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公开进程大体上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启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颁布实施，使财政公开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之后财政部于2013年、2014年和2016年先后三年出台关于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加速了阳光财政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政府预算信息开始对民众公开透明。2014年，新《预算法》更是明确将政府预算信息公开与财政透明纳入依法治国的范畴。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财政公开取得了一些进步，包括从中央公开到各省市公开，从三公经费公开到基本实现全覆盖，从结果公开向过程公开转化，从各部门单独公开到统一在政府网站公开等。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2016年31个省份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为42.25分，分别比2015的36.04分和2014年的32.68分高出6.21分和9.57分。2016年最高分为65.53，首次突破60分，表明省级财政透明度呈现小幅稳步上升的趋势。

    虽然有一定的成绩，但财政公开整体情况仍不理想、缺乏突破性进展也是大家的共识，包括公开的信息不完整、不详细、不及时、不易理解等，主要与主体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够、外界压力不足、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信息公开载体建设滞后等因素有关，其中公开与保密的权衡、制度的完整性和细化程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财政公开源于政府和社会两个力量的共同作用。对于政府来说，经济高速增长催生了民生（福利）支出刚性增长，经济转为中低速增长后，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放缓，财政压力陡增，政府政策腾挪空间逼仄，带来政府平稳运行风险和民众信任危机，亟需另辟蹊径。财政公开透明无疑有助于政府转移其面临的相关风险。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看，随着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会与政府的合作（例如PPP）越来越多，社会也亟需掌握政府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其决策和参与，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公开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要特别强调的是，财政公开要注重实质性效果，而不仅仅是形式、过程符合规范。这种形式、过程符合规范，但实质没有变化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约束、控制政府行为的目的，不能在社会（特别是投资者）和政府之间建立信息桥梁，反而会在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同时，使政府进一步失信于民，并严重掣肘营商环境的完善和提升，长期来看，最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