负担，而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企业承担的社保费负担。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障水平自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受篇幅限制，在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险费率水平进行比较时，只能选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为了保证多样性，我们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分类，从不同类型国家中选取样本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按照价值取向侧重和制度完备程度，当前各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有四种类型：（1）俾斯麦型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调资金来源多元化，即保险费大部分由雇主和雇员共同交纳，政府在收支不平衡时，酌情给予资助。（2）贝弗里奇型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范围普及全民、保障项目贯穿人生各个方面，即所谓“福利国家”；在公平与效率的序列选择中，以公平为主、效率次之；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借助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了提高福利不惜推行高税收政策，致使财政负担过重。（3）公积金模式，它的特点在于以自助型为主，国家负担轻，不存在代际之间的转嫁，并且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更强。（4）最低生活社会保障模式，多采取“济贫保障”措施等，属于不发达国家的社保类型。从这五种类型中，我们选取六个国家作为代表与中国的社保费率进行对比。其中以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俾斯麦型社会保障体系样本国家；瑞典作为贝弗里奇型国家的样本；新加坡作为公积金模式国家的样本；智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以下我们会按照美国社保署的分类，将社会保险分为四大类：养老、医疗与生育、失业、工伤，按照分类将六个国家的企业缴费率与中国进行对比，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为2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及高福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其罕见。如此高的养老保险费率水平与中国长期以来养老基金积累不足有关，同时也受制于“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压力。企业缴纳的医疗与生育费率为6.5%，略低于德国和瑞典，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率水平在1%-1.5%之间，在所有国家处于较低水平，但高于日本和新加坡，工伤保险费率水平在0.2%-2.85%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总社保缴费率在27.7%-30.9%之间，远远高于表1中所列出的其他样本国家企业总缴费率水平。这说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承担偏重的社保费负担是不争的事实。

国别	养老保险	医疗与生育	失业	工伤	总缴费率
中国	20%	6.5%	1%-1.5%	0.2%-2.85%	27.7%-30.9%
德国	9.4%	7.3%	1.5%	1%-5%	19.2%-23.2%
美国	6.2%	1.45%	6%	1.34%	14.99%
日本	8.91%	5%	0.7%-0.9%	0.25%-8.8%	14.8%-23.6%
瑞典	10.21%	7.45%	2.91%	0.3%	20.9%
智利	0%	0%	2.4%	0.95%-6.8%	3.4%-9.2%
新加坡	1%-18.15%	4.2%-5.53%	0%	—	>17%

表1  中国与部分典型国家企业社会保障缴费情况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社保署《World Social Security Program》以及各国社保局网站数据整理。

 

二、“降成本”条件约束下的各省社保费率调整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基本内容可以被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降成本”主要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而税费负担又是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下行和国际税收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减税降费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仔细分析当下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结构，降费显然比减税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对于企业而言，社保费在全部税费负担中占有突出地位。事实上，在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已开始调整社保政策，以下是本文对“降成本”条件下全国及各省市地区颁布的有关社保新政策的法规文件进行的梳理。

2015年3月1日起，中央政府决定将失业保险从原来的3%调降至2%（单位和个人缴费具体比例由各地确定）。2015年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调整之后，最低行业基准费率由0.5%降至0.2%，最高行业基准费率由2%降至1.9%，政策平均费率从原来的1%调降至0.75%，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超过合理结存量的地区应调低费率。经历两次降费后社保的综合费率由41%下降至39.25%，合计下降1.75%。

虽然国务院连续多次做出降低社保费率的制度安排，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但社保名义费率仍然偏高。2016年4月14日，我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规定，从2016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这是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首次下调。该文件说明，在养老保险支出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可进一步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以激发企业活力。按照要求，全国共有21个省市符合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条件，其中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江苏等20个省(区、市)养老保险费率可从20%降至19%，上海可从21%降至20%。此后在21个符合降费条件的省份中，有19省已出台阶段性降费政策，只有内蒙古、西藏尚无举措。降费期暂按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执行。在各地纷纷降低基本养老保险单位上缴比例的背景下，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税局发布《关于进一步统一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通知》，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全省各地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至14%。根据通知，全省地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至1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4%的调整至14%；低于全省统一比例的，逐步过渡至全省统一比例。这是对养老保险缴费费率的一次重大调整，也使得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水平明显下降。

2017年1月1日，国家再次发布降低社保费率的通知，决定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5%的省（区、市），可以将总费率降至1%，降低费率的期限执行至2018年4月30日。这是再次响应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要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的要求，也是近两年来第三次下调失业保险费率。全国共有22个省份符合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基本条件。山东、浙江、江苏、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宁夏、新疆、甘肃等10个省份已印发通知，明确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1.5%降至1%。在已实施此轮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省份中，用人单位缴费比例均有所下调。其中，江苏、山西、新疆、浙江、宁夏、天津、辽宁失业保险单位费率从1%降至0.5%，个人费率保持0.5%不变。甘肃失业保险单位费率从1.2%降至0.7%，个人费率保持0.3%不变；山西将单位部分由1%降至0.7%，个人部分由0.5%降至0.3%。

如表2所示，截至2017年7月，全国各省市社保名义总费率在33.65%-41.7%之间,各省费率的算术平均值为39.08%。其中个人费率在10.2%-11%间，算术平均值为10.42%；企业所承担的社保费率在23.45%-31.20%间，算术平均值为28.66%。费率最低的广东省企业社保名义费率仅23.45%,远低于全国其他省份，费率最高的天津市企业社保费名义费率为31.20%，二者相差7.75%。可见，省际之间社保费率差异主要是由企业社保费率差异贡献的，个人上缴的社保费率在各省之间差距很小。理论上，各省之间社保费率尤其是企业上缴的社保费率存在差异，会导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用脚投票”，引起各种资源在省际之间的重新配置，即生产要素从高费负省份流向低费负省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各省之间的经济竞争能力产生影响。

表2  2017全国各省市社会保险费费率

注：数据来源于各省人社局网站2017年7月最新数据；养老保险的费率计算仅包括城镇职工，不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缴费率从低计算。

 

三、社保费负担调整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现代保险制度中，社会保险资金主要有三大基本来源：即国家税收的转移支付部分，参保劳动者自己负担部分，以及用人单位负担部分。而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企业和参保者所承担的部分。对于企业来说，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费负担在财务上表现为一项工资外的刚性人力成本支出，企业社保缴费承受能力与其生产出的附加值密切相关，一般成正比例关系^[6]。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保险是其以后基本生活来源的保障。企业和个人向政府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养老、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障，虽然名为费，但实际与税收并无本质的差别。各省下调社保费负担无疑会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选择，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以下，我们分别从消费、投资和创新几个方面对社保费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估计方法说明及数据描述

本文分别将消费、投资、经济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建模，考察社保费率对于以上三个变量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1）

  （2）

  （3）

其中，lnconsume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对数值；lninvest为投资的对数值，以资本形成总额的对数值衡量；lnfirmrd为企业创新投入的对数值，以现期人民币为单位计算； 为常数项；realtaxr为企业实际缴纳社保费率即核心解释变量，以其中城镇职工社保费用收入总和与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之比来衡量，其中城镇职工社保收入为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工伤保险社保费收入的总和。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如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等，γ为相应回归系数; ， 为复合扰动项， 为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为随个体和事件改编的扰动项。模型使用31个省市2011-2016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强烈拒绝检验原假说，即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为正确模型，另外也适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作为参考。

该面板为平衡面板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实证方法对模型（1）、（2）、（3）进行回归，并控制了模型的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我们以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为基准，辅之以混合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法为参考。回归结果如下表4、表5和表6所示。

在表4、表5和表6中，（1）式为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方法，（2）式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3）式为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法。表4刻画了企业缴纳实际社保费率对投资的影响，第（2）式显示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以后，企业缴纳实际社保费率对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实际社保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会下降大约0.78个百分点。第（1）式和第（3）式的结果同样说明了实际社保费率对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降低社保费负担对投资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比较重要的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比如城市化率对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化率越高的地区需要新增加的投资越少；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越强，投资增长速度越快。

表4  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投资增长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统计量的标准误，其中混合回归结果使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显著性水平表示^*p< 0.1, ^**p< 0.05, ^***p< 0.01,下表同。

 

表5显示了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以第（2）式为基准，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消费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因为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率变化，并没有直接改变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对居民消费并没有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当然，企业实际缴纳的社保费率为负，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企业缴纳社保费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采取了减少当期消费的行为。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合。

表5  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消费增长的影响

变量名称	(1)	(2)	(3)
	lnconsume	lnconsume	lnconsume
realtaxr	0.7183*	-0.0418	-0.1599
	(0.3683)	(0.2596)	(0.3175)
depratio	-0.0075	-0.0068	-0.0060
	(0.0104)	(0.0064)	(0.0116)
urbanization	0.0662***	-0.0199***	-0.0109
	(0.0185)	(0.0039)	(0.0087)
lnavesalary	0.0310	-0.1809**	-0.1028
	(0.0645)	(0.0909)	(0.0749)
ficapacity	-0.5174*	0.6443***	0.6517***
	(0.3047)	(0.2069)	(0.1450)
lnpbrevenue	-0.0003	0.8973***	0.6960***
	(0.1040)	(0.0384)	(0.0687)
indupg	-43.0053*	20.7076***	23.8126*
	(23.2234)	(6.4722)	(12.5686)
marketr	-0.0096	-0.0151	-0.0112
	(0.0081)	(0.0127)	(0.0101)
Cons	5.4975***	5.1819***	5.2540***
	(1.1361)	(1.0263)	(1.0939)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6	186	186
R2	0.793	0.901	0.698

 

表6显示了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第（2）式为基准，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后，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为负，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就会增加约0.86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入是创新的源泉，实证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社保费率有利于激励创新。其他解释变量与预期大致相符。

 

表6  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变量名称	(1)	(2)	(3)
	lnfirmrd	lnfirmrd	lnfirmrd
realtaxr	-0.3564	-0.8576**	-0.8576**
	(0.2802)	(0.3613)	(0.3613)
urbanization	0.0391***	0.0386***	0.0386***
	(0.0136)	(0.0147)	(0.0147)
lnavesalary	0.0077	-0.0497	-0.0497
	(0.0265)	(0.0439)	(0.0439)
ficapacity	0.1169	1.0217***	1.0217***
	(0.2044)	(0.3249)	(0.3249)
lnpbrevenue	0.1157	0.5859***	0.5859***
	(0.0750)	(0.1247)	(0.1247)
proad	-0.0036***	-0.0054***	-0.0054***
	(0.0006)	(0.0006)	(0.0006)
marketr	-0.0001	-0.0056	-0.0056
	(0.0053)	(0.0053)	(0.0053)
Cons	1.6745*	-1.0804**	-1.0804**
	(0.8798)	(0.4719)	(0.4719)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6	186	186
R2	0.786	0.729	0.729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代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基本回归分析中，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缴纳的实际社保费率，以此来衡量企业总体上的社保费负担。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社保费负担中养老保险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用企业实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来替代实际社保费率，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实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对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分析表明，降低企业社保费率与对企业减税具有相同的作用机理，有助于降低企业负担。

（2）通过社保费负担的国际比较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社保费负担处于较高水平。

（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降低社保费率对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不显著，对投资和创新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二）政策建议

1.切实降低社保费负担，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通过上文中对于降费的分析以及国内降费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降低费率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并显示出成效。对企业来说，降低社保费率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减少了对企业利润的挤占，有利于缓解对资本供给的抑制，从而提升资本供给和资本使用效率，促进企业产业升级，同时减轻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对宏观经济来说，降低费率使得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力增强，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上文中的实证分析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降低社保费率能够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并且提高企业利润，从而对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就目前我国降费实践来看，大部分降费集中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费率的下调，但对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减负改革较为谨慎，未来如何对这两项社保费负担进行改革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制度设计。我国企业缴纳的养老费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甚至成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大幅度降低企业缴纳的养老费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降低养老费率与中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和养老金缺口较大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已经开始采取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办法。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随着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政府可继续加大划转国有资产的力度以降低企业养老缴费负担。

2.通过降费推进以提高财务可持续性为核心的社会保险结构性改革

要想达到全国整体降低企业费负担的目的，单纯只靠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行不通，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供给侧，社会保险降费的同时应当针对不同险种各自存在的问题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从而优化我国的社会保险结构，提高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近期主要改革任务有两项：一是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以加强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二是尽快实现全国统筹以减少财政风险。此外还要加强社保基金收支缺口较大省份的自我造血功能。2012年和2015年广东和山东养老金试点入市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即各省将部分养老金结余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运作，用于稳健型的投资保值。在全国统筹的基础上可将收益的一部分比例作为补充准备金用于各省市间的再分配。如果运行效果良好可以考虑在全国推广。

失业保险的问题主要是提高瞄准度和扩大目标群体的覆盖率以控制基金疯涨。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降费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将目前市县基金统筹水平提高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省级水平。针对这些险种，为给企业减负，降费还将继续下去。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截止2016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年末参保人数分别约为8.87亿人、7.48亿人、1.81亿人、2.19亿人和1.84亿人，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社保采取捆绑收费的模式，对于失业，工伤，医疗这类险种企业参保人数依然偏少，覆盖面仍不够广，因此要降低“门槛”，扩大农民工群体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覆盖面。此外可将这些险种进行合并，比如将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进行合并，即缴纳医疗保险可以同时享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待遇，也有助于扩大社保的征收面。

3.降低社保费负担要统筹企业承受能力和地方财政可承受能力综合考虑

降低费率，意味着给政策制定和调整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费率是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和平稳运行中的重要政策参数，它既决定筹资水平，又决定保障能力。从筹资来看，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负担能力，如果因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重而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无法实现企业缴费，就背离了制度设计目标；从保障能力来看，要考虑待遇水平和基金平衡，如果待遇保障不足或过度，也会偏离保障职工基本生活的目标，同时，基金也会因为结余多而效率低下，或者不足而难以持续。因此，社会保险费率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几乎完全是来自需求侧的考虑，于是在需求管理占主导地位的思维里，待遇水平越高越好。但从供给侧来说，它不仅是工人的福利，也是企业的重要成本。要避免拉弗曲线中高费率成为道德风险猖獗进而导致制度低收入的情况，在制定费率的时候就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保持社保收支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各省市之间在社保降费改革过程中的背景条件和降费空间也存在差异。由于社保基金实行属地管理，社保结余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既不实际，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因此要给予地方一定空间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自给能力来确定降费政策。例如，对于东北三省等养老保险未来收支有较大压力而费率属于中上的地区，降费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后续的支出来源难以为继，同时加强基金调剂、落实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来保证待遇水平不降低；再例如广东、浙江等各项保险结余充足，经济发展水平高费率相对较低的省份，也要加强基金征缴、稽核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同时，规范待遇享受资格，加强基金管理，防止“跑、冒、滴、漏”，将降低费率给基金平衡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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