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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京春等/再思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应何去何从——从库兹涅茨到皮凯蒂再到中国收入分配实践

日期:2017/11/3 15:17:24 来源:地方财政研究2017年7期 阅读次数:628

苏京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赵晔/辽宁省委党校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开始成为国民收入分配研究中的焦点所在,这一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更是具有特殊意义。西蒙·库兹涅茨在对美国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学界引发热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则在其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拉长时间截距进行了推进分析。这些相关系列研究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拉美地区因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历程则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实践所必需重视的前车之鉴。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当下收入分配实践的反思。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  库兹涅茨曲线  21世纪资本论

 

从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威廉·配第到后来的亨利·乔治,都非常关注贫富分化的问题,而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开始成为国民收入分配研究中的焦点所在,这一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更是具有特殊意义。针对这一课题,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对美国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学界引发热议,历时六十年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库兹涅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拉长了时间截距、进行了推进分析,认为自己完全颠覆了库兹涅茨曲线,这些相关系列研究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拉美地区曾经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独树一帜,历经三十年黄金增长期,而后宏观经济裹足不前,被认定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实践所必需重视的前车之鉴。本文试对这些认识进行梳理、述评、总结,以期对中国当下收入分配实践形成有积极意义的反思。

一、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库兹涅茨曲线述评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领域,从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威廉·配第到后来的亨利·乔治,都非常关注贫富分化的问题。然而,这些关注通常都基于时间横断面,带有一定历史性,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都处于非常缓慢的上升期,而随着工业革命和一次又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全球主要国家都开始经历经济黄金增长时期,而后随着发达国家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型,经济增速又开始逐步放缓,纵观整个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分配开始呈现出仅基于时间横断面无法观察到的特点。而这时一个真问题开始跃然纸面,那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究竟会何去何从。

1954年,美籍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占有的份额》,也正是基于这篇论文所阐述的“库兹涅茨事实”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在1913年至1948年美国数据的基础上,观察到美国收入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下降趋势,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从而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将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假说,在图形上表现为倒U型曲线。经济学研究中有许多条倒U型曲线,但都比不上库兹涅茨所提出的这条绝非简单的倒U型曲线,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这条曲线引发了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反思,那就是经济增长究竟是否能够自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当然,按照库兹涅茨的结论,收入分配不公平虽然一开始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但是随着经济继续增长,这种不公平会逐渐改善,而且这种改善是自动的,即经济增长会自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库兹涅茨曲线”及其结论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讨论浪潮可谓一波接一波,讨论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但主要线索有两条,其一就是沿着库兹涅茨的研究方向继续探讨和验证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其二就是何时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关于其一的讨论,显然建立在不承认也不否认库兹涅茨观点的基础上,而关于其二的讨论,则是建立在否认库兹涅茨曲线会自动产生的基础上。笔者非常赞同蔡昉(2015)在此方面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是一个并不恰当的命题,对此命题的过多探讨确缺乏积极意义,重点应当放在何时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的基础之上。首先,对于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实现的论证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这不但是建立在学界对此曲线进行研究的热烈回应上,而且还建立在历史继续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随着1948年以后数据的产生,以及数据获得和处理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许多学者都利用模型做出了更加准确的、与库兹涅茨曲线相悖的结论,而库兹涅茨曲线也因此一度遭学界摒弃,认为其错误的结论丧失了被关注的意义。这种两极极端的认识笔者是不赞同的,库兹涅茨曲线所提出的问题引发的关注是有重大意义的,且如何实现库兹涅茨曲线的相关深入探讨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首先承认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产生,即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改善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发生的基础上,学界对库兹涅茨曲线如何实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库兹涅茨转折点相伴刘易斯转折点而生、政府缩小差距的意愿和政策力度至关重要、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单纯分蛋糕的民粹主义政策适得其反等四个方面,是颇具参考意义的“新库兹涅茨事实”(蔡昉,2015)。

对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一结论,学界已陆续有许多相关研究得证,而其中就包括笔者认为颇具说服力的夏威尔·萨拉-伊-马丁《全球收入分配》(2002)一文。从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已经造成了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整体收入水平提高。首先,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详见下图1和下图2。其中,图1是世界范围内1970年的收入分配情况图,图2是世界范围内1998年的收入分配情况图,将两幅图进行仔细对比,不难发现,世界收入分布的曲线呈现出了整体的右移,而这两幅图的横轴所代表的都是收入水平,那么这种右移显然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人均GDP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两幅图的纵轴所代表的都是在相应人均GDP指标下的人口数量,那么不难看出处于峰值即最多人口所在的GDP区间也出现了显著右移,这也同样意味着人均GDP出现了显著增长。鉴于此,国际视角下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整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第二个结果:贫困显著减少。如下图3所示,无论是以每天少于2美元为临界值标准(位于下图中上半部分的曲线),还是以每天少于1美元为临界值标准(位于下图中下半部分的曲线),都可以看到,自1970年以来,世界贫困率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显著减少了。第三个结果: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继续回看上图1和上图2,不难看出,虽然世界范围内的人均GDP水平分布曲线呈现出了整体右移,而且世界范围内位于峰值的人均GDP数值也出现了显著右移,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分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图1所显示的1970年世界收入分配分布中,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相对是更加收敛的,而发展至图2所显示的1998年世界收入分配分布中的时候,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相对变得更加离散了,这显然意味着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现象。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缘自资本:《21世纪资本论》述评

经济学界于2014年出现了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那就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点,就在于皮凯蒂将库兹涅茨当年所做的研究进行了推进,进一步证实,虽然在1913年-1948年期间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确有显著下降,但是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这一程度开始趋于稳定,并没有继续下降,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程度重新开始扩大,以至于截至2000年,这一程度已经又重新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这一研究可以说是对库兹涅茨曲线最直接的颠覆。换言之,皮凯蒂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基于实证视角的库兹涅茨曲线在美国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或者我们转而从规范视角去理解,那就是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产生,至少基于美国的实践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在诸多媒体当中,颠覆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点都被当作皮凯蒂这一著作的最大亮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点还是应当排在“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的后面。原因就在于,在《21世纪资本论》之前,学界已陆续有许多相关研究进行了证明,如上所述。

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亮点,在于使用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来研究分析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凯蒂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因素都囊括在一起进行反映,不尽科学,因为由于努力工作而导致的不平等是应当得到鼓励的,而由于继承财富以及财富的膨胀所带来的不平等扩大则是应当抑制的。基于此,与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简单关注流量有所不同,皮凯蒂基于资本(财富)这样一个存量概念,构造了资本/收入比这样一个融合了存量与流量的指标,这个指标的高低能够反映资本所带来的收入究竟是不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了少部分富人的手中,按照皮凯蒂的分析逻辑,这一比例越高,就说明拥有相对更高储蓄率、更多投资机会和更高回报率的富人更多地拥有了该国资本带来的收入。经过对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翔实数据的分析,得到了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加剧的结论。具体而言,皮凯蒂计算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美国为4-5,也就是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而美国是4-5年;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降至2-3,美国也降至4以下;而后又开始一路飙升,截至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上升至5-6,皮凯蒂估计这一数值会在未来进一步上升至6.5

21世纪资本论》的另一个亮点,就在于提出资本的收益率虽然在经济学理论上是有边际递减规律存在的,但是在现实运行中由于条件总是在变化,资本总是相对于劳动而言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都在为了吸引资本而相互竞争,能够得到资本支持的市场主体往往能够将技术再向前继续推进,所以再经济实践当中,资本收益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一点认识再加上资本/收入比不断提高的事实,皮凯蒂得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将会越来越高的判断。自19世纪以来,尽管贫富差距有过不继续恶化的时期,也有过改善的时期,但总体来讲都是在不断恶化的,而且唯一一个改善的时期出现在两次世纪大战爆发时期,并非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鉴于此,皮凯蒂主张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来扭转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

皮凯蒂的论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其引发的热烈讨论中,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保罗·克鲁格曼认为《21世纪资本论》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将是21世纪1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书”,也认为富人的巨额财富在现阶段已经不能获得得那样理所当然,因为越来越多得富人其财富来自于继承,而非创业和工作。罗伯特·索洛也认为皮凯蒂“总体来看是对的”,甚至认为其以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富者越富的动态学”填补了经济学分析的重要空白。与此同时,皮凯蒂的论述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劳伦斯·萨默斯首先对皮凯蒂的论述条件提出了质疑。针对皮凯蒂所认为的资本收益率下降缓慢,萨默斯指出这一前提条件没有考虑资本贬值,认为如果将其考虑进去,资本收益率显然下降得更快,而针对资本收益全部用于再投资这一前提条件,萨默斯则以美国为例说明没增长1单位财富居民就会增加0.5的消费进行了反驳。此外,对于不平等问题的日益加剧,萨默斯认为主要是技术创新和全球化所导致的,这种以天赋为条件的不平等是具有合理的。其次,萨默斯还对皮凯蒂所提出的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的政策建议提出了质疑,认为存在特殊资产定价难题、可能引发非理性消费等等。曼昆认为皮凯蒂所论述的收入最高的1%的人其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高达20%这一结论不科学,因为没有考虑个人税收支付和非现金收入,而如果将所有因素都综合考虑,那么收入的末尾20%的人其总收入上升了50%,而中间20%的人其总收入也上升了36%。阿西莫格鲁则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在长期看来与资本/收入比这个指标关系并不大,主要还是制度在起作用,而且仅用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状况作为研究指标存偏颇之嫌。大卫·哈维则认为虽然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但是皮凯蒂这本书与马克思关系不大,甚至认为这是一本以“资本论”为题目但是却不是论述关于资本的专著。

三、民粹主义福利赶超拖垮宏观经济: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认知

拉美福利赶超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应对三十年黄金增长期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拉美在经历了长期殖民地生活加之民族和种族十分多样化,始终对平等问题非常敏感,加上遗留下来的历史制度导致国家落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举步维艰,创造就业和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就更加困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与多语种、多信仰等人口结构问题有一定关联,多元民族间的差异性与歧视因素,容易催化收入差距矛盾。加之其还存在阶段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外部发达国家的榜样效应、当权阶层的贪婪和内部公民对福利的无限渴求的充分叠加。外部发达国家的榜样效应本来是经济赶超的前提,落后经济体发起后发优势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技术学习和制度优化而实行赶超,是中等收入经济赶超阶段的合理路径。然而,拉美后来的赶超路径并没有沿着学习技术和长久有效制度体系继续推进经济赶超的方向来进行,而是扭曲地转向了忽略本土财政约束、机械照搬发达国家福利水平和福利体制的方向。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轮的“经济迅速增长—工资福利上涨—经济继续迅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高位且逐步稳定后,才进入“工资福利上涨—建立福利保障体系”的转变,又经历一定时期的福利覆盖面扩大和福利水平提高,终于逐步建成福利国家体制。因而拉美作为经济落后的经济体,过早地照搬发达经济体历经多年发展才得以推行的体制,只能是力不从心、适得其反。福利本来应是随中等收入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而逐步提高的,然而,拉美的民粹主义将福利赶超作为了经济赶超最为重要的目的,掏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拉美地区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体制机制等多重问题,因此特别值得我们进行关注。

这种福利赶超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拉美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渐尖锐,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在各个阶层都非常强烈,加之从较低的收入水平步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公民于是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福利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形成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民粹主义”倾向,加之从宏观经济尤其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力水平、国民收入等发展与积累的理性角度来考虑,公民上述对福利无限的渴望不应能够盲目地、一味地去迎合,但是拉美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加上为了迎合选民的意愿而推崇民粹主义政策的政治领袖当权,导致选民的这种非理性意愿不断地、简单地、不计后果地被政治领袖所迎合与满足。因而最终导致了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这种福利赶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当用于继续推动经济赶超的经济发展成果都作为了福利提前分配,而没有强大的力量再支撑经济的继续增长,加上当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错误导向,推拉美的宏观经济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短短的时间中内耗掉了难能可贵的经济发展成果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抉择:重要结论及启示

以上分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实现;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可能随着资本(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继续扩大,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而呈现新的特点;第三,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决不能通过简单的福利赶超即盲目提高全民福利来解决,盲目地内耗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宏观经济动荡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三个结果,除了符合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结果以外,还带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结果: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如下图4所示,中国的收入分配曲线在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呈现出整体不断右移的趋势,而且峰值也呈现不断右移的趋势,即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实现了整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个结果:贫富差距显著扩大。随着经济增长,中国整体收入水平在呈现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离散的特点。继续回看图4,从左至右的四条曲线分别代表了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的中国收入分配分布曲线,不难看出,1970年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最为收敛,随后的1980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开始呈现出离散的特点,再后的1990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离散的幅度更大,至1998年,收入分配曲线已经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离散特点,这个动态过程揭示的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显示了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呈现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特点。

客观而论,这种发展结果是符合我们在经济赶超战略下的相关预期的,符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就落在了怎样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么结合以上结论,国际研究和国际经验至少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事实: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解决,是确定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干预而最终得以解决的,可作为相关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二,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收入这个流量指标所产生的差距可能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突出,而由于资本(财富)这个存量指标所产生的差距可能会更加突显,加之中国现在正逐步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并且日益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引领者,由于资本(财富)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更加明显,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特点,正如萨默斯所说的那样,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带有资本结合天赋、资本结合创业、资本结合技术、资本结合机遇等多重特点,绝非像单纯继承大笔财产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那样容易得到明确的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或是消极影响的判断。第三,经过学术论证,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三元悖论”,即指任一特定时期,人们在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这三个通常看来都“很有道理”的目标之中,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而不能同时实现,且未能达成的目标会同时制约其他两目标实现时的水平。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拉美地区因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导致的消极发展结果。加之1950年以来,全球仅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先经历了“黄金发展期”后遭遇“矛盾凸显期”,想要正确面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大的问题,一方面避免社会贫富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避免以牺牲经济赶超来饮鸩止渴,在完成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完成制度突破性进展,从而实现弥合二元模式的平稳过渡,顺利步入发达经济之林。

 

参考文献:

1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 45 (1) :1-28.

2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3〕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4〕贾康,苏京春.中国突破“瓶颈期”亟需制度创新.参考消息,2016323.

5〕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社,2016.

6〕蔡昉.收入分配的新库兹涅茨事实.上海证券报,2015910.

7〕何帆.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中信出版社,2015.

8〕苏京春.避陷阱、求坦途:中等收入阶段的福利赶超与经济赶超.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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